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追憶美國訪學邂逅卡特總統

1985-1986年我受國家委派赴美訪問學習一年，我選擇到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疾控中心（CDC）。在美國疾控中心訪學期間，我受該中心推薦，被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邀請，參加了卡特中心主辦的「全球衛生諮詢會議」，會議前後共接到他寫給我的三封親筆信，此後又意外接到與卡特總統夫婦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有卡特夫婦親筆簽名的祝福詞。這些是他對於我個人的肯定，更是卡特在總統任內與中國建交後，繼續促進兩國公共衛生交流合作的一段歷史見證。

撰文：曾光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

一．在美國的一次新聞發布會

我是最早到美國CDC訪問學習的中國大陸人之一。為了表示對中國的友好，CDC副主任科普蘭（Jifer Koplan）先生親自到亞特蘭大機場接我，對我非常熱情友好。學習伊始，我就被安排參加了該中心主辦的流行病學情報服務（EIS）培訓班。

EIS是美國CDC培養業務領導和骨幹的搖籃。EIS培訓班每年招生一次，學制兩年，學員全脱產學習。美國特別重視公共衛生人才的培養，EIS學員的待遇很好，學員工資是博士後的兩倍，畢業以後可進入美國CDC的專家系列。他們既是公務員身份的公共衛生專家，又可以穿海軍軍服、授海軍軍銜，在CDC的地位很高。所以，EIS培訓班吸引了美國很多精英人才，許多臨牀醫生爭先報考EIS。

我列席了1985年EIS培訓班第一個月的暑期課程。培訓班安排的大課教學時間很少，85%的時間是案例教學，分組演練某個現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後如何應對。由往屆的EIS畢業生作輔導老師，組織新學員們實習討論。十來個學生分成一組，在老師的啟發下，模擬經歷公共衛生案例的全過程，如接到疫情報告，逐一討論該公共衛生事件的性質，應對原則和步驟，赴現場前需要做什麼準備；到了現場後，有初期發現後討論，調查思路等等。其中的關鍵是如何產生假設和逐步驗證假設，直到得出最後的結果。老師啟發學員們開動腦筋，發言時大家七嘴八舌，假設的觀點無論對錯都要講出來，然後帶領大家啟動科學思維，把一個一個假設去證實或排除。

通過列席培訓班，我認識到EIS培訓，很值得中國借鑑和學習。但是，僅僅參加一月，對EIS的了解有限，最重要的是要觀摩現場基地的實戰實習，這樣才能觀摩到EIS的全貌。當時我還有一個願景，和EIS學員一起到CDC的各州基地去，了解美國流行病防控策略是如何落實的，如美國普通老百姓享受哪些公共衛生服務？兒童打哪些疫苗？流感來了怎麼辦？如何關照公共衛生脆弱人群？以及如何對外國移民健康管理等等。因此，暑期課結束後，我立即提出申請到美國疾控中心在各州的基地訪問學習。

經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陳春明批准，美國疾控中心幫我聯繫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基地。該州的首席流行病學家赫德勒（Jim Hedler）主任願意接收我，他知道我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考察經費支持，就和同事們商量，讓我在康州三個月訪學期間，在基地工作人員家裏每家住一周。這樣不僅解決了我的住宿問題，而且使我深入了解一個個美國家庭，與他們建立了親切友好的關係。為了回報他們的關懷，我為他們生動地講述「白蛇傳」、「聊齋」等中國民間故事，深受他們歡迎，有多家舉辦家庭聚會，請來他們的親朋好友請我把故事再講一遍。這段經歷讓我切身體會到，美國的科學技術發達，中國的文化底藴豐富，雙方各有優勢。

康州基地的同事們了解到我在國內負責全國傳染病疫情監測工作，赫德勒主任特地為我召開了小型新聞發布會接受記者採訪，主題是介紹中國傳染病防控情況。由於西方國家的長期封鎖，西方媒體上對中國公共衛生訊息匱乏，他們對中國既好奇又質疑。我對中國的傳染病預防控制很自信，作為中國該項工作的負責人，希望讓美國新聞媒體了解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如何消滅天花，預防控制血吸蟲、小兒麻痹、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烈性傳染病的。總之，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便同意了同事們的建議。

沒想到在發布會上，美國記者只關心有挑戰性的問題，一位記者說：自己以前問中國衛生部官員中國有沒有性病，衛生部官員說中國沒有，現在我問你，作為傳染病監測專家能否講實情。我回答他：「中國有七八億人口，如果知道八億是多大的數字，就不該提這個問題，肯定是有的，況且香港台灣都是中國的，能說沒有嗎？」記者接着追問：大陸有沒有？我回答：「大陸也有，但是性病的問題在中國還沒構成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我們還沒列入法定傳染病開展監測、資料收集，不過我預計很快就要開展了，因為我們現在對外開放，西方社會的人都過來了，性病就要傳過來了，我們很快就要啟動性病的監測了。」

出乎我的意料，小小新聞發布會的影響之大。除了康州媒體，當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的晚間新聞也報道了，美國幾家華人報紙上也全都全文報道。媒體把我的頭銜寫的還不一樣，有的甚至誤說我是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我很緊張，馬上給中國駐美大使館打電話。文化參贊非常重視，詳細問了發布會情況，找來了這些媒體的報道。看過這些報道之後，參贊回電給我，讚不絕口，認為我回答得太好了，表示如果以後美國人問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他們也要像我一樣回答，並且說，記者報道把我的官銜寫得越大越好，媒體傳播的越廣越好，如果國內有誤解，大使館可以為此事作證明。

這次事件，是我赴美訪問學習期間經受一次難得的歷練，我為自己初次與美國新聞媒體交鋒，既能夠實事求是又能機智地捍衛中國公共衛生的榮譽，而感到自豪。

二．收到卡特簽名的邀請信

在康州工作三個月之後，我回到了亞特蘭大的美國CDC總部。總部組織的一次學術講座，邀請了美國非常著名的肝炎專家比斯利（Palmer Beasley）。他專門研究華人肝炎問題，因為華人患肝炎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特別是中國當時被稱為「乙肝大國」。中國的乙肝病毒攜帶者高達10%左右，而感染率（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體）更是高達60%左右。

大家都對比斯利的講座非常感興趣，當時座無虛席，大廳裏都擠滿了人，走廊上也站着人。比斯利的研究基地設在台灣，研究合作者是台灣衛生署的署長，那位署長和他一起來美國疾控中心，坐在報告廳的第一排。

當時西方流行的一個說法是中國大陸肝炎多的原因是赤腳醫生消毒不嚴格導致的。比斯利的研究認為，不見得是這樣，因為在美國、英國、南非的華人肝炎比例也高，中國大陸肝炎比例高不能說與中國赤腳醫生沒關係，但至少還有其他的原因。他在報告中還提到一個觀點，華人肝炎病例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特別是乙肝，但是華人肝炎只在台灣得到有效控制，因為台灣大規模接種了美國疫苗。

我聽到比斯利的這個觀點，心裏非常不舒服。在他講完之後，大會主持人將最後一個聽眾提問機會給了我，因為我是在場的唯一一個中國大陸學者。利用這個機會，我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謝謝你對華人肝炎做的這麼多研究工作，我作為中國人，感謝你的貢獻。我相信你的研究是科學的，你提供的數字是可信的。你剛才提到台灣採用美國疫苗，才有效控制了肝炎的流行。可是美國疫苗的價格，我們大陸肯定承受不起。但是，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們中國的乙肝血源疫苗已經研製成功了，我們可以大規模生產並投入使用，我堅信，再過幾十年，您今天說的數字就要被顛覆了。」

我的訊息來源於中國駐美大使館給我們訪問學者郵寄的《人民日報》、《中國建設》等報紙雜誌，在這次講座之前，我剛從在報紙上看到中國的乙肝血源疫苗研製成功的訊息。我一發完言，全場都熱烈鼓掌，在美國CDC產生了重要影響，一連好幾天都有美國朋友與我握手，稱讚我的發言，祝賀中國乙肝疫苗研製成功。

這次講座之後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來信，這是一封會議邀請信，內容是：鑑於您卓越的學術成就，邀請您參加「應對新老挑戰的全球衛生諮詢會」（Risks Old and New: A Global Consultatioh on Health），署名是Jimmy，非常簡單，沒有姓氏全稱，也不署任何頭銜。我不知道Jimmy是誰，就把這封信拿給部門領導看，他驚訝地說：美國人都知道只有一個Jimmy寫信不署頭銜和姓名，那就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呀，我給他寫過四封信都沒收到過他的回信，我真羨慕你！

後來我才知道，卡特卸任總統之後，在亞特蘭大的艾默里大學設立了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他的想法是讓卡特中心在兩個問題上發揮作用，一個是全球公共衛生，另一個是裁軍。卡特親自簽名的會議邀請信，源於這次肝炎講座上我的發言。美國CDC幫助卡特中心籌備這次全球衛生諮詢會，科普蘭副主任向卡特中心推薦的美國CDC代表團人選中，特別增加了我一個中國訪問學者，因為我對Beasley先生講座的評述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認為我很有能力，參加這個會議可以受到鍛鍊。

三．建言與卡特不謀而合

全球衛生諮詢會邀請了全球多國代表團參加，蘇聯代表團、非洲國家代表團等都是衛生部長帶隊。中國派了兩個代表團，一個是崔月犁部長率領的中國衛生部代表團，另一個是季宗權副主任率領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代表團。

正式會議分成了若干組，有傳染病組、營養衛生組、環境衛生組、婦幼健康組。每個組都有一個聯絡員，實際上就是組長，聯絡員都是美國最有名的公共大學衛生學院的院長，像哈佛、霍普金斯等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卡特一邀請就都來了。

卡特中心佈置各組討論一個共同問題：卡特中心能為世界公共衛生做什麼？各個小組都圍繞各自的專業領域提出卡特中心能做些什麼，各組聯絡員向大會報告小組討論意見時，都希望卡特中心在本領域發揮作用。由於我是個小人物，組長一字未提及我的觀點。

待各組匯報完畢後，大會主持人，即卡特任總統時的衛生部長問其他人是否有補充意見，我舉手要求發言，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上面各個組長的發言我都不贊成，卡特中心能做什麼與卡特中心的性質有關係，那麼，卡特中心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我上台發言時，卡特就坐在第一排正中間，認真聆聽我的發言。我自問自答：「卡特中心最大的特點就是吉米·卡特。卡特是政治家。要做好全球公共衛生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需要技術，各公共衛生學院、美國疾控中心都已經站在技術頂峰了；第二，需要錢，這次會議美國好多財團都來了，他們有錢；但是如果只有技術和錢，沒有好的政策，老百姓仍然享受不到公共衛生服務。所以，第三個條件就是需要公共衛生政策。卡特中心既沒技術又沒錢，但是它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它可以研究怎麼把這些技術和錢用到發展中國家、用在老百姓的公共衛生政策上，希望卡特中心組織研究和推動這樣的政策。只有這個才是卡特中心能做的，也是它應該做的。」

我發言後，大會主持人徵求了卡特的意見，然後做了會議總結，他的總結基本重複了我的觀點。會後，主持人跟我說，卡特說今天會上的發言他就贊成我一個人的觀點。大家建議讓卡特中心做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是那些事讓世界衛生組織做都做不完，卡特中心是一個小團隊，只是在一個大學設立的中心，更難以完成。因此，可以說我的發言給卡特解了圍。

會議結束前，我接到了卡特總統當晚為全體與會人員舉辦雞尾酒會的親筆邀請函。聚會時，各位嘉賓舉杯暢談，氣氛活躍，最重要的活動是排隊與卡特夫婦拍照合影留念，我也和卡特夫婦合影了。後來，美國疾控中心轉給我與卡特夫婦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有卡特夫婦的親筆簽名：「Best wishes to Dr. Zeng Guang」。幾日後，我又收到了卡特總統的親筆信，感謝我對會議的貢獻。

轉瞬38年過去了，回想當年國家選派我用寶貴的世界銀行貸款到美國CDC作一年的訪問學者，倍感國家使命，重任在肩。幸運的是，在中美正式建交初期我受到了美方格外友好的接待，包括接到卡特總統的邀請參加了全球衛生諮詢會。我做到了在美期間不辱使命，展現了中國學者的風采，圓滿完成了學習考察任務；歸國後，創建了中國模式的EIS——中國現場流行病學項目，成為培養中國公共衛生生力軍的搖籃。

本文作者曾光，是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博士生導師，前世界衛生組織（WHO）傳染病監測和應急反應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曾光教授推動中國公共衛生政策和傳染病監測防控網建設，創辦「現場流行病學培訓項目」（CFETP），該培訓項目被稱為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的「黃埔軍校」。（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