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特朗普、賀錦麗誰當選　恐怕都不是合適的人｜美國大選

放在更大的視域來看，賀錦麗（Kamala Harris）和特朗普（Donald Trump），無論誰當選，註定都難以成為美國開國元勳們所期望的「德才都很傑出」的總統，既難以彌合愈發嚴峻的政治撕裂和公正協調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又難以解決長期困擾美國社會健康發展的深層次問題。

美國總統大選從黨內初選算起，持續大約1年時間，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不計其數的人被情緒影響，他們要麼隔着屏幕為選情興高采烈或憂心忡忡，要麼在競選集會現場一起大聲喊着口號。然而，只要選的人不堪重任，不論今天有多少人為當選者歡呼，將來大概率會以失望結束。

為何這樣說？

從表面原因來看，賀錦麗和特朗普均是缺乏歷練和實踐考驗的政治人物，他們的政治道德和能力不足以應對日益被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政治撕裂影響的現實挑戰。他們既缺乏開國元勳們那樣的深思熟慮、遠見卓識和政治智慧，又與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林肯（Abraham Lincoln）這樣的政治家相差甚遠。

賀錦麗雖擔任美國副總統超過三年半時間，卻未留下讓人印象深刻的政績，她出來參選只是因為拜登（Joe Biden）臨陣退選，過程十分倉促，給人「趕鴨子上架」的印象。特朗普雖已擔任一屆總統，但他是政治素人出身，德行和能力都備受爭議，說話喜歡信口開河。儘管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因為厭倦既有政治體系和傳統政客，才希望作為「局外人」的特朗普帶來變革，衝破既有利益格局，但恐怕所託非人。

賀錦麗和特朗普在不久前的辯論已經清晰反映出他們要麼對政治的複雜和審慎缺乏起碼的體認，要麼政策論述空洞、邏輯混亂。當然，因為監督和制衡的存在，因為幕僚團隊和專業文官體系的輔佐，哪怕被選上去的人不堪重任，但許多時候不至於釀成重大危機。可即便這樣，如果任由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政治撕裂不斷惡化，坐看政治的庸俗化、娛樂化，最終很可能造成可怕的後果。

從深層原因來看，是因為選舉民主總是容易籠罩在既得利益集團操弄和民粹主義的陰影之下，以至於難以選出對的人。美國總統雖不是選民直選，而是由選舉人團選出，但依然建立在選舉民主的基礎之上，只不過說選舉人團制經常扭曲民意和破壞「票票等值」的原則，造成一人一票所通向的有限多數統治有時被異化為少數人統治。比如，2016年大選時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普選票比特朗普多了200多萬張，卻因為選舉人團制的異化而輸掉選舉。這是美國選舉民主在制度設計中造成的問題，與美國政治被選舉民主的內在困境所困擾是不矛盾的兩回事。

許多人對複雜的現實政治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即只要政治領袖是人民選上去的，就一定會去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就會既公平、又有效地增進公共福祉。然而，他們未曾深思的是，人民往往分為觀念、訴求不同的群體，不同人在選舉政治領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被選上去的政治領袖未必具備解決深層次矛盾、公正協調不同群體矛盾和增進公共福祉的品性、道德、智慧、手腕。

古往今來，超出自治範圍的政治事務往往錯綜複雜，不是空談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便能勝任，而是往往對政治領袖的品性、道德、智慧、手腕有比較高的要求。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說過：「要使一個人成為合眾國總統這樣顯要職務的當選人，至少也需要相當的才能和優點。這個職務十之八九會由德才都很傑出的人擔當，這樣說恐怕也不算過分。國家治理情況的好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負責人如何。」這句話道出了政治領袖的素養與國家治理好壞的密不可分關係。

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寫過：「現代官員系統正在發展為一個高素質的知識勞動者系統，由於長期的預備性訓練而各有所長，有着高度發達的身份榮譽感，十分重視廉潔正派。若是沒有這種身份榮譽感，我們的命運就會被籠罩在可怕的腐敗和醜陋的市儈習氣的永久威脅之下。」正因這樣，為了有效降低政治試錯成本，一個人在成為政治領袖之前應該要有充分的磨練和考驗。畢竟，除了少數天賦異稟之人，通常一個人要在專業領域獲得重大成功，都得經歷長時間的磨練和考驗，關乎資源分配和人群互制的政治領域尤其如此，只不過政治人物的磨練和考驗要和合乎人性的、行之有效的充分民主程序密切結合。

遺憾的是，被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裹挾的選舉民主經常難以選出對的人。選舉民主的高質量運行須以多數選民的理性為前提，因為只有多數選民理性，對現實政治知情懂行，才不至於被忽悠和欺騙，才有希望選出無愧於此的賢能政治家，才能讓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協調多數普通人和少數強者之間的矛盾，推行致力於化解深層次危機的結構性改革。然而，這經常是一場夢。寄希望於多數選民具有公民精神、對現實政治知情懂行，與寄希望於清官、明主來拯救蒼生，並無本質區別，都是對複雜人性和社會現實視而不見的政治幻想，區別在於寄希望多數選民或多或少包含民主精神，而幻想清官、明主來拯救蒼生容易滑向威權主義。

除了少數個例之外，在基於正常人性的自利理性支配下，因為社會分工的不同和職業、興趣、資源的高度分化，一個選民除非他的職業、興趣、切身利益與複雜政治問題有關並且能夠承擔他成為理性政治人而耗費的成本，不然的話，他在多數時候對除常識理性範圍之外的複雜政治問題將缺乏切中要害的認識，易讓少數強者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有漏洞可鑽。這就使得多數普通選民對複雜政治的認知局限於一知半解或道聽途說的水平，缺乏慧眼識人的眼光和知識。

多數普通選民在選舉政府領導人時主要看他們的黨派立場、被包裝出來的形象、宣傳營銷、資金實力和後台背景，而難以分辨他們真實的品性、道德、智慧和手腕，其結果是選舉民主難以持續產生賢能的政府領導人。民眾慢慢只能被動挑選自己所認為的最不壞的候選人，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未經深思的、易被挑撥與操控的感覺、情緒。

相對而言，作為少數強者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麼有足夠條件去成為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要麼能夠聘請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作為遊說代表。他們人數少，卻佔有更多資源，既能在選舉過程中投入真金白銀，影響選民的選擇，又能在選舉民主的日常治理中左右「流水的民選政治人物」的偏好，讓公共政策在多數選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覺的前提下漸漸向少數強者傾斜，造成社會緩慢朝不公方向演進。

具體來說，有兩類人容易在選舉中脱穎而出。一類是十分擅長調動選民情緒的政治人物，他們在面對多數對複雜現實政治一知半解或易被情緒影響的選民時具有天然優勢，比如民粹政客。另一類是與既得利益集團有着千絲萬縷關係並獲得既得利益集團調動營銷資源全力助選的政治人物。因為選舉是費時費力的大工程，依賴於專門團體運營，候選人在獲得名氣之前往往有長時間的形象包裝和資源投入，故那些獲得既得利益集團支持的政治人物具有顯著優勢。

如果是前者當選，他們雖能迎合人民的短期情緒，卻未必有智慧和能力去解決事關人民長遠利益的複雜問題，所以他們的支持率往往高開低走，起初人民對他們的支持有多熱烈，將來人民對他們的失望便有多強烈。如果是後者當選，他們未必有動力去節制與他們關係曖昧的既得利益集團擴張私利，以至於越來越多的選民不信任既有政治體系。

時而久之，當選舉民主總是難以選出對的人，深層次矛盾便日積月累，直到積重難返，本是追求公平的選舉民主體制會扭曲為少數強者擴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損的中下階層民眾，面對自身境遇的日漸惡化，勢必滿腔怒火，對既有政治體系產生深深的不信任感，進而容易所託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機利用，埋下社會不穩定的重大隱患。這既是特朗普現象產生的根源，又是美國民主的痛點。

（本文部分內容節選自紐約博登書屋出版的新書《拯救民主——揚長避短的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