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中的戈恩還在繼續撕扯日本的顏面

當地時間1月8日，暫時在黎巴嫩落腳的前日產-雷諾-三菱聯盟董事長戈恩（Carlos Ghosn）終於召開了自他去年12月31日正式確認已逃離日本後的第一場記者會。

這位前汽車業鉅子在記者會上聲色俱厲的批評日本的司法制度和遭遇到的種種不平待遇，不過他卻表明不會論及其電影故事一般、疑藏身樂器箱以私人飛機轉折逃出日本的過程。

戈恩明顯不忿自己即便為日產努力工作17年，拯救了瀕臨死亡的日本汽車產業，他仍是個「外人」，更被企業同仁暗算。這場備受全球關注的記者會，即使未能為戈恩洗脫涉罪污名，也將日本文化和藹可親、笑意盈盈背後的威權主義展露人前。

政府與企業沆瀣一氣

戈恩的記者會不僅僅是「否認指控」、「解釋行為，它正在展示日本充滿陷阱的一面。儘管戈恩本人宣稱「為了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不宣佈涉事官員的具體姓名，只公開6名他認為曾參與密謀將他「踢下神枱」的日產公司高高層

戈恩認為此案是日產前行政總裁西川廣人和日產非執行董事豐田正和謀劃下的「政變」，就是這兩人為首的日產高層決心阻止雷諾與日產合併的方案。而日本的檢察官、企業也與之沆瀣一氣。

這一點和此前外界瞭解到的細節甚為吻合：日產的日籍高層一直想避免日產、雷諾合併，先在2017年4月撤銷戈恩的總裁（會長）與行政總裁一職，後在2018年11月報案將其拘押。而豐田正和的所謂「下凡」（Amakudari）官僚身份，更顯出東京政府的手影。

「下凡」在日本特指高級官員退休離職後，進入原部門管轄下的關聯企業、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等機構，取得高級職位。「下凡」官僚可以取得高額報酬，相關企業也能借此於政商兩界收穫廣泛人脈。而「下凡」官僚最常見的企業職務恰恰也正是「非執行董事」。

日產公司提供的人物履歷也證明了這一點：豐田自從1973年東京大學畢業進入通商產業省之後，就在通產省擔任了三十年職業官僚，並在2008年進入內閣官房，於任內退休。此後便以「下凡」官僚身份活躍於村田、佳能等企業，並在2018年6月進入日產。

日式司法黑暗面展露人前

此外，當戈恩專門在他的名單中談及了西川、豐田以及負責與政府對接的前副行政總裁川口均、負責法務的執行董事納達（Hari Nada）、監事今津英敏和三菱公司的秘書室長大沼敏明等6人時，外界已能發現一條清晰的「作案」軌跡。

日本財經界在2018年12月後大都知道，戈恩被逮是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對今津、川口、納達三人展開「機密調查」，又從大沼處取得企業秘密情報的結果。納達在2019年10月還因為牽涉「薪酬醜聞」，被迫與日本檢方達成協議，就「戈恩涉嫌金融犯罪」一案與檢方進行合作。在2019年11月後還有消息稱大沼和納達也曾在戈恩於2018年被逮前向日本檢方提交資料，因此，戈恩的發言已經撕開了日本政界介入日產內鬥一案的經緯。

資料顯示，直接干預此案的東京地方檢察廳與員警機構還在此後的五個月裡以「違反金融投資法」、「謊報薪酬」等名義對戈恩採取循環式調查、拘留、逮捕（即「再逮捕」）的流程，將其扣押一百多天。東京地方檢察廳的檢察官強烈反對過戈恩的保釋，並在法院通過保釋許可後的一個月將其再次逮捕。而且，根據戈恩的說法，在拘留期間，他曾有130日被關在無窗戶的獨立囚禁房中，而且每個星期只准許洗澡兩次；保釋期間也被禁止與其妻子見面。

戈恩曾一度寄望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2019年4月時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官房長菅義偉等人的接觸，以法、日間的外交手段解決自身的困境。但遺憾的是，兩國高層間的對話並不能解決此案，當戈恩發現自己陷入「人質司法」（hostage justice）這一旨在強迫嫌疑人認罪的機制時，最終下定決心瞞天過海，以「非正常手段」逃出日本。

如今，日本一方面反指戈恩批評不公，另一方面卻對戈恩的妻子發出拘捕令，又藉國際刑警的機制向戈恩窮追猛打，似乎有報復戈恩成功逃脫、讓日本政府顏面無存之意。這種日式司法的操作，因戈恩事件變成國際焦點，也讓人看穿外表美麗的日本文化背後暗藏着種種威權主義的心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