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辯論華而不實背後：中國的經驗和困境　美國的韌性和危機

近日，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與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的首場電視辯論，讓人倍感失望。特朗普的語無倫次、信口開河、胡亂指控，離政治所應有的起碼限度的審慎、嚴謹和專業相差甚遠。賀錦麗顯得相對沉着冷靜，像一個傳統政客，但講話內容有些空洞，缺乏深度和縝密的邏輯，讓人懷疑她是否具備治理世界第一強國的能力。

美國歷史上並不缺乏傑出的政治家，世人熟知的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林肯（Abraham Lincoln）都在美國重大危急時刻扮演關鍵角色。美國建國前後的一批開國元勳們有極高的政治智慧，他們的深思熟慮和遠見卓識讓他們在整個世界尚處於專制主義的陰影下率先探索出一條政治新路。然而200多年過去了，美國民主一路走來，日益被民粹主義裹挾，呈現出膚淺、庸俗的面向。

與之相比，許多人眼中帶有威權主義色彩的中國政治，反倒在不少時候呈現出複雜、專業、深思熟慮的面向。因為政治的透明度不足，從有限訊息來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曾湧現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治人物，他們的鋭意進取為深受極左困擾的中國開闢出一條新路。某種程度上來說，過去40多年以來，中國能在民主和法治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除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和全球化紅利、龐大人口紅利有關之外，還離不開一批能力突出的官員的作用。

以對經濟問題的認知來對比，同樣是國家領導人，朱鎔基、李克強對經濟問題的瞭然於胸與縝密思索，與特朗普、賀錦麗在大選辯論中的講話，可以說形成鮮明對比。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看看朱鎔基的經濟改革故事，或者聽聽2015年李克強在中央黨校的脱稿講座，再去觀看特朗普和賀錦麗的辯論，便會發現巨大的差異。

當然，中美面臨不同的政治現實，政治人物的角色有別，不宜簡單類比。對於中國來說，若能將腐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限制在一定範圍，那麼在一段時期內，因為政治人物的晉升是一個漫長而又激烈的競爭過程，一個人從初入仕途到身居高位，往往要經歷數十年的磨練，故在政治生態相對健康的情況下，其實是能產生一批能力突出、經驗豐富的官員。

不過，因為民主和法治的相對不足，中國政治一直面臨怎麼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問題。中國的發展過於依賴政治的表現，過去多年以來，中國雖產生一批能力突出的官員，但同樣大量存在腐敗、濫權、瞎折騰的現象。時至今日，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仍被視作中國健康發展的「大敵」。

正如《拯救民主——揚長避短的新方案》一書中對中國出路所進行的分析：「有人從《中縣幹部》和腐敗新聞中看到中國政治存在的小圈子化和劣幣驅逐良幣的風險，有人從中國官員晉升過程中的層層磨練和經濟發展成就看到中國政治的賢能面向。然而，不能不追問的是，中國政治的賢能面向是否能抵禦小圈子化和劣幣驅逐良幣的風險？改革開放將中國送上崛起之路，但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尤其是進入深水區時，還能否穩步向前？民眾普遍厭惡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是否能得到有效解決？民眾所普遍期待的公平、開放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能否有更大成績？依法治國和國家能力怎樣才不至於被異化和扭曲？答案只能是高質量的民主體系，只有這樣，賢能才能長久，政府才能竭力回應人民訴求。」

相較而言，美國政治體系既有娛樂化、庸俗化的面向，又有不容低估的韌性與糾錯能力。美國的公權與私權有比較明確的劃分，政治權力在內部的影響範圍不及中國那麼深入。在政治權力內部，既有縱向的聯邦權力與各州權力的劃分，又有橫向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相互制衡。在美國社會，公民團體、媒體的影響比較大，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周期性一人一票在和平時期對政府形成剛性制約。這都是美國長期以來維持活力與自由的政治條件。

美國那些通過選舉登上大位的政治人物，既有專業的幕僚團隊輔佐，又有經驗豐富的文官體系負責日常運轉。通常而言，哪怕美國政治人物自己能力平庸，但只要用對人，一般不至於釀成嚴重後果。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的民主（主要指以選舉為基石的民主體系）是最不壞的制度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據的。然而，在現實條件允許範圍內，一個社會的政治體系不能止步於最不壞的制度，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尋求合理的改進。

一個日益困擾選舉民主社會的現實是，選舉民主所必然帶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操弄和民粹主義問題正在讓本應追求公平、民主的政治癒發難以有效解決積弊已久的問題。選舉民主的內在邏輯決定擅長調動選民情緒的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團全力支持的政客相對容易在費時費力的選舉競賽中成為贏家，但他們未必有意願或能力去解決問題。

在今天的美國，傳統政客往往被許多人認為與既得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曖昧關係，故難以指望他們有意願或魄力去促進公共福祉，而被認為是局外人的政治素人，既未必不在選舉過程中與既得利益集團合作，又未必具有公正處理複雜政治問題的經驗和能力。他們雖有幕僚團隊和文官體系輔佐，但如果經常都是外行領導內行，難以避免會出現問題。當選舉民主陶醉於最不壞的制度的時間越久，便越容易讓社會問題在温水煮青蛙過程中日積月累。

今天美國社會的撕裂、極化，歸根結底是本應公正協調和團結不同群體的政治體系因為長期遭受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的雙重影響而華而不實，越來越難以尋求重疊共識和解決問題，以至於那些自認為利益受損或被忽視的群體產生深深的失落感和不信任感。

特朗普和賀錦麗的辯論發出警示：難道歷史上人才輩出、精英匯聚的美國真的已無賢能政治家嗎？顯然不是這樣，只不過現行政治體系難以讓無愧於賢能政治家稱號的政治人物源源不斷的產生。

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寫過：「國家治理情況的好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負責人如何，能夠對此有所體會的人當能正確估價本憲法草案。我們雖然不能默然同意某個詩人的下述政治邪說：政體如何，愚人多慮；其實好壞，全在治理。然而，我們卻不妨承認，優良政體的真正檢驗標準應視其能否有助於治國安邦。」

在選舉政治日漸娛樂化、庸俗化的當下是該認真反思一下：如果承認本是為了追求公共福祉、公正協調不同群體關係的政治是需要起碼的品德、智慧、能力、審慎、深思熟慮的話，那麼，對選舉民主進行揚長避短的改進，讓那些經歷充分磨練和考驗的人才在強有力的民主約束和人民理性選擇下脱穎而出，將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合理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