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布朗肖專題】奧斯維辛之後：沉默如何可能？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是法國著名作家、思想家，作品和思想影響了整個法國當代思想界，對法國許多大知識分子和大作家如喬治•巴塔耶、列維納斯、沙特、傅柯、羅蘭•巴特、德希達等都影響深遠。
特約作者：瓶子 Yunping Catherine Zhang（美術史論系碩士在讀）
01哲學按：
布朗肖誕辰110周年，也適逢他13冊簡體譯作出版完結。這位渴望自我消隱的批評家和哲學家、自言「一生完全奉獻於文學以及屬於文學的沉默」的小說家，如是在中文世界矚目又悄然地亮了相。01哲學以此為契機，推出布朗肖專題，藉報導訪談、書摘、書評等系列文章，聚焦此一20世紀法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中無法迴避的巨大存在。今日推出南京大學出版社與青年學術團體潑先生合辦「奧斯維辛之後：沉默如何可能？」之講座側記及譯者訪談，探討布朗肖思想中的死亡與語言。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是法國著名作家、思想家，1907年生於索恩-盧瓦爾，2003年逝世於巴黎。布朗肖一生行事低調，中年後不接受採訪與攝影，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影響了整個法國當代思想界，對法國許多大知識分子和大作家如喬治•巴塔耶、列維納斯、沙特、傅柯、羅蘭•巴特、德希達等都影響深遠。作為後結構主義和「新小說」的先驅，布朗肖一生的寫作都充滿了對死亡、他者、不確定性、災異等問題的討論。他的作品不啻對這些問題進行超越、近乎叛逆式的詮釋，而且作品本身的語言和所建構的情節也都指向一種新的文學類型和體系。今年正值布朗肖誕辰110周年，南京大學出版社與青年學術團體潑先生合作，在上周於北京舉辦了三場紀念活動。其中在北京706青年空間舉行的講座名為《奧斯維辛之後：沉默如何可能？》，正談及了兩個圍繞布朗肖思想的重要主題——死亡與語言。
死亡的兩岸
「死亡來了，穿著女士長裙掠過走廊
死亡來了，穿著禮拜服騎行在高速路上
死亡來了，我束手無策
死亡走了，必定也留下什麼
一場不明之火帶走了我的寶貝」
這是龐克歌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曾寫過的一首詩歌，這首關於死亡的詩歌展現了現代哲學極致膨脹的主體死亡觀念。柏拉圖在《斐多篇》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說道：「真正的追求哲學，無非就是學習死，學習處於死的狀態。」之後的哲學家也都以各種個各樣的方式論述死亡。但是在布朗肖之前，著名的哲學家對於死亡的觀念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生與死的明確標界之上，以積極辨證觀的方式進行闡述。比如海德格論述死亡時表達一種向死而生的概念，概述了死亡之「不可能的可能性」。這些對於死亡的積極看法，與生的二元對立的共通和結合，是大多數哲學家對於死亡進行討論的基礎。但對布朗肖而言，死亡並不像之前哲學家們所講的那樣，是「一種有用的、自由的、有意識的，與生一致的死亡」，而是一種「不可能的」、「非本真的」、「非個人的」、「非本質的」以及「無名的」死亡。不過，布朗肖對於死亡觀念所用的否定式限定詞，作用既不在於進行強烈的批判，也並非為了加深至今所有悲觀主義，而是要對死亡進行雙重剖析，試圖描述出真正的死亡，也就是說，祛除從生的這一端臆測死亡、捉摸死亡，解讀生者對於死者的幻想，試圖建立生與死的意義之間的聯繫。
然而這種臆測本身就包含了對生與死的對立性的肯定。對於布朗肖來說，正是主體性的邊界造就了人們對死亡的誤解，尤其像尼采對於自殺的推崇——也即是對生命有意義的終結的追求——忽視了主體才是死亡的限制；立足於主體限制之內去思考並不能夠觸及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是打破主體的邊界，脫離主體關係的「第二重」死亡，這即是列維納斯所說，死亡不是（對主體的）確證，而是打破了我的孤獨。正如四位活動嘉賓所總結的那樣，唯有將自我投向無限他者的責任時，主體那看似堅不可破的網路被擾斷時，當主體變成無力的、垂死的他者時，主體性的壁壘被消滅，他者被納入到自我之中，同時自我也納入他者之中，我們才能理解布朗肖對於「死亡站在主體框架外闡發」的觀念。
「生時所歷經的日子，它們不屬於昨日，它們永遠是那正在到來而不會逝去的日子，以及那來自於我們的光亮之歡悅，和那穿透過牆壁，行經所有路徑，沒有迷誤亦沒有懷疑，歡悅地朝我們自身前進的驚喜」（《最後之人》）。布朗肖通過作品《最後之人》實現了向「零度寫作」的轉變。面對黑格爾式龐雜的知識體系和歷史境況，布朗肖寫下這樣的句子：「靜止的思想，你覆蓋著我，或許也護衛著我；執拗如你，並不響應，只是存在於這裡，你也不上升。沉重、孤獨的思想啊，在你內中無疑隱藏著那極端尖細且至奇遙遠的針尖，不斷地、不施加暴力地，但以一種冷然的權威，招引我退回那遺忘之中。與不回答的你，我有話想說。……即使我不說話，即使我與這番我得以表達出的話語並無關聯……你甚至並不靜默……」。
語言的昇華與毀滅
布朗肖對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極其欣賞，他從馬拉美的詩歌中得來靈感，構建了自己的語言觀。馬拉美在《詩的危機》中論述：「當我說『一朵花』時，我的聲音懸隔了所有花的形式，而一種異於一切尋常花束的東西升起了，一種音樂般的、理念的、輕柔的東西，這是一朵在所有花萼中都尋找不到的花。」在布朗肖的作品《文學與死亡的權利》中，他用「這個女人」作為馬拉美的「一朵花」比喻的延續，描述了一種壓制物的，讓被提及的所謂在場者變成不在場，通過毀滅它的真實身份而進行的令人惶惶的命名的行為。這種語言作用其實符合黑格爾哲學所說的普遍性對具體事物的消解，這種作用被黑格爾視為「昇華」、積極的否定行為，但布朗肖卻認為這樣的理解建立了語言相對於被「謀殺」的實存之物的優越性。布朗肖真正想要關注的是對被精神權力驅逐出境的物。正是基於這種觀念，給萬物命名而將人類塑造為動物主人的亞當，便被其他學者理解為「第一個連環殺手」。越是高度成熟的語言、越是給事物分門別類細緻命名的語言，越是缺乏一種對於實在之物的召喚，當我們精準地用語言命名一個物體，這個物體本身的真實存在意義層面上的在場就被摧毀了，留下的只是這個物體除了實存之物之外的一些碎片屬性罷了。
這也引出了布朗肖的語言觀和物的死亡觀在邏輯層面上的密切關聯。他所說的「死亡的言說」，就是在闡述以虛無的名義下進行的言說，言說本身並不成立，或者說在表達的層面上是不成立的，言說就是死亡的言說本身，言說將死亡內化為自身，變得純淨；通過死亡的言說，「我們得以接近意義，而意義也得以走向我們」。意義不需要消解，意義本身就並不直接存在，因為一切意義都是建立在物的死亡、虛無之上的。語言自身作為權力系統的構成，佔領了精神的權威，具有排他性，排斥其他事物的命名，也排斥事物本身，這種對於知識和語言的權力闡述，與傅柯對於「知識權力」的觀點也有共同之處，這也是為什麼布朗肖能夠與傅柯建立起「知識友誼」的原因，這不僅僅是他們在思想上有共鳴，另外他們對「友誼」這個概念命名本身的意義解讀也是不謀同辭、表裡如一。
通過言說本身，構成對意義接近和吸引意義的環境，這種意圖在布朗肖的作品《至高者》中得以體現，這部小說本身就作為一部向自身敘說並且轉向小說自身的小說，它不斷地否定自身，重構自身。小說中的「我」是一位植物學家，一直處於生病的身體狀況中，而這種生病卻介於夢幻與現實之間，小說主人公在自我追尋的過程中實現了對於國家、公共生活和律法世界的驚異發現，以及在自我折磨以及受害的精神經歷中徹底分解開自我的意義，無限微分成自我在真實公共生活空間的流動。
同場加映：嘉賓訪談
活動結束後，我採訪了講座嘉賓陳家坪（詩人、紀錄片導演、北京青年詩會發起人之一。以下簡稱陳）。我們從友誼、介入文學、他者、語言的主體、布朗肖與沙特思想的反對關係，以及他與阿多諾思想的關係，一起對布朗肖作了進一步探討。
我：請您簡單談一下您自己是如何建立對布朗肖的瞭解吧！
陳：最早的瞭解還是通過汪民安的文章，《友誼，沉默和語言》，裡面談到布朗肖和傅柯的友誼類型（知識友誼），這種友誼類型對知識分子還是有迷人的狀態。類似於我們中國古人所說的神交，卻又不同。布朗肖與傅柯的友誼不存在私交，讓友誼呈現出完全的友誼本身。如果對友誼進行宣稱的話，也是對友誼的審查，只有朋友離開的時候才能宣佈這種友誼。亞里士多德對朋友的觀念理解也有這種純粹的特點。一個人怎麼就成為朋友？當他是朋友的時候你才宣佈他是朋友，不是我知道你的名字，見了面就是朋友了。相互閱讀、相互評論，展開思想上的交流，當友誼形成的時候才宣佈它的存在。以此為標準，平常人之間的友誼根本就沒發生。
我：除了友誼呢？
陳：傅柯通過沙特的文章瞭解布朗肖，傅柯很快站在布朗肖這一邊反對沙特。60年代法國對他們的評價，說沙特是思想界的太陽、布朗肖是思想界的暗影。他們為什麼反對沙特的介入？他們有什麼不同？沙特主張的介入是什麼觀念？布朗肖又是什麼態度？1974年時，波娃與沙特有個對話，沙特談到介入，介入並不是對技巧的限制。因為純粹意義上的寫作，更關注寫作本身，這原本就包含了技藝性的思考。沙特所認為的介入，體現的是一個人以詞語為工具。
我：所謂介入，那麼必然有其主體和客體，這裡的主體和客體是誰呢？
陳：因為布朗肖認為詞語只是工具，所以詞語本身說話，說話主體消失，詞語本身作為主體。這種沉默和激進的觀點，來自於海德格。在布朗肖的觀念裡，詞徹頭徹尾被孤獨所充斥。海德格就認為詞語對存在的事件有一種救贖。布朗肖則認為沒有這種存在，唯一有意義的存在就是詞語本身。詞在說，這又與海德格和馬拉美的觀念有根本的不同。
我：對於布朗肖的語言觀您怎麼看？
陳：傅柯在布朗肖筆下的馬拉美中看到語言的另一面，即語言無限回復到自身。
我：這是布朗肖語言哲學層面的態度？
陳：也不能說語言哲學，就像維根斯坦那種。這樣說容易產生歧義，他的態度還是對生命本身的思考。思考生命的存在的本質，這個本質就是被孤獨所充滿、就是一種沉默或激進的存在、是一種運動（的狀態）。
我：布朗肖的語言觀實際上是不斷指向文學自身的，連其中的人物也是這樣，正如《最後之人》裡的主人公，你覺得他熟悉，但是他誰也不是。
陳：沒錯。布朗肖認為語言就是永不停息的永無止境的喃喃自音，有它的高潮和閃電。他覺得詞不是事物的反映，是要消滅事物，詞唯一反映的就是詞，唯一剩下的就是詞的無聲的本質。詞在停立或消失，但存在一種潛在的火花，就像閃電的爆發一樣，瞬間閃亮瞬間又消失了，達到了一種詩性的存在。那是詩的最厲害的境界。可能他通過馬拉美瞭解到詩性的存在，特別符合他的觀念。
我：布朗肖為什麼能夠認為語言是一種暴力和權力？語言消滅了物，又如何得以自我言說？
陳：這涉及到 「說」和 「道說」兩個概念。 「道說」是什麼？人沉默卻能道出許多；是讓顯現，是讓看或聽。而 「說」，是先存在，而事後命名、捕捉或追加，是事後清晰逼真的此在。（作者註： 「道說」概念指出了語言的自我言說何以成立。因為客觀上講，人是說出語言的主體，但「道說」概念指出了語言的自我顯現，指出了自我闡述的特質。因此這裡將「道說」與「說」加以區分，是為了說明語言自我言說的成立條件正是「道說」，是語法、意義本身的存在先於「說」的行動，因此語言具有自我闡釋的主動性。）
我：在這一點上，布朗肖和沙特觀點的不同之處是什麼？
陳：布朗肖的言說是發生之前的傾聽，沙特的言說是事件發生之後的說。所以你說他反對沙特，不過至少不是我們普通意義上的反對。布朗肖從與沙特的反對關係中呈現各自的向度。
我：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您怎麼理解？
陳：詩性思維是危險的，可能把我們帶到集體災難中，用審美的眼光看世界，以化解現實帶來的屢屢傷痕。我們應該擁有具體所指，而不是泛泛的理解或者教條地去理解，将布朗肖放在整個思想的交鋒和歷史中去理解。他的作品同時也會指向人類的某種處境，某種災難，比如二戰這樣一個共同的災難，在這樣的處境下談論人類文明帶來什麼後果。純粹的哲學家探討哲學的內部，但是文化作為一個使者，其擔當是建基在文明與非文明，政治與非政治，經濟與非經濟之間的。作為一個作家，詩人，就應該（對外部）理解和溝通，傳遞福音，傳遞智慧。所以我們在理解人類的文明的時候，要知道人類的文明有時候是以反文明的方式在發生的，如此就會帶來一種反思，這種反思會帶來一種新文明的出現，但這種新不是數量的增加，而是質量的變動。
我們的思想如果沒有質變，那我們還會再經歷一次奧斯維辛。例如文革，如果我們思想不發生質變，這發生了一次還會再發生第二次，所以需要我們的思想介入。新的文明思想介入非常重要。阿多諾有一篇文章，《論介入》，著重批判沙特和布萊希特的介入文學觀，也批評了班雅明晚期的藝術觀念。他同時對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論斷也做了一個回應。阿多諾的想法是什麼呢？他看到了介入文學概念中的精神退化問題。這種退化也是社會本身的退化，正如人類本身發生的災難，是一種退化現象，但是你去介入這種災難，你也是一種退化。當一個人不斷打你，把你的骨頭打斷，那你的生存還有意義嗎，這樣的藝術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如果你的生存沒有意義，那你的表達還有意義嗎，在阿多諾看來這是一種精神退化現象。阿多諾對介入的反對使得他回到藝術本體，布朗肖對介入的反對使他回到語言本身。
我：其實布朗肖雖然設置了一座座文學迷宮，但是在知識的譜系中還是比較清晰的。
陳：是的，我對布朗肖、傅柯、沙特、阿多諾各自思想的梳理令我體會到到各種思想的邊界，讓我們的認識變得更為清晰，當然我相信我的梳理也是帶有片面性的，裡面難免包含了歧義和誤解，有待對布朗肖更有知識和更多思考的人來做出批評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