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東亞儒家文化圈：讓我們試試大數據防疫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戰中，全球已累計134萬確診案例，並共有7.4萬名患者喪命。當中又以歐美災情最為慘重，光是美國、西班牙、意大利三國的死亡人數便超過4萬。反觀世界另一端的東亞，其疫況皆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造就上述差異的因素眾多，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但當中有個關鍵：東亞政府大多出台了大數據防疫技術，且人民對此並無強烈反感。而這種現象的深層因素，則與東亞獨有的儒家文化息息相關。

侵犯隱私還是君父德政

大數據雖聽來方便，卻勢必涉及數字監控的爭議，尤其會引發政府竊聽、侵犯人民隱私的疑雲。於新自由主義掛帥的歐美社會而言，人民對政府的數字擴權戒慎恐懼，歷來也多有反烏托邦的文學與電影作品探討此類議題。雖說歐美不乏政府竊聽民眾的醜聞，但正因民間對於中央的數據採集有所保留，故而政府才會兵行險招。

然而放眼東亞，反數字監控的批判意識卻十分罕見，人民往往視政府實行資料之舉為「數字化建設」，更認為這是政府帶領國家邁入現代、把人民放在心尖照顧的「君父德政」，這背後潛藏着儒家「家國同構」、「君父一體」的政治理念。而此番理念的肇發，本身就與數據採集有關。

由歷史角度觀之，中國在秦漢以後，便因帝國統治需要，發展出「編戶齊民」等制度，以盤點帝國人口、土地等基本經濟數據。由《居延漢簡》等史料觀之，西漢地方政府對所轄地官民的姓名、相貌、戶口人數、子女人數、住宅價值、牲畜數量都有詳細記錄，以利政府根據數據徵收人頭税；而漢武帝時期推行的鹽鐵專賣制度，則象徵國家對鹽、鐵等重要經濟資源數據的壟斷，使得原本由富商寡佔的暴利，轉而流向政府之手。

於是在秦漢的制度催化下，儒家的宗族權威漸被國家收編：編戶齊民制讓宗族家長難再獨佔人口數據，從而失去道德權威；鹽鐵專賣制則令大商賈無法再以非官方的商品流通渠道積累財富，藉此壯大宗族勢力。

故秦漢以降，中國的宗族逐漸國家化，國家也逐漸成為人民心中的新宗族，天子自然成了宗族家長，掌控了一切子民的數據。因此儒家所謂「家國同構」的範式，其實便與最原始的大數據主義息息相關：領導者是父兄的隱喻，採集信息則是父兄的權力。

這套政治範式與理念日後以漢字為載體，於東亞文化圈內彌散生根，因而有了今日東亞各國的大數據防疫。

東亞疫戰裏的大數據

以中國為例，其具備高密度的視頻攝像機，當中某些具有面部視別技術，除了較易追蹤公民的移動軌迹、出入場所外，面部數據還能綁定其他個人信息：手機、身份證、銀行卡等，為管理部門所用。故在此次疫戰中，中國不僅得以追蹤確診患者的足迹，也能透過數據偵測其旅遊史，更能透過攝像機畫面，識別曾與確者患者接觸的其他人員，並藉數據共享系統，傳訊告知其曾與確診患者同處一室，有必要進行居家隔離或篩檢。

此外，中國政府更與騰訊、阿里巴巴合作，推出了「健康碼」服務，即所有公民都需透過微信或支付寶等手機應用程序，登記真實姓名跟住址，完整交代過去 14 天的行蹤。倘若系統判斷此人並無被感染的風險，就會顯示出綠色的 QR Code，稱作「綠碼」；假如系統判斷用戶有被感染的可能，出現的就會是「黃碼」或「紅碼」。中國的公民若要出入小區、商場或任何公共場所，都須主動出示手機上的「綠碼」，才可自由通行。

不僅中國，韓國也在此次防疫中採用了大數據防疫的策略。與中國類似，韓國有着高密度的監控攝像頭，管理部門因此可藉數據庫中的移動與錄像數據，生成受感染者的完整移動軌迹，交由政府公布。倘若人民曾到過確診患者出沒的場所，便會在手機上的新冠應用程序收到警訊，同時被通知篩檢。

無獨有偶，日本政府也要求Yahoo!、Japan Corp.、Rakuten Inc.、Google、Apple、Facebook和Amazon.com等大型公司，提供與用戶有關的數據，以便儘早發送預警，並讓醫療保健系統預先準備。越南也在3月21日後，出台健康碼專用APP，供搭乘長途交通工具者使用，以利後續追蹤與控管。

上述的大數據抗疫模式，既體現了東亞儒家範式對國家採集數據的不設防，也意外再現了東亞與歐美截然不同的主權思維。西方世界的主權概念源於宗教戰爭，故所謂主權者即是在某塊土地上，遂行意識形態話語者；儒家的主權觀則源於帝國統治，因此儒家眼裏的主權者，即是掌控數據的人。

歐洲各國出於防範政府的心態，堅守數據保護的堡壘，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宰制下，選擇套用關閉邊境、宣布緊急狀態等老方法，以領土主權思維應對病毒的跨界挑戰，自然容易再演黑死病的大恐慌。反觀東亞，則因習慣儒家的數據範式，而能在這場疫戰中有所斬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