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烏門】美國強大的制衡制度仍不足以制衡特朗普

特朗普牽涉「通烏門」事件上週繼續發酵，美國駐烏克蘭大使泰勒（Bill Taylor）22日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證實」對烏克蘭安全援助同烏國調查前總統拜登之子間，存在「明確交換條件」，如此高層級的證供令特朗普面對比「通俄門」更惡劣的政治環境，亦反應美國制衡體系，和政治制度的完備。但同一套制度，卻難阻特朗普團隊成員胡作非為，更阻不了部分政客的短視。

聽證會上，泰勒表示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Gordon Sondland）曾明確表示：「美烏之間的一切，包括安全援助，都取決於澤連斯基是否公開宣佈開展（對拜登之子）調查」。與此同時，泰勒亦表示桑德蘭曾用「簽支票前要先償還人情」作喻，暗指援助及調查間存在明確「利益交換」。除泰勒以外，約萬諾維奇（Marie L.Yovanovitch）、希爾（Fiona Hill），肯特（George P. Kent）等資深外交官亦逐一走入國會，指證特朗普及其私人團隊利用外交權利謀取私利，前國安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亦準備作證。

保證「最不壞的結果」

作為職業外交官，泰勒的證詞相較「通俄門」時特朗普親信的證詞可信許多；而根據蓋洛普公司的民調，特朗普如今滿意度淨值已跌至-18%，較今年4月4%的差額明顯擴大，深受事件所害。可想而知，民主黨必然會緊追不捨，加快彈劾調查速度。

而共和黨人深怕特朗普「身有屎」，亦紛紛戴定頭盔。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接受採訪時表示，若有罪證被披露，將支持彈劾特朗普；共和黨參院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亦承認若眾議院通過彈劾案，參議院開啟審判不可避免。事件爆發後，特朗普都用「叛國者」形容告密和作證者，甚至使用在美國極為敏感的「私刑」一詞形容民主黨人，凸顯其焦慮。

雖然「通烏門」中政治攻防成為外界焦點，但無論是匿名官員透過媒體揭發事件；現任官員不懼仕途遇阻勇敢發聲；國會提供平台令指控和抗辯有充分呈現機會，以及共和黨人面對壓力不得不「戴頭盔低頭」，都體現當今美國權力制衡制度高度完善，並非特朗普口中「深層國家（deepstate）」作祟的陰謀論。

更何況這樣的制度並非第一次起作用。1973年7月起，國會、媒體及政府內部「告密者」便一道揭露尼克遜（Richard Nixon）在水門事件中的包庇者角色，促使其最終辭職。最高法院在「美國訴尼克遜」案中判令總統行政特權不可逾越法律程序，亦令特朗普如今拒絕交出外交電函舉動備受外界質疑。

事實上，這道始於美國的權力制衡體系雖始於美國，也被多國效仿。韓國前總統朴槿惠濫權風波始於JTBC電視台窮追不捨報道，在國會中逐漸發酵；朴槿惠的總統生涯也在最高法院判令下走到終點。同民主制度一樣，這套制衡機制也盡力保證國民無需忍受「壞領袖」的統治。

單純制衡難保「善治」

可惜的是，這樣的制度雖能確保「壞領袖」居於高位，卻難確保「善治」。今次事件中，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被揭公開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施壓:「如果不把（調查拜登之子的）事情公開講清楚，他就會面臨一個僵局」，只為配合上司意志，但如此赤裸的威脅無疑將重挫美國外交聲譽。而特朗普上台後，在中東缺乏完整戰略佈局，只求靠撤軍、親以色列、打壓伊朗等短視政策拉攏支持者，亦令美國國際信譽大降。

「目光短淺、缺乏善治」也非今日白宮專利。金融危機後，奧巴馬對犯下大錯的投資機構輕輕放下，令美國經濟重現泡沫；醫改法案審議時，共和黨人屈於「不廢除法案便支持社會主義」的指控，險些令大量中產基層「求醫夢」付諸東流；特朗普上台後，無論是涉及年輕移民的追夢者計劃，或是邊境難民問題都成為兩黨政治遊戲的戰場。

但可惜的是，美國社會由政商學界至普羅大眾，似乎滿足於如今被動「懲罰犯錯者」的政治設計，卻鮮有思考如何避免犯錯。畢竟，美國自建國以來無論在制度設計或是民權保障都走在世界前列，成為他國效仿目標；思想家們更總結出「美國制度獨一無二，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自我催眠美國全無「體制問題」。加之上個世紀，美國先後擊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衝擊，更強化全民「信心」。

若更多證據曝光，特朗普也許會面臨同尼克遜一樣的待遇。或許只有當他的繼任者重蹈覆轍，全民付出慘重代價時，「改革體制」才能成為美國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