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各國領袖民望變化 「疫情紅利」的機遇與挑戰
美國政治學中有「聚旗效應」（rallying around the flag effect）一詞，用以指涉美國總統在國際危機或戰爭之中民望短期內暴增的情況。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各國之際，「聚旗效應」也傳播到世界各地。上周三（4月15日）的大韓民國國會選舉，作為全球疫情下的首個全國性投票，就成為了這個效應的「試紙」。
自4月以來，韓國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比例維持在低於1%的水平，並持續下降，其高水平的檢測能力更被全球各國視為榜樣。總統文在寅的民望由1月底的41%，升至4月初的57%，而其所屬的共同民主黨和衛星政黨共同市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奪得議會300席中180席的穩定多數，比上屆急升52席。
此次疫情中的選舉投票率高達66.2%，為二十八年來未見；這也是左翼政黨十六年來首次奪得韓國國會多數。這樣的結果，絕對為此前因朝鮮無核化未見進展，加上國內經濟問題而聲望受挫的文在寅打下一支強心針。
而且，這次選舉在遵循防疫要求的情況下順利進行-每個民眾在進入選舉場地前須先行測量體溫，排隊時則須與他人保持一米以上距離，投票時亦要消毒雙手並戴上手套-韓國隨後數日的確診病例也未見因為「人群聚集」的投票活動而有上行趨勢。對照月初美國威斯康星州（Wisconsin）選舉亂成一團、大城密爾沃基市（Milwaukee）票站數目由180個大減至5個，這場選舉本身（不論其結果）就已經是文在寅的另一項國際級成就。
這場選舉的結果，到底是「聚旗效應」的例證，還是選民對文在寅政府抗疫有成的回報？其實，這並不需要一個「非此即彼」的解答。
聚旗效應放諸四海皆準
放眼全球各國，無論其國內疫情是否明顯平伏，各國領袖的民望都大有進賬。根據民調機構莫寧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數據，自世界衞生組織（WHO）3月11日宣布新冠病毒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起計，從加拿大到澳洲，幾乎全球所有領袖都錄得超過10個百分點的民望升幅。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去年才因為國內森林大火期間出國渡假而民望大挫，這場疫情卻使其民調急升超過20個百分點。加拿大總理魯杜魯多（Justin Trudeau）的自由黨去年才剛失去國會多數，如今其民望卻高見74%，比去年大選期間增加30個百分點，甚至比其2015年首度當選總理的蜜月期高出近20個百分點。
在疫情重心的歐洲，各國領袖的民望表現也是驚人的一致。因黃背心運動與退休金改革而困身國內無止境示威浪潮的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3月底民望高見46%，一個月內上升13個百分點，是2018年2月以來的最高點；上周的一項民調亦顯示，認為馬克龍「有說服力」的法國民眾高達62%。
另一邊廂，即將於來年卸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2月初以來因為其欽點接班人無力統領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並放棄接班，而要不斷面對國內的提前下台呼聲。然而，疫情在德國爆發後，其民望在4月初升至64%，比一個月前上升11個百分點，而基民盟的支持度也大升7%，暫時挽回了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以來不斷下挫的頹勢。
在歐洲疫情初爆的意大利，本來是法學教授的政治素人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民望也一度高見71%，是意大利至少十年以來未見的最高總理民望。而在一海之隔的另一疫情嚴重國家西班牙，總理桑切斯（Pedro Sanchez）在右翼政黨炒作其左翼政府利用疫情推行左翼政綱的背景下，其工人社會黨（PSOE）的民望仍然是該國五大政黨中較諸去年11月大選結果上升最多的政黨，由當時的28%升至4月初的31.2%。
抗疫手段無礙民望升勢
這種「疫情紅利」也不限於實行較為嚴謹的抗疫封鎖政策的國家。除了上述的德國也未有實施強制性的居家隔離令之外，同樣未有實施這種強制命令的荷蘭首相呂特（Mark Rutte）、容許國內餐廳、酒吧繼續營業的瑞典首相勒文（Stefan Löfven）也錄得雙位數字的民望增長。目前正逐步落實「解封」政策的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以及奧地利總理庫爾茨（Sebastian Kurz）也得到數十個百分點的民望增幅。
即使是3月初因為「群體免疫」引爆爭議的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沒有例外。他在3月中開始更加積極回應疫情之後就遇見民望升勢，英國人民對其政府的滿意度由2月底的33%，至3月中急升至52%，而不滿度則由41%下跌至27%。其後，約翰遜本人染病住院再居家康復的過程，更讓英國人感到他是一個能與人民休戚與共的領袖。
由此可見，無論是政治老手，還是少有成就的領袖，無論政治主張是左是右，無論此前的國內政策是否得到民心，也無論其應付新冠疫情的手法是軟是硬，各國領袖幾乎都無可避免地獲得幅度甚大的「疫情紅利」，印證了「聚旗效應」全球適用這一點，也同時顯示出文在寅共同民主黨的勝利，除了是因為韓國抗疫有成獲得加分之外，也離不開「疫情紅利」的加持。
不過，正如所有社會科學的法則一樣，例外總難避免。環視全球，我們也能看到一些不只沒有收得「疫情紅利」，民望更是不升反跌的國家領袖。
太平洋兩岸的兩個例外
首先，有近在咫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安倍在疫情初期少有作為，只依賴日本人本身的衞生意識補救，在東亞各國政府都落實嚴厲措施之際，更讓人民感到安倍正在進行「佛系抗疫」。日本國會早在3月13日給予安倍宣布緊急狀態令的權力，安倍卻留中不發。待至4月7日東京疫情明顯趨於嚴重時才宣布東京、大阪府等七個縣進入緊急狀態，上周四（4月16日）更延展全國。而且，日本的檢測數量依然極低，按人口比例而言連伊拉克也及不上。根據上周公布的民調，不滿安倍政府的民眾達47%，是2018年5月以來首次反超滿意者（42%），而不滿安倍處理疫情的民意更高達64%。
在太平洋彼岸、「聚旗效應」的發源地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成為了此現象的反例。
回顧3月中，特朗普首次公開放棄「新冠疫情如流感」的說法，先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繼而向全國發出「社會疏離」（social distancing）指引，承認疫情「非常嚴重」，要求美國人盡量留在家中，減免參與10人以上的聚會。一時之間，「聚旗效應」的預言恍惚再度在特朗普身上重演。
根據莫寧諮詢公司的民調，特朗普在3月6日至9日的抗疫回應滿意度只得44%，與其42%的整體民望極其接近；然而，到了3月17日至20日，即特朗普表態積極抗疫之後，其抗疫回應滿意度則急升至53%，而其整體民望上升至45%，不滿他的民眾比例則由53%下跌至49%，出現了7個百分點的反差-這種差距已足以決定一場全國選戰的勝敗。
豈料到了一個月後的今天，情況又出現了變化。同樣根據莫寧諮詢公司的民調，特朗普的抗疫回應滿意度在3月底開始下跌、不滿度反升，到了4月10日至12日，不滿比率已升至49%，反超其45%的滿意度。而在4月14日至16日，特朗普的整體民望比3月初還要差，滿意度回跌至42%，不滿度卻升至54%。
特朗普的「疫情紅利」本來已及不上諸如1991年海灣戰爭時總統老布殊（George H.W. Bush）由54%升至89%的勢頭，又或者「9・11」事件時小布殊（George W. Bush）由51%升至90%的跨躍，如今更是明顯的曇花一現，一個月內又回到原點。
特朗普「失敗」的主因，卻不是他「佛系抗疫」不作為。畢竟，特朗普的確有與國會民主黨人合作推出抗疫救市法案，聯邦政府亦有在醫療物資上支援各州需要，白宮的確有運用《國防生產法》去要求企業生產抗疫所需產品，而美國自2月以來一直為人詬病的病毒檢測不足問題也已陸續改善（按人口比例計算，其檢測比率已與韓國相當）。
其錯失出於他的抗疫公關。3月底，才剛提出復活節全國解封、質疑「問題的救治比問題本身還要差」的特朗普，數日後卻決定延長「社會疏離」政策一個月，更警告最終死亡人數能少於10萬的話已算成功。到了4月，特朗普先與深得民心的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隔空交火後再言和；他重新宣揚提早解封之外，又挑起與各州州長「解封權」誰屬的爭議，最後以「授權州長全權決定」的說法打圓場。這些搖擺不定的表態，加上無日無之的政治口角，當然讓困頓在家、憂心疫情與經濟的美國人愈感無所適從。
疫情國難降臨，各國領袖變成了全國人民上下齊心的符號性人物，如同一國的國旗一般變成超越傳統政治黨爭的國家代表。這當然是難得的機遇。然而，要如何把握好這一個機遇，甚至將國難凝聚得來的民氣化作疫後施政之用，卻並非是每位領袖都能應付得來的挑戰。
上文刊登於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盤點各國領袖民望變化 「疫情紅利」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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