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選擇「中立」錯了嗎？ 貝索斯的三筆賬｜美國大選
真實、客觀、中立，不管是不是學過新聞學，這些詞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也被認為是一家負責任媒體該有的立場和態度。筆者在上大學時，尤其對《大公報》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的「四不主義」印象深刻——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當時新聞學的老師還專門花了一節課講述張季鸞等人如何以「四不主義」為宗旨推動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
理想很豐滿，現實往往很骨感。這幾天看到美國企業家、《華盛頓郵報》所有人貝索斯（Jeff Bezos）決定該報今年不為美國總統候選人背書引發的軒然大波，不禁納罕：貝索斯決定不為總統候選人背書，不正是選擇了「中立」嗎，為何沒有贏得掌聲反倒引起了眾怒？
憤怒首先來自於《華盛頓郵報》內部。就在貝索斯發聲之前的幾個小時，《華盛頓郵報》編輯委員會三名成員憤然請辭，其中之一、普利策獎得主大衛·霍夫曼（David E. Hoffman）表示，他不想對特朗普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保持沉默。一些老員工也表達公開失望、批評和質疑，包括報道「水門事件」的傳奇人物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華盛頓郵報》前執行編輯馬丁·巴倫（Martin Baron），批評稱，放棄背書體現出「一個以勇氣聞名的機構令人不安的懦弱」。
憤怒還來自於讀者和訂戶。有報道稱，因之這一決定《華盛頓郵報》失去多達20萬數字訂閲訂戶，佔總訂戶約8%。近20位《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簽署公開聲明說，放棄背書的決定「是一個可怕的錯誤，代表着放棄我們所熱愛的這份報紙的基本編輯信念」。代表約1000名員工的《華盛頓郵報》工會發表聲明稱：「我們擔心管理層干預了我們編輯部成員的工作……我們看到一些忠實讀者取消了訂閲，這一決定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我們應該恢復讀者的信任，而不是失去信任。」
面對洶湧而來的憤怒潮水，貝索斯在《華盛頓郵報》發文解釋了這一決定的緣由。文章的標題很有意思——《殘酷的真相：美國人不相信新聞媒體》（The hard truth: Americans don’t trust the news media），在內文部分，貝索斯從三個層面展開：
首先，媒體正在面臨嚴峻的信譽危機，為總統候選人背書不會改變選舉天平，卻是媒體為挽救信譽、提升信任度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有意義的一步。貝索斯說，為總統候選人背書會製造出一種拉偏架的感覺。一種不獨立的感覺。《華盛頓郵報》不再為總統候選人背書，是一個有原則的決定，也是正確的決定。「拒絕為總統候選人背書不足以快速提升我們的信任度，但這是朝着正確的方向邁出的有意義的一步。我希望我們本該早點做出這一決定，本該在一個遠離大選以及圍繞大選產生情緒的時刻。這是一個準備不足的計劃，而非某種有意為之的策略。」
其次，該決定完全是自主決策的產物，而不是為了獲取某種交換條件。貝索斯在文中還特意提及了外界普遍關注的特朗普與藍色起源公司高管的會面，此次會面恰好發生在《華盛頓郵報》宣佈放棄背書決定的幾個小時後。「我敢打賭在我擔任《華盛頓郵報》所有者的11年裏，你找不到一個例子，證明我曾說服過該報的任何人支持我自己的利益。沒有這種事。」
最後，可信度不足並非《華盛頓郵報》一家獨有的問題，不僅是媒體的問題，也是整個國家的問題。「許多人轉向即興的播客、不準確的社交媒體帖子和其他未經證實的新聞來源，這些渠道可能會迅速傳播錯誤訊息，加深分歧。」貝索斯接着說，《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贏了很多獎項，「但我們愈發只會與某些精英對話。我們愈發自言自語。」此外，為了應對新媒體帶來的挑戰，以及自身面臨的問題，「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可信的、可信賴的、獨立的聲音」，「有些變化將會是重回老傳統，有些變化將會是推出新發明。」在這個過程中，批評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商界和傳媒界叱吒風雲這麼多年的貝索斯不會預料不到該決定可能引發的風波，他也承認「出現了衝突」，承認他在亞馬遜和藍色起源的工作「讓《華盛頓郵報》變得更加複雜」，這其中既有傳媒利益，也有商業利益、公共利益，再加上美國總統大選臨近這一大背景，讓衝突和複雜程度看上去更加激烈。
傳媒利益、商業利益、公共利益，這是擺在貝索斯面前的三筆賬。
先看傳媒利益。站在憤怒一方的立場看，放棄背書顯然是折損了傳媒利益，編輯記者憤然離職是因為此舉違背了該報三十多年來的傳統和編輯理念，這也是傳媒利益的一部分。而訂戶大減則是更為直接的傳媒利益折損，尤其在新媒體的衝擊下，這種折損顯得愈發不可忽視、不可承受。
再看商業利益。篤定這一決定背後存在某種交換的群體認為，貝索斯是為了置換自己的商業利益才選擇「討好」特朗普。《華盛頓郵報》特約編輯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即認為，貝索斯此舉「是事先向他們認為可能獲勝的人屈膝。像貝索斯這樣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的人，顯然都希望與掌權者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們試圖避免站到與特朗普對立的一邊。」貝索斯在這方面也吃過虧。2019年，當時由貝索斯執掌的美國亞馬遜公司發起訴訟，指控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施加不正當的壓力」，導致亞馬遜失去了與美國國防部簽訂的價值100億美元的雲計算合同，這筆合同後來被美國微軟公司取得。特朗普還曾放下狠話，如果他重返白宮，他將動用政府權力，打擊「對人物、事物和事件作出不誠實和虛假報道的媒體。」
最後是公共利益。《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兼首席執行官威廉·劉易斯25日的聲明和貝索斯28日的文章，都意在強調傳媒利益和商業利益之外的公共利益，因為在貝索斯看來，現在美國的媒體和整個國家都出了問題，人們不再相信媒體，媒體自然也無法影響選舉的天平，再加上新媒體大潮襲來，整個社會正在朝着傳播錯誤訊息、加深分歧的邪路上越走越遠。傳媒界看上去熱鬧紛紛，卻早已脱離社會現實，要麼只會與某些精英對話，要麼愈發自言自語。所以必須打破傳統，有所作為，才能改變現狀。
如果說傳媒利益和商業利益是具體賬、短期賬，那麼公共利益則是一筆大賬、長遠賬。而且對於貝索斯來說，三種利益是交織在一起的，且必然是有衝突的，不可能「既要、又要、還要」。貝索斯的三筆賬算得怎麼樣，現在下判斷還為時過早，不過至少這位商業大佬給人們提了醒：後真相時代已經到來，傳媒生態正在發生劇烈變革，這種挑戰不只來自於新媒體，更來自於很多人奉為圭臬的傳統與結構。
「從來如此，便對嗎？」如果貝索斯聽到魯迅這句話，應該會心有慼慼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