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院高牆」到「大院高牆」｜中美

在美國發起的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博弈中，美國採取了多種手段對中國進行「遏制」，其中一個策略就是「小院高牆」（small yard and high fence）。2018年10月，「新美國」智庫的高級研究員薩姆·薩克斯首次提出「小院高牆」，這是以遏制中國高科技項目、打壓中國科技進步為目標的科技防禦新策略。

「小院」指的是直接關係到美國國家安全的特定技術和研究領域，而「高牆」則代表着圍繞這些領域劃定的策略邊界。在「小院」內的核心技術，美國應採取更嚴密、更強力的封鎖措施，而對於「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領域，美國可以重新對中國開放。有國內學者（如閻學通）解讀，「小院高牆」意在限制中國高科技發展，而不是與中國經濟廣泛的「脱鈎斷鏈」。

自2018年以來，美國實施「小院高牆」策略可謂毫不留情。包括以舉國之力對中國科技公司華為進行全面「圍剿」和打壓；對中國發展半導體產業進行系統限制，發動盟友國家聯合禁止對中國出口先進光刻機；在多個科技領域（半導體、AI、生物醫藥等）不斷升級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和限制，將它們列入美國的實體清單；在高等教育領域對中國學生進行大幅限制，禁止他們進入美國部分STEM專業去學習；限制中國大陸以外的公司對中國出口先進製程晶片，包括各類AI晶片；出台《晶片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在引導晶片企業投資美國的同時，對中國的晶片產業發展進行「遏制」……

客觀來看，隨着美國持續不斷地努力對華建造「小院高牆」，並利用霸權在盟友中施加影響，在現實中對中國科技及科技產業發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由於擔心中美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近幾年外資調整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策略，部分跨國公司開始從中國撤銷研發團隊，或削減對中國的科技投入。

不過，中國的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2023年中國GDP達17.89萬億美元。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之一，2023年，中國進出口5.94萬億美元，其中，出口3.38萬億美元，佔國際市場份額14.2%，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國與美國、歐盟、東盟等多個國家（集團）和地區都保持了大規模的貿易往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來說，試圖通過「小院高牆」來對中國的發展進行顯著的限制，難度極大。從近幾年中國在半導體晶片領域的突破來看，當中國以舉國體制來擺脱在科技領域被卡脖子時，所迸發出的能量是十分驚人的。

在此背景下，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注意到，美國開始調整其圍堵中國的策略，從過去以限制中國發展高科技的「小院高牆」策略，擴展為在更大領域限制中國的「大院高牆」策略。這種變化典型地反映在非常傳統的經貿制裁領域——關稅領域。

2024年5月14日，美國政府對中國揮出了關稅大棒，對從中國進口的180億美元商品加徵「301」關稅。其中包括：部分鋼鐵和鋁產品的關稅稅率從0-7.5%增加到2024年的25%；2025年將半導體關稅稅率從25%提高到50%；2024年，電動汽車關稅稅率將從25%提高到100%；大幅提高電池、電池組件和關鍵礦物的關稅；2024年，太陽能電池的關稅稅率從25%提高到50%；將船岸起重機的關稅稅率從0%提高到25%；提高部分醫療產品的關稅稅率。此次美國的關稅大棒，主要目標指出中國近幾年增長迅速的科技產業。

但這不是關稅制裁的全部。5月24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在400種獲得關稅豁免的產品中，美國政府將讓大約一半產品的豁免到期終止；164項豁免將延長到明年5月。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終止對部分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豁免，實際上就相當於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了關稅。

作為建制派總統，市場一度對拜登上任後撤銷或減輕部分特朗普加徵的高關稅寄予期望。但遺憾的是，拜登不僅其任期內沒有對中國商品的關稅進行減讓，反而在任期最後一年再度祭出了加徵關稅的工具。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認為，這種操作與拜登在大選之年的政治操作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國政府和政客們認為，當「小院高牆」不足以遏制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時，美國需要擴大對中國的打壓範圍，從更廣的領域來限制中國的發展。其結果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限制策略從「小院高牆」擴大為「大院高牆」。美國政府調整對華策略的基本邏輯非常清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任務是應對長期戰略競爭對手的挑戰，而中國是美國的頭號競爭對手。只要是實現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需，採取「小院高牆」還是「大院高牆」都是戰術性的選擇。

在我們看來，與「小院高牆」策略相比，「大院高牆」策略的特點有如下方面：

第一，制裁領域擴大。「小院高牆」對華制裁或限制的領域，是經過挑選的有限度的核心領域和關鍵領域——關鍵科技領域。而「大院高牆」策略的禁限範圍則擴展到更大的範圍，由高科技領域擴展到非科技的經貿領域。至於哪些領域被納入禁限範圍，則要視美國政府的實際需要來確定。

第二，「小院高牆」策略希望實現「有限打擊」，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還顧及到了國際貿易規則，希望在對華打擊上與經濟利益進行某種平衡。簡單說，既要限制中國科技發展，又希望從中國市場獲得經濟利益。但是，「大院高牆」的目標則有所轉變，不再顧及利益平衡，而是以非理性地追求對華打擊效果為主，不再顧及國際規則、雙標等問題。

第三，「小院高牆」以美國實施制裁為主，在相關核心領域，美國會連同盟友一起對中國進行制裁。由於制裁範圍較小，盟友們比較容易接受和參與。這使得「小院高牆」下的制裁聯盟比較容易形成。比如，美國、荷蘭、日本聯手限制對中國出口先進光刻機就是如此。「大院高牆」策略則有所不同，由於制裁範圍大，對商業利益的衝擊也更大。一方面，美國需要有更多盟友參與，才能使美國的制裁措施見效；但另一方面，盟友國家因為商業利益和國際規則的原因，對參與美國的大範圍制裁會表現得更加猶豫，甚至會與美國產生分歧。

第四，「小院高牆」策略試圖將打擊範圍約束在科技領域，如同受控核聚變，不希望將打擊擴散到廣泛的經貿領域，也不希望引發中美之間廣泛的「脱鈎斷鏈」。但「大院高牆」策略則與此不同，一旦施行這一策略，其後續影響則有可能不受控制，使得本意是圍堵中國科技發展的「小院高牆」，變成了中美之間廣泛的「脱鈎斷鏈」。這就如同不受控的核聚變，最終會演變為經貿領域的核爆炸。

最終分析結論：

為了實現遏制長期戰略競爭對手這一戰略目標，美國限制中國發展的策略正在發生變化，從過去着眼於限制科技發展的「小院高牆」策略，擴展到在更廣的科技與經貿領域蔓延的「大院高牆」策略。對於美國遏華策略悄悄發生的變化，中國需要保持足夠的警覺，並提早加以研究和應對。

本文原載於2024年5月27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