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談判】「結構性分歧」究竟是甚麼？

在中美貿易談判的最後關頭，萬眾期待的習特會一延再延：由3月初的海南會、3月底的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會面、或者會延至4月的說法，到現在連一個大概的日子也沒有。特朗普原訂於3月1日再加關稅的期限，由「死線」漸變成「活線」，如今更是連一條線也沒有──他決定不加關稅，卻沒有再提期限。談判欠缺時間表，美方又有諸如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等人出來放風說可能沒有協議，在各方多番正面表態的背景下造成重大混亂。市場對各種消息更是時喜時悲。到底中美貿易談判在發生甚麼事，其中的不斷延期又是否因為「結構性分歧」而陷入僵局？

周二（12日）早上看新聞，與中美貿易談判有關的「重大消息」，竟然是白宮指責外界對特朗普是「不可靠談判對象」的指控，難怪各界都開始對談判進展漸起疑慮。

在中美貿易矛盾之間，美方一直要求中方要作出所謂的「結構性改革」。一談起「結構性」，人們就想到難以解決之事。如今談判進程似有延誤，又是否因為結構性改革上的爭端？

「結構性改革」就是中美的「結構性分歧」？

首先，對於任何國家而言，經濟、產業結構層面的改革，從來都是國內法規的問題。在中國而言，這就是要由國內人大立法處理，根本不必與美國或其他國家商量。

不過，美國對中國在外資進入權、知識產權保障等所謂結構性問題上的要求，也正好符合中國原來發展路向本來就要做的改革，因此剛好成為中國國內立法的促因──中國目前已然擴大了侵犯知識產權的懲罰項目，又將立法明文禁止對外資的強迫性技術轉讓。

目前，中國已逐漸成為知識產權大國──例如，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全球50大人工智能專利權申請者排行，中國在過去3年已超越美國，有19家企業榜上有名，相對於美國的12家──因此類似的立法改革勢在必行，如今遇上美國的結構性改革要求，也不介意將之包裝成白宮的貿易談判成果。

而且，根據新華社周二的報道，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周二早上已跟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及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通話，報道並指「雙方就文本關鍵問題進行具體磋商，並確定了下一步工作安排」。

由此可見，其實美國要求中的所謂結構性改革，中國因應國內原有的發展路向，已大體達成基本共識定案，因而能往「下一步」走。因此，讓談判似有延誤的「結構性分歧」根本不在中國具體的結構性改革之上。

然則，中美之間還有甚麼「結構性分歧」？

「結構性分歧」全在一個「信」字

目前可見的分歧，主要出於萊特希澤等貿易強硬派對中國的不信任。

由於國際間並無統一的強制力，國與國之間的協議很多時候只能講一個「信」字，例如《福布斯》（Forbes）就有評論文章指中美之間的匯率協議，只能是「君子協定」。

不過，今日美國右翼對中國難有信任，因此萊特希澤等人就一直希望能在協議中加入一套「執行機制」，讓美國在判定中國沒有執行協議條款之時，能單方面以增加關稅等形式懲罰中國，甚至規定中國其時不得報復。

這種優惠美國的條款，中國當然不願接受。不過，為顧及美國談判對手的公關形象，中國也表示願意在「雙向、公平且平等」的基礎上與美國建立執行機制。

對中國毫不信任的萊特希澤等人，對此當然深感不滿──此等「執行機制」談判上的矛盾，才是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構性分歧」。

分歧不在中美之間　而在美國內部

有趣的是，特朗普在劉鶴1月底訪美期間曾被問題「執行機制」的問題，他當時的回答卻將問題中的「執行機制」變成了「執行機制的語言」，又強調有關語言將是「雙向的」，與中方說法不謀而合，卻與萊特希澤等人的要求有所差異。

其中原因無他：特朗普知道中方根本不會接受只優惠美國的執行機制，而他在國內政治形勢的逆風中，卻急於與中國達成協議，以向國民邀功，因此不得不在此問題上站在中國一方。由此可見，中美談判的「結構性分歧」分在美國國內，而非中美之間。

談判延誤　只因公關工程需時？

特朗普貴為總統，中美談判之結果，當然是他說了算。然而，如果協議的「語言」不能說服萊特希澤等人妥協，或將讓美國右翼，甚至是反特朗普的民主黨利用輿論炒作，將特朗普的「勝利」貶抑成對中國的「退縮」。這樣的情況，也是特朗普目前要極力避免的。

因此，特朗普要如何將協議包裝成他的「勝利」──例如如何包裝有關執行機制的語言等，以說服美國國內的聽眾等──就成為了今日中美談判疑似延誤的主因。

當然，從中方的角度而言，國內也有情緒上容不下任何中美協議的民粹式民族主義分子，因此如何包裝雙方最終的協議，對中方而言，也甚考功夫。

從中美談判已達成大體文本的維度看來，雙方協議已是基本確定；不過，中美雙方都要花較長時間去做一場成功的公關工程，使貿易協議對雙方的着益得到最大化──這其實才是今日談判似無進展、不斷拖延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