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贏出「口罩之辯」的文化意涵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不過不少正被禁止非必要外出的西方民眾依然未有外出時戴上口罩的習慣。周一（3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WHO）衛生緊急項目執行總監瑞安（Mike Ryan）依然維持不建議民眾戴口罩的決定，指出沒有證據證明民眾普遍配戴口罩有何潛在好處。然而，繼奧地利同日強制所有進入商店的民眾配戴口罩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周三（4月1日）也引述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內正式發出要求民眾配戴口罩的指引。在「戴與不戴」的口罩之辯上，戴方似乎將會勝出論戰。

口罩之辯，在東亞地區一直未有展開過。經歷過2003年沙士一疫之後，中國內地、台灣、香港等地，都視戴口罩為常事。在「口罩文化」更為根深蒂固的日本，戴口罩更變成了一種「風土人情」，除了是防止病毒傳播的工具外，人們也知道戴口罩更是一道自己與世界的有形屏障，戴起口罩出行變成了某些人的生活方式——一篇《邁阿密新聞》（The Miami News）早在1934年出版、講述日本見聞的文章已有特別提到「細菌口罩」一詞。

「戴口罩」變成東亞符號

然而，雖然由馬來亞華人伍連德發明的現代口罩曾於1918年西班牙流感時在西方各國流行，不過口罩在西方卻一直被視為單純的醫療用品，不得作日常使用。東亞地區街頭常見的民眾戴口罩場面，更被用作東亞文化的符號。直到本年新冠疫情流行，西方民眾即使迅速擁抱曾被視為專權的封城政策，也極少有人願意接納戴口罩的習慣。

戴口罩，更似乎變成了西方「遠東獵奇」的對象。在疫情爆發之後，西方媒體有無數文章去分析、解說戴口罩的問題，當中除了對口罩功效的討論外，將「口罩」與「東亞」兩個本來沒有關係的概念緊扣在一起更是常態。

一些作者嘗試用善意的角度去理解東亞人戴口罩的習慣，例如一篇2月13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文章就是東亞人遇上疫情集體戴口罩其實是「展示團結」的表現。不過，另一些作者傾向負面的獵奇心態就十分明顯，例如一篇3月11日在《每日電訊報》發布、內容非常充實的解說式文章，就以「亞洲的口罩痴迷（face mask obsession）」起題，內文也用上「遠東」等充滿殖民地時代味道的用詞。

不過，從防疫的角度上，口罩也許將成為西方避無可避之物。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曾向《科學》（Science）期刊表示：「歐美的重大錯誤在於人們不戴口罩，（畢竟）這個病毒是透過飛沫與近距離接觸傳播的」。

目前，斯諾伐克、捷克、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a-Herzegovina），加上奧地利，已經落實強制民眾在公共場所戴上口罩的措施。德國也逐漸有聲音要求國家推動「全民戴罩」，而東部城市耶拿（Jena）周二也成為首個要求市民於商店戴上口罩的德國城市。上周才向國會斬釘截鐵表明民眾不必戴口罩的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CDC）總監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周一受訪卻表示正重審疾控中心的衛生指引，並有可能鼓勵「全民戴罩」；特朗普本人同日亦說：「我們不會永遠戴口罩，不過為了有效防疫，我們也許要戴上一段短時間。」

遍觀這種態度的轉變，我們可以說，在這場口罩之辯之中，支持戴口罩的一方已然得勝。

口罩之辯　有何可辯？

反對戴口罩的一方，一直有多種論點，以下用對話方式簡單介紹與回應。

反：沒有證據證明戴口罩有助防止新冠病毒傳染。

正：雖然在新冠肺炎上，口罩效用的證據未必足夠。不過，一項2008年的綜合研究顯示，在同樣是冠狀病毒的沙士之上，戴口罩有68%的防疫效用，相較之下，每日洗手超過10次則只得55%。同時，如果我們接受新冠肺炎主要以飛沫傳播的話，邏輯上任何可以阻擋飛沫的東西原則上將有助防疫，不必先有實驗或研究證據證明。

反：戴口罩不能百分之百阻止新冠病毒傳染。

正：遵守交通規則橫過馬路也不能百分之百阻止行人被汽車撞死。

反：很多人不懂得正確的戴口罩方法。使用錯誤的方法戴口罩，除了將使口罩大大失去阻擋飛沫、微粒的效果外，還有可能增加戴口罩者觸摸臉部、眼、口、鼻的機會，變相增加感染病毒的可能。

正：不能，不代表不能學，而且正確的戴口罩方法並非量子力學，幾乎人人一學即能。

反：戴口罩會讓人有「錯誤的安全感」，因而在其他衛生習慣上有所鬆懈。

正：雖然多國專家都有作出類似警告，可是並沒有人提供過相關的研究證據（若有請告知）。即使戴口罩有可能給人「錯誤的安全感」，不過看到街上「人人戴罩」似乎也會給人「正確的警戒心」，讓大家更努力的去維持衛生習慣。同時，一個戴口罩的人如果知道戴口罩會給他「錯誤的安全感」，那麼他就很可能不會再有這種「錯誤的安全感」。

類似的討論可以沒完沒了。不過，如果只談新冠肺炎的話，由於沒有病癥卻可傳染病毒的患者甚為普遍，為免自己成為了「隱形的傳播者」，除了在公共場合戴上口罩之外，似乎並無其他更有效益的做法。對於這一個論點，反口罩者多個月來也未能給出任何合理的解答。

當然，口罩之辯不一定要從理論層面出發，也可在實際層面顯現。例如不少反口罩者皆會指出供應不足的問題，認為口罩該留給醫護人員，因此一般民眾不必戴口罩。然而，這種說法的邏輯卻預設了戴口罩有效於防疫，只是供應不足而已。而解決供應不足的方法，不必然是減少需求，也同時可以是增加供應。

從以上討論可見，反對戴口罩的人無論如何也難以駁倒「有口罩勝於無口罩」這個基本論點。正如「有禁足令勝於無禁足令」一般，西方國家面對疫情挑戰，很快就採取了各種類似封城的措施。問題是，何以在戴口罩的問題上，他們依然普遍採取自由放任的做法？

何以接受戴口罩比接受封城更難？

有人認為這是習慣上，或者觀感上的問題。例如《時代雜誌》3月12日的一篇文章就引述學者說法，指出「在西方的社會互動中，人們需要展示自己的身份、與他人有眼神接觸，因此面部表情非常重要」；同時，也有在英國教書的日籍老師指出學校明確要求他們不要戴着口罩講課，以免嚇怕學生。

不過，在習慣與觀感背後，口罩之辯所顯露出來的，更有可能是一種東西衝突，更確切地說，這是一種「西方不想變成他們眼中的東方」所造成的衝突。

香港網絡生活時尚刊物《The Loop HK》在1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當中有一句話似乎正正點出了西方抗拒口罩的重心：在西方文化中，「公開戴口罩從來沒有成為慣例，而且可能會被認為是怪異的、是不酷的（uncool），或者，由於沒有一個更好的描述性用詞，是亞洲的」。重點正正在於「亞洲」一詞。

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無論是對希臘對抗波斯那一段歷史的敘述，還是宏觀而抽象的歷史哲學，西方眼中的東方幾乎都是一個沒有個人的專制社會。例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其《歷史哲學》中就曾寫出以下文句：「東方的道德是正面立法的問題……這個應該來自內在主觀情感的東西變成了外來的安排」；在東方，「沒有任何來自個人主體的東西（諸如性格、良知、形式自由）能被看見」；「個人對於自身有行動自由意願的本質的認知」也來自外在法規。

口罩的意象，正好符合了這種西方對東方的想像：街上的人群都戴上款式差不多的口罩，像制服一般；在「蒙面」的人群中，只能看到人群，看不見個人。

這種看似沒有個人的群體主義符號，雖然有時候是獲得西方歌頌的（例如在有關日本口罩文化的無數分析文章之中），可是這無論如何也是西方人心中絕對不想變成的東西。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戴口罩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亞洲的」，亦即是「不是西方的」——相較之下，封城本來就是隔離的一種方法，而「隔離」（Quarantine）一詞本來就是出自西方的。

值得再思索的是，在這種符號意涵的框架下，當西方人被新冠疫情迫得要戴上口罩時、當他們在電視上看到戴着口罩的人群都有熟悉的西方眼睛時，西方人的自我認知，以及他們對東方的想像，將會有何等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