歐盟發行「新冠債券」與否並非一個經濟問題

歐盟發行「新冠債券」（Corona Bonds）提案於4月23日再次由歐洲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向歐洲各國領導人提出。很可惜，「新冠債券」再次胎死腹中。目前更多信息不詳，但德國準備「大幅增加」對於歐洲聯盟預算的分攤助歐洲因應疫情。

此前德國財長就曾表達過類似方案，核心的主張是：利用歐元危機時設立的救助機制——歐洲穩定機制（ESM），向有需要的成員國提供相當於其經濟總產值2%的低息貸款。ESM資金池大概率不夠，而德國提出可將ESM規模再擴大一倍，並準備為此注資。

在今年年初疫情之前，歐盟就2021年至2027年財政預算尋求共識，圍繞未來7年大約1萬億歐元預算就曾吵得不可開交，如今所需要的救助計劃將是數萬億歐元級別。增加聯盟預算，規模是否能足以力挽狂瀾？更何況歐盟諸多國家也是心有力而力不足。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恐怕也是當下短時間內最具現實可行性的方案。既不需要突破更多法律限制，也可以避開債務共擔紅線，以滿足成員國應對疫情的資金需求。

說回「新冠債券」，顧名思義，就是歐洲內部為了應對新冠疫情而發放的共同債劵。其目的是能夠使歐元區經濟薄弱的國家，能夠在市場享受低利率融資，由歐元區共同借貸，再分配給歐元區成員國。「新冠債券」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在於它觸及到「歐元區成員國是否共擔債務」的這條紅線。

但要問的是，「新冠債券」是一個單純分錢給各成員國政府的做法嗎？諸如德國、荷蘭等國確實存在擔心，譬如「如果共同承擔債務，德國鐵定是最大的埋單者」。人們也擔心，一旦債券推出，很可能最終會演變成某種永久性機制，從而帶來長期風險，不利於穩定。

不過，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歐盟發行「新冠債券」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問題？它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歐元區共同借貸，如何分配給政府」的問題。換言之，這甚至都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這次的情況，不同於歐盟2012年拒絕歐元債券。歐元危機，可以說是一場「人禍」，起源於國家信用，即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受衝擊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過錯，因此當時避免了用一種可能蘊藏道德風險的方法，去救助一場因道德風險而起的危機。

在那個階段的判斷是：債務責任不可失控。同時也是為了保持歐元區的穩定。所以，歐盟不能為成員國不負責任的財政決策承擔責任。

但望向當下，歐盟正在面臨新冠疫情的考驗，如今支持「新冠債券」與否，既是一條經濟和法律的紅線，更應該是一個政治考量。也即歐盟是否要繼續一體化？

拒絕債務共擔，這原本是出於保持歐盟穩定的考慮，但如果因為「歐盟面臨天災時未能採取行動」而反而威脅到歐元區的穩定，那麼，拒絕債務共擔也就恰恰迷失了其根本目的。

其實這筆賬不難算。以站在反對最前沿的德國來說，德國經濟救助計劃總額高達7,500億歐元。而對應的是，歐盟受疫情衝擊最為嚴重的意大利，由於其在疫情前公共負債總額就已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30%，所以根本沒有能力給出更大規模救助計劃，意大利的救助計劃只有德國的三分之一。德國擔心的就是，如果發行歐盟共同債務，債務責任失控，從而令歐盟穩定性受到負面影響。但反過來要問的是，如果意大利疫情得不到控制，或者是因為疫情造成經濟出現更大危機，是否反過來影響到歐盟？孰輕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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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歐洲中央銀行宣布了總規模達7,500億歐元的「緊急抗疫購債計劃」（PEPP），購買歐元區符合條件的私人和公共領域資產，為市場注入流動性。3月23日，歐盟委員會首次啟動《歐盟穩定公約》中的「一般性例外條款」，取消了對歐元區成員國新增和存量公共債務的上限約束。但債務鬆綁之後，不同成員國因巨大的貧富落差而出現戲劇性的政策差異。而後在3月27日歐洲理事會的視頻會議上，各成員國就是否啟動「歐洲穩定機制」（ESM）基金里的4,000億歐元救市儲備金，爭執不下。

歐元區成員國發展不均衡這個深層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解決，為應對歐債危機出台的歐洲穩定機制、歐洲穩定公約等措施，也只是治標而不治本。這些年來，這個問題時不時就會跳上檯面，久而久之，歐盟也儼然分化成兩大陣營。這次「新冠債券」顯然將此分化再次放大。包括法國在內的南部9個國家一律表示支持，而反對的國家除了德國、荷蘭之外，還有芬蘭與奧地利。

眾所周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不對稱機制，是歐元區的根本性缺陷，要治歐元區發展不均衡的「本」，就必須在財政協調上有所突破，而事實上，所謂危中有機，「新冠債券」其實大可以是歐元區朝向共同財政邁出的重要一步。

發行「新冠債券」，以共同債務的形式來共擔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可以成為歐洲團結一致、共度時艱的最直接表態。最重要的政治符號是，近年來，圍繞「脫歐」的說法紛紛擾擾，如此歐盟能否作為一個整體走出這場危機，並變得更加強大，是關鍵。這是藉助「新冠債券」建設歐盟共同財政的路徑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