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經連環失衡　埃爾多安在中國力挽狂瀾

北京時間7月2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終於抵達北京，開始了他大阪20國集團（G20）峰會之後的又一次中國之旅。這位土耳其總統在北京不僅強調土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還稱「中國新疆地區各民族居民在中國發展繁榮中幸福地生活是個事實，土方不允許任何人挑撥土中關係」。很顯然，埃爾多安應該是從近期的風波中得到了一點教訓。
對很多分析人士來說，這位土耳其總統的訪華活動在啟程之初就顯出了極強的目的性：土耳其近期已陷入經濟衰退，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麾下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在地區選舉中也遭敗績，其麾下要員甚至要結黨叛離。加之土耳其在北京語境中到2019年時才重新與「一帶一路」聯繫起來，埃爾多安的北京之旅因此就顯出了幾分狼狽。

但從埃爾多安近期的一系列動向來看，他在前往中國之前似乎已胸有成竹。此前，他已經在大阪頂住了此前美國前防長沙納漢（Patrick Shanahan）、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現任防長埃斯珀（Mark Esper）等人「威脅取消交付F-35戰機」的壓力，確認了土耳其將在「10天內」正式取得俄羅斯S-400型防空導彈的現狀，美國非但不會就此「實施制裁」，土耳其甚至還有可能將按原計劃取得F-35戰機。

這樣一來，當外界以為土耳其有可能會在2020年前後出現政局更替時，埃爾多安就再一次於大國間展示了他平衡術的手腕。當他逐漸開始推動政治、經濟的轉寰時，這位土耳其首腦的中國之行似乎也將成為其重建信心與秩序的開始。而埃爾多安此前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更將隨時提醒他自己在未來要少犯錯誤。

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

對熟悉土耳其政治環境的分析人士們來說，以埃爾多安為首的政要似乎一直在中、美、俄等大國間尋求政治、經濟與軍事等要素的平衡。相對於已經博弈幾十年的美俄傳統關係，埃爾多安當局近兩年來在北京面前就頗有些局促。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中、土高層自2018年3月後的一系列對話。這一系列接觸也讓土耳其對中國的訴求和手段有了最鮮明的認識。也讓土耳其在如何避免關係失衡上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的確，埃爾多安在2018年4月19日先行向北京通了電話，還從北京處得到了要做好中國「一帶一路」和土耳其「中間走廊」倡議的對接的提議。到7月金磚峰會上時，雙方也確認過共建「一帶一路」等信息。

加之中國工商銀行還在同年8月土耳其金融危機發生後提供過支援，向土耳其提供總值約36億美元的借貸額，用於能源與交通基建等建設。這使得外界一度以為埃爾多安當局在當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似乎得到了來自北京的幫助。

遺憾的是，土耳其難以擺脫他與美國之間的傳統政治聯繫。該國在中國新疆問題上也長期扮演不光彩角色。這讓埃爾多安當局在2018年10月後積極響應了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同期談及中國新疆問題的演講。

為此，土耳其就在此後阿根廷G20峰會期間遭遇了可想而知的局面。當埃爾多安專門向習近平談及要共建「一帶一路」時，中方便有意迴避了這一內容。

此後，中國工商銀行的土耳其子行與土耳其進出口銀行也只落實了3.5億美元的信貸協議。直到2019年6月15日埃爾多安和習近平重新在亞信第五次峰會期間會面後，土耳其才重新從中方處聽到加強「一帶一路」框架內互利合作的建議。而這點保證或許也將成為土耳其渡過難關的關鍵一環。更不用說土耳其近期的政治、經濟危機或許也都與其特定環境下的失衡分不開。

土耳其的危機也許是暫時的

根據土耳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該國在2018年8月後的金融危機中損失巨大，以至於其2018年三、四兩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接連較之上季度下滑。這標誌着土耳其自2009年以來首次陷入經濟衰退。此外，土耳其還面臨高通脹問題。2018年10月該國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高達25%，創15年來新高。到2019年3月份時雖降至19.71%，但這一數值仍然不低。

必須承認，土耳其的經濟困境，除了受地緣政治影響外，根本原因是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對國際資本依賴度較高。此前的高速經濟增長就是建立在國際熱錢快速流入的基礎上的。隨着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下行風險加劇，結構性弊端暴露無遺。這種不穩定性也會反饋到土耳其的政治環境上。譬如埃爾多安麾下AKP在3、4月間地方選舉中的「慘勝」就是如此。

根據4月時的初步結果，AKP失去了對首都安卡拉、工業重鎮伊茲密爾、旅遊勝地安塔利亞以及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伊斯坦布爾等多個大城市的控制權。

儘管埃爾多安此後以「選舉違規行為」和「計票錯誤」為由，要求重選伊斯坦布爾的市長。但6月重選後的結果甚至比前一次選舉更糟。當安卡拉還因為購買俄制S-400防空導彈系統的問題與美國頻生齟齬時，埃爾多安就由此遭遇了罕見的內外承壓局面。

不過，根據土耳其官方2019年6月上旬公布的數據顯示，土耳其一季度調整後的GDP增速已達1.3%，與市場預期相符，雖然這一增長率較之2018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2.6%，但這一信號仍然結束了近十年來的首次經濟衰退風潮。這與渣打銀行等權威機構的判斷也相似，即「土耳其工商業最艱難的時刻已經過去」。

埃爾多安在政治領域上的窘困也同樣只是特定環境下的失衡結果。當前，土耳其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碎片化」，各大反對黨如「共和人民黨」（CHP）、「好黨」、（IYI）等雖然結成聯盟，但其意識形態各異，只是因為「反對埃爾多安」的共同目標走到一起。

加之新上台的伊斯坦布爾市長伊馬姆奧盧（Ekrem Imamoglu）也表示自己要與埃爾多安精誠合作，「解決伊斯坦布爾的環境、就業、交通與敘利亞難民問題」。這就意味着即便前副總理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又稱巴巴坎）、前總理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glu）等人已率眾從AKP出走「另立新黨」，但埃爾多安的基本盤並不會因此被輕易撼動。

同理，習慣了在美俄間隨時調整平衡的埃爾多安當局也沒有被S-400防空系統與F-35戰機的取捨所難倒。在五角大樓威脅要取消戰機合同時，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防長阿卡爾（Hulusi Akar）以及埃爾多安的發言人卡林（Ibrahim Kalin）等人曾先後與美方特使展開對話，強調美、土「有共同關切」、「立場趨同」。

在長達一個月的軟硬兼施後，隨着美方防長人選在此期間再次旁落，特朗普又強調土耳其為其「大貿易夥伴」。這就讓埃爾多安在6月29日強調「美國預計會交付土耳其所訂購的美國F-35隱形戰鬥機」後，隨即在7月1日宣布「S-400」將在10天後運到土耳其。事已至此，埃爾多安的北京之行似乎就成了土耳其在2019年下半年時來運轉的某種標誌。宦海沉浮幾十年的埃爾多安也將有較大可能為自己與土耳其找到一點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