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Call of Duty》引發的質疑：美式價值觀對娛樂產業的宰制
2019年10月底由動視公司（Activision Publishing, Inc.）發行的知名射擊遊戲新作《決勝時刻：現代戰爭》（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原本承載廣大玩家的期待，但旋即因劇情任務「死亡公路」（Highway of Death）招來無數罵名。
原來在遊戲劇情該任務中，俄羅斯軍隊被指稱曾在虛構國家「烏茲克斯坦」（Urzikstan）的某條高速公路屠殺平民。然而事實上，該設定取材自1991年美軍在海灣戰爭時，空襲與活埋80號高速公路上撤退的上萬名伊拉克殘兵與平民的慘案。當時伊拉克已宣布接受聯合國的660號決議停火，但時任美國總統布殊（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2018年）卻指控伊軍仍在戰鬥，執意下令攻擊。
此外，遊戲裏處處影射敘利亞內戰、阿富汗斯坦局勢的橋段，也引起相當大爭議。
遊戲總監明科夫（Jacob Minkoff）曾在8月受訪時略帶矛盾地介紹該款遊戲：「我們是否觸及與當今生活的世界相關的地緣政治議題？當然有，因為那正是《現代戰爭》的主題。我們在講述刻畫任何國家特定政府的故事嗎？沒有。所以如果你問特朗普（Donald Trump）有沒在裏面？沒有，他不在」
顯然，該總監似乎認定把美國以外的人物或事件放進去，就不算隱射特定政府，或是把元兇代換成他人也可以。因此該款遊戲的評價迅即暴跌，還有大批俄羅斯玩家責難美國竟將自己的惡行扣到俄羅斯頭上，最後迫使索尼公司（SONY）決定不在俄羅斯的PlayStation商店發售該遊戲。
儘管部分歐美媒體報道此事並批評這是「美式宣傳」（American propaganda），也有評論分析《Call of Duty》系列自2003年推出以來就蓄意塑造親美傾向，但同時也大多稱許視覺特效和玩法，甚至將遊戲主角、身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幹員的亞歷克斯形容為「英雄」。這只是一款電玩遊戲，好玩與否及能否營利才是核心，但若創作團隊有心在遊戲夾帶意識形態，那自然就另當別論。
從該遊戲引發的爭論，也可看出美國長期利用娛樂作品變相輸出自身價值觀的現象。
美國遊戲、影劇、音樂在國際上所向披靡，光是好萊塢電影產值就佔據全球市場三分之一以上，文化影響力更是難以估計。透過這些產品，人們可以從中略窺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以及箇中侷限。
以電影為例，例如《驚爆13天》（Thirteen Days），觀眾只會看見蘇聯咄咄逼人地欲以核武威脅美國，卻不知古巴危機的爆發，與美國欲顛覆古巴政府脫不了干係，更是冷戰下美蘇對賭的結果；
看《ARGO–救參任務》（Argo），只會看見怒氣衝衝的伊朗群眾劫持美國大使館，卻不知正是美國長年扶植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年）專制政權才催逼出這股怒火；
還有《追擊拉登行動》（Zero Dark Thirty）、《絕地孤軍》（Operation Red Wings）等一系列阿富汗戰爭的相關電影，也只會看到美軍的「英勇」和「善良」，而不知美國資助本‧拉登（Osama bin Mohammed bin Awad bin Laden，1957─2011年）的利益因果，更不知中東地區對美國霸權橫行的厭惡；
而欣賞《古文明救兵》（The Monuments Men）的話，劇情僅凸顯英美盟軍如何苦心把納粹奪走的藝術品完璧歸趙，卻迴避大批盟軍士兵跟蘇聯軍隊一道劫掠藝術品以及德國意大利平民財產的事實。而諷刺的是，某名美軍老兵的繼子赫瑟林頓（Hetherington），當得知繼父偷走的名畫竟屬於德國格安哈爾特美術館（Anhaltische Gemäldegalerie）時，還曾一度宣稱「我絕對不把任何東西歸還給德國人」，直到2015年看了《古文明救兵》後才起意歸還。想必電影裏過度美化盟軍的「無私」，反而令這名老兵繼子的良心不安。格安哈爾特美術館館長諾伯特（Norbert Michels）對此的反應倒是很直接：「我們德國人不能為這些畫抱怨。這是不對的」。然而，話語權掌握在美國手上，德國人又能奈之何呢？
在美國娛樂作品裏，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國總懷有「侵略陰謀」、美國人挺身而出捍衛世界的題材屢見不鮮，這既是一般美國大眾的成見，亦是美國政府引導的結果。除了動輒渲染外來威脅的論調外，美國政府自從二戰後就即注重公眾外交，利用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和中情局的資金和人力，成立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自由亞洲協會（Committee For Free Asia）、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等機構向敵對地區傳播美式理念和篩選過的信息，這無疑加深了美國社會和不少國家對美式制度與生活的信心，以及對俄羅斯、伊朗等國的疑慮。
而打從1986年電影《壯志凌雲》（Top Gun）引發從軍熱潮後，美國政府又加大針對電影操弄意識形態的力度。當時美國五角大廈不但替《壯志凌雲》片商減免税賦，此後也不吝支持類似的電影以宣揚美軍形象。如2019年漫威電影《Marvel隊長》（Captain Marvel）拍攝時，就獲得美國空軍出動第57聯隊鼎力協助，目的正是為了招募新血。2018年《壯志凌雲2》開拍後，美國空軍與海軍還在Twitter捧場，競相炫耀F-15戰鬥機與F/A 18戰鬥機孰優孰劣，希冀再創募兵佳績。另外，美國國防部還自1990年代撥款開發射擊遊戲《美國陸軍》（America's Army），亦是為了吸引青年從軍。
而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2003年美國政府與好萊塢合作拍攝的電影《拯救女兵林奇》（Saving Jessica Lynch），白宮試圖以林奇在伊拉克受俘的故事止住反戰聲浪。結果2007年林奇在國會作證受俘經歷實屬軍方捏造，自己是因車禍而非戰鬥受俘，且是伊拉克醫院及時救治了她。但是不管林奇如何痛訴軍方的利用，美國政府透過宣傳降低反彈的目的已然達到，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已牢牢被美軍佔領統治，誰也動搖不了。而由此也可得悉，美國政府習慣指責他國利用「鋭實力」影響決策，但實際上最早恣行「鋭實力」、也最遊刃有餘的，正是美國自己。
在這樣刻意塑造的輿論氛圍下，美國人民既習慣將俄羅斯、中東國家視為假想敵或混亂源頭，這種成見又刺激娛樂產業採用相關主題，加深成見的累積。而美國政府又推波助瀾，因為這能反過來助推帝國主義性質的外交政策。
因此可以說，美國人民既是霸權主義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但受創最深的，則是話語權遭奪、被妖魔化的第三世界他者；最悲哀的，則是失語後接受美式價值觀的他者，竟反過來自我殖民，不認為這一套論述有何舛誤。
例如2019年漫威宣布開拍《尚氣與十環幫的傳奇》（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後，仍有不少華人不理解「傅滿洲」（Fu Manchu）角色的辱華情結，粉飾那是「創作自由」。但反過來，中國推出《流浪地球》時，竟反倒有許多嘲諷的意見，認為電影裏缺乏美國人角色、還有中國人高呼拯救地球的橋段都是民族主義的膨脹等。不過若以同樣標準檢視美國娛樂產業，恐怕鮮有不洋溢或隱含大美國主義，這不應該更值得抨擊？這種雙重標準的錯亂，正顯現美式價值觀的宰制有多麼深刻。
靠着兩次世界大戰蓄積的龐大軍事與經濟實力，令美國得以長年壟斷話語權，向全球推送美式價值觀，同時也吸引眾多人才移民美國，替「美國夢」添磚加瓦。這當中雖然也有爭取物質富足的生活、性別平等的正面意義，但無形中也令不少第三世界人民移植美國的種族或階級想象，甚至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安排進美國定義的正邪貧富序位裏，斲傷自主性。
雖然或許有人會疑惑：不過只是娛樂，值得如此較真？但考究美國政府挾着資本與科技優勢強勢輸出文化的真相後，便能得知身為被定義的他者，在渠等的體系裏永遠只能當個被拯救或被醜化的依附者，縱使想反駁澄清，也容易招來挑戰或威脅美國利益的質疑，這絕非推進世界各國各族相互理解和尊重的範式。
再說，從這回《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引起的抵制來看，顯然美式價值觀已很難像從前般風行無阻，這無疑象徵多元化世界的日漸成熟、以及美國的緩慢衰退。畢竟文化的流行，最根本的動力是源於經濟的厚實，美國人民遲早會慢慢認清這點；至於其他第三世界的受眾，自然也該從這意識單向灌輸的枷鎖裏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