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瓜塔里的生態智慧：從資本主義世界到香格里拉的線路｜黎子元

災後又經過了50年，就在這個極度惡劣的環境，於叢林中僅存的一塊開闊地聚居生存下去的人們並沒有陷入頹靡，反而在這個地方自力更生，日積月累搭起被稱為「聖堂」（Duomo）的奇怪建築群，日子艱苦卻洋溢著生機。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之後，原有體制崩壞，社群風俗得以易轉，就連在災難之前不被主流社會接納的人妖、偽娘這樣的邊緣人群，這時候也能以自己的姿態自在生活，毫無隔膜地與他人相處。異質性（heterogeneity）恰恰成為這些角色彰顯出來的鮮明性格。由此看來，災難之後未必就是窮途末路，關鍵是人類在新的環境下如何創造另類的生存方式。

然而這個災後世界也並不是沒有資本主義制度，沒有階級和壓迫，只是在由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體系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下形成了新的社會形態：

資本主義制度圍繞著碳素經濟運作，各國的碳素指數成了國際貿易稅收基準，指數越高的地區購買同一商品的花費也就越高，新興的碳素商人則混合了資本家、投機者、駭客、政治說客等多重角色於一身，開發出經濟碳素預測系統（「美杜莎」），大氣中的實際碳素和經濟碳素之間的差額成了他們巨大的獲利空間；

與民間抵抗組織「金屬時代」（Metal Age）對立的是代表著統治階級利益和社會體制意志的「阿特拉斯公社」（Atlas），即東京重建計劃的推行者，而不再是日本政府這個石油時代的遺物，至於抵抗組織的抗議方式則是樹立起煙囪，通過排放二氧化碳來劇烈改變日本的碳素指數。

社會體系在災後重新配置，並不意味著舊的社會形態全部灰飛煙滅、新的社會形態瞬間無中生有。重新配置指的是在由某個事件所界定的歷史階段，各種社會要素被「聚合、裝配」（assemblage）起來發揮特定功能的範式發生了轉變：

一些舊有的裝配方式或者日益衰退（日本政府由阿特拉斯公社管控），或者在新範式下與別的要素裝配在一起、發揮出更強或不同以往的功能（在碳素經濟下的市場已徹底凌駕於主權），另一些則仍舊維持固有形態（宅男聖地秋葉原竟在災難中倖存！）；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潛在的裝配方式，它們也許只是可能性，興許曾經在歷史上短暫出現卻因缺乏支撐而湮滅，如今在新的物質與技術條件下才得以被實現出來，甚至可以成為主要的裝配方式（「地震祭」、「龍脈」等非科學知識與支撐阿特拉斯的隱秘科技之間的關聯）。

在新的社會形態下，人類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也勢必形塑出新的樣態。日本政府災後依然在運作，但喪失了重建城市的經濟能力，只好讓東京維持熱帶叢林的狀態，通過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來抵消碳素指數。另一邊廂，阿特拉斯公社推行重建計劃，在東京建造由巨型柱子支撐的13層塔狀空中都市，根據居民納稅多寡、等級身份和幸運抽獎的方式逐年將地面上的人們移入建築內生活。然而這座巨型建築事實上只能容納有限人數，地面上大多數過著難民生活的人們都無法獲得移居權。

碳素經濟以及遵循這種經濟原則而不得不保護下來的熱帶叢林，實際上已經綁架了地面上人們的生活，使人們屈從於現行社會體制，固步自封，無法在新環境下創造人類的另類生存方式。阿特拉斯公社凌駕於日本政府之上的權力，基於戒備森嚴的等級制度來運作的空中都市「阿特拉斯」，以及支撐這座都市運作的隱秘科技（與日本《古事記》神話關係密切），構成了這個災後重新確立的社會體制的不公義與陰暗面，同時也匯聚了這個歷史處境下的社會矛盾與鬥爭焦點。

從這部動畫設定的世界觀我們可以推想，關於生態問題，最核心的議題還不是「減低碳排、保護環境」。正如瓜塔里所指出，這種環保口號容易把生態問題局限在一群環保愛好團體的視野之內，妨礙了從一個能夠橫越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領域的、更具全局性的視野來理解生態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把生態問題化約成保護自然環境這種單一行動模式，也就無法在不可預測的生態災難發生之後，基於由這個事件所造成的讓事物從固有體制中脫離，變得新穎奇特、獨一無二的「特異化」（singularization）過程，來探問人類群體應該如何創造性地生存下去。

恰恰是不滿足於環保團體只去處理像工業污染那樣的問題，或者純粹立足於技術官僚的威權視角來考量自然環境，瓜塔里於是提出了一種倫理的-政治的表述（ ethico-political articulation），即他所說的生態智慧，包含了環境、社會關係和人類主體性的三環相扣的生態理論模型。

基於生態智慧打橫切過自然生態、社群生態與心靈生態的理論視野，瓜塔里致力發展出一種具有「橫越性」（transversality）的思想方法。除了環境議題，他羅列出的同樣應該被視為生態危機來處理的議題還包括：第三世界不可逆轉的貧窮，發達國家的核災難隱憂以及核彈頭威脅，階級矛盾，種族隔離，族群分裂，宗教狂熱，兒童勞工，婦女壓迫，社區及家庭疏離，中年失業，年輕人失卻出路......在今天，這個清單當然還應該加上恐怖主義和難民潮。與此同時，瓜塔里還大幅度拓寬了亟待保護的瀕危物種的領域：從動物、植物等有形物種，到團結的價值觀念、社群鄰里、兄弟情誼、創造力等無形物種都存在物種滅絕的問題；其中，他特別談到了「作者電影」的日漸絕跡。

舊體制崩壞，固有中心消解，敵對狀態倍增，事件和特異化過程在政治、經濟、生態等領域頻繁地不期發生，這一切已經構成了當前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歷史處境。正是在這個歷史處境下，興許人們對其尚未覺察、做出反應，但生態智慧構築的新的生態問題意識作為當代問題意識，其實已經不容迴避地擺在了人們面前最為顯要的位置。這種新的生態問題意識基於一種全局性的視野，即把當代世界看作一個將宏觀到微觀的各個領域、各種活動全部包含在自身之內的「整合的世界資本主義」（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體系，脫離這個世界體系來空談生態問題則是徒勞無益的。

整合的世界資本主義（簡稱IWC）不受地域限制，它的解轄域能力之強大以至於無法定位它的力量源自哪裡，基於傳統政治經濟學範疇根本無法找到與之對抗的著力點。瓜塔里因此認為，儘管對於生態危機必須在一個全球的尺度上來回應，引發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社會、文化變革，重塑出並非遵循資本主義邏輯的生產活動，但是這不意味著變革的達成必須仰仗一種簡化的、刻板的，以統一議題剝奪其他個別議題的宏大目標。相反，針對IWC，我們更需要一種微觀戰略來解決各個層面的生態問題。他寫道：「因此這場革命不能夠僅僅關切在一個宏大尺度上可見的力量關係，而勢必同時考量感覺、智能和慾望等細微的領域」。這便引導出了瓜塔里構想的「分子革命」（molecular revolution）。

這種微觀的戰略從IWC的每一個細微之處對抗、擾亂，乃至顛覆其運作邏輯與同質功能，使得這個從總體上看幾乎無懈可擊的龐然大物在各種環節、各個局部都露出了致命弱點。這種戰略得以實施的條件是新的主體的崛起。瓜塔里為此主體的崛起提出了一種突顯創造性的「倫理學-美學範式」，把如何生產出能夠脫離標準個體化的新的（區別於結構主義的）主體性放在議事日程的首位。他的生態思想恰恰押注在「主體性生產」之上：如果一個新的生態環境是可能的，那麼它預示著人類將重新建構自己在各個領域的實踐活動，通往一場個人的和/或集體的重新特異化。

重新特異化呼喚「事件」，而不恐懼它可能帶來的創傷。在IWC，生態問題和資本主義問題說不定就是同一個問題。

當叢林中繁殖迅猛的異形植物「迪达洛斯」（Didalos）——政府為了促進東京叢林化而藉助基因技術培植出來的具有更高二氧化碳吸收能力的植物——與地面上的居民搶奪生存空間，雙方矛盾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抵抗組織終於採用了與保護環境截然相反的殺手锏來破局——轟炸東京，讓烈火將整片叢林燒毀殆盡！儘管一夜之間日本的碳素指數飆升至全球最高，致使日本成為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但是長久被碳素經濟和熱帶叢林綁架了生活的人們終於得以從枷鎖中解放出來。隨後的故事劇情峰迴路轉，經過幾番變局、幾場決鬥，阿特拉斯背後的隱秘終被公之於世。全劇的最後一幕，面臨著殘垣敗瓦，接受了殘酷的現實，存留下來的人們卻似乎看到了通往香格里拉——心中理想鄉土——的隱約線路。

事件的發生也許總不會是什麼好事，然而事件卻總能夠為變革打開契機。在IWC，說不定恰恰是由事件來開啟從資本主義世界通往香格里拉的線路。能否披荊斬棘，在這條路線上前行，就要看人類主體的意志，他/她們如何做出抉擇，抱持一種怎樣的集體信念，這種信念如何參與到事件之後體系的重新配置當中，如何於新的歷史處境下生產出新的人類生存方式。

儘管在理論建構尚待完成之際瓜塔里已經離世，他的生態智慧卻為我們指出了這條線路：通向一種關於重新特異化的生態學（an ecology of resingular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