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纏與疏朗——海德格的鄂蘭牽連和納粹牽連

雅斯培在二戰時期因為對納粹政府的堅定態度而有著「知識分子的良心」這一美譽。而科耶夫和鄂蘭等哲學家都在當時旁聽過雅斯培的課，其中鄂蘭在遠赴美國之前甚至是雅斯培指導博士論文的學生。（連結）

愛丁格的立場，並非人人贊同。薩弗蘭斯基小有微詞：「很遺憾其中（這本書中）包括了過於冗長的道德評論」。（薩弗蘭斯基，《海德格傳》，以下簡稱「薩弗蘭斯基」）張祥龍君評論說：「愛丁格…同情完全投入感情但軟弱可欺的鄂蘭，譴責雖然有浪漫熱情但總是老謀深算地主宰兩人關係的海德格」。（張祥龍，《海德格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7頁。以下簡稱「張祥龍」）張祥龍轉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把原材料中不利於海德格的證據刪除殆盡，就連上面引用的那句話，海德格式的或擴大而言德國式的「浪漫熱情」，在愛丁格筆下原來也貶義多於褒義。

愛丁格的評價的確很強烈，但據此不能斷言這部書不夠客觀公允，客觀公允原不等於四平八穩，不等於回避道德評價。雖然絕大多數的道德學說，我讀來都像無稽之談，但我相信那只是理論家不知道如何從理論上來闡述道德問題，並不是因為人生中原無「道德」二字。

議論人事，經意不經意間，難得不帶出道德品評，薩弗蘭斯基自己何嘗能幸免。若說愛丁格的角度淺俗，我倒是從另一面來想，以鄂蘭的靈性識見，先後經了多少事，見了多少人，竟從十八歲深愛海德格直至一生的結束，只說這位偉大的女性心裡始終另藏著一個愚蠢的小女人，恐怕難讓人信服。我讀到崔衛平女士剛剛寫就的一篇文章，從兩個人的靈性深處來理解這場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戀情，其高明和透徹，實遠在愛丁格之上。歷史的闡釋，包括人生的闡釋，從來不單單依賴資料占有得詳盡，洞悉人情事理，經常更為重要。

海德格的納粹牽連，已公開出版的資料豐富得多。盟軍占領德國之後，就把海德格的納粹牽連當成一件大事來處理，當時就搜集了很多有關材料。後來，海德格在世界範圍內名聲越來越響，學界把海德格的納粹牽作成了一項公案，抨擊海德格的自然要搜集於他不利的證據，為他辯護的則要細細梳理這些證據，同時搜集於他有利的證據。

海德格是否真心支持納粹運動？

胡塞爾很看重海德格，曾撰寫推薦信幫助海德格獲得馬堡大學的教席，但兩人的關係隨著海德格在1933年加入了納粹黨並當選為佛萊堡大學的校長而進一步惡化。（連結）

海德格的思想體系是否導向納粹思想？如果這樣籠統地提出問題，我的回答斷然是「否」。我以為，雖然海德格思想和納粹思想有很多相容的、甚至相同的東西，兩者的總體趨向是不同的。在簡單的體系之間，相同之處越多，體系就越接近。在複雜的體系之間就不能只靠指出相同之點來論證它們的相近。但是，海德格思想體系中的確較少直接抵制納粹思想的內容，沒太多東西攔著他去支持納粹思想，如果拿大致同時代的海耶克的思想體系等等作為參照，這一點就格外明顯。這絕不是說，海德格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就一定不如海耶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話說到這裡，我們就得進一步討論思想體系和政治行為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我不相信那是一種直接的因果關係。具體而言，我們就得討論納粹的早期思想和後來的納粹罪行之間的關係。我們很少在真理的層面上認真開展這個話題，這樣的話題一般被戰勝國的意識形態統治著。（馬克思主義和史太林的恐怖統治是什麼關係？毛澤東思想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關係要緊密得多，但也不是緊密得完全無法區分）

海德格是否真心支持納粹運動？我認為他有不長的一段時間熱烈支持。上面說到，海德格思想中原沒有多少抵制納粹思想的資源，而另一方面，他對實際政治的感覺並不見得特別出色，所以他像其他多數德國人一樣支持納粹也原無足奇。不過，他不只是隨波逐流，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張，另一方面，納粹運動向惡性發展，結果，他比大多數德國人更早地開始疏遠納粹運動。

海德格是被迫當上校長的嗎？我覺得海德格在這件事情上既有幾分主動也有幾分被動，就是說，比他後來所願承認的要更為主動。從海德格那個時期的抱負看，這是很正常的。他不僅想當校長，而且他的熱心要比這個高遠不少。比起英國教授和美國教授，德國教授比較容易萌生帝王師的念頭，雖然比不上我們中國文人的野心。這從各個國家的政治傳統很容易得到解釋。不過，一方面，海德格這段時間有相當的雄心，想在實際政治領域中有所作為，但另一方面，他的主調仍然留在純思想方面。這限制了他的政治熱情。他絕不是非當校長不可，更談不上謀求這個職位。在我們後世的旁觀者來看，他在純思想領域裡如魚得水，在實際政治活動中卻蠢笨無能，這一點他想必很快就有了自知。他十個月就辭去校長職務，該是多種因素會同的結果，也包括有點被迫無奈，不一定全像他說的那樣，只是要和納粹分道揚鑣。

誰要是從一開始就洞見了納粹的本質，我說他目光如炬，哪個德國人從一開始就抵制納粹運動，我說他孤膽英雄，但一開始支持納粹，沒什麼說不過去的，懷抱改造大學（大學不該改造嗎？）振興民族（直到今天，我們中間有幾個「世界主義者」？）的熱望，去當個校長，更算不上什麼罪過。要緊的倒是，海德格在參與納粹運動的這段時間裡，特別是在掌握校長權力的這十個月裡，都幹了些什麼。檢索已經羅列出來的事實，我想答案相當清楚：他作了一些惡劣的事，也作了一些保護受害者的事，就像多數處在那種時期那個地位上的人所作的那樣。

海德格的矛盾

海德格是不是反猶？我認為海德格的思想體系不包含反猶的內容，也推不出反猶的結論。從海德格和猶太同事、猶太學生的整體交往看，他也不是個持反猶立場的人。但是他在熱烈擁護納粹運動的不長的一個時期，看來是受到了反猶思想的影響，多多少少對之有所認同。

海德格是個大思想家，會有人猜想他不應該輕易受思潮的影響，所以對他的一些反猶言論，應當深挖思想根源。一個人若配得上稱為「思想家」，當然不可能輕易受思潮影響，但是，即使偉大的思想家，在很多方面的思考也和普通人差不多，沒有深穩的定見，容易受人影響。海德格並不例外。倒是他經常過分強調了自己是個思想家，無論什麼事情，要麼閉口不談，凡發言就無比深思熟慮雄深有定的樣子，誤導人們以為他真的沒有任何見解是隨大流而來的。真要說海德格那些反猶言論的思想根源，我想仍然可以反過來看：他不是一個現代較為常見的反種族主義思想家，在他的思想體系裡沒什麼東西攔著他受反猶主義的影響。我們經常注重哪種思想會導致哪種思想，但相反的一方面也極為重要，就是說，在你無知、軟弱、模糊的方面，你比較容易為哪一類思潮開閘放水？

海德格是不是惡待猶太人？有幾個事例擺在那裡，有一兩件可謂相當惡劣。但也有相反的事例擺在那裡。如果不是硬要從反猶主義來看，這些「相互矛盾的事實」就不那麼矛盾了。我們應該只作好事不作壞事，不過事實上我們都作過一些好事也作過一些壞事，這沒有什麼理解不了的。海德格並非只對猶太同事和學生作過不良之事，他對之作過不良之事的也不都是猶太人，從這些事例，實在得不出海德格系統反猶的結論。他對胡塞爾的不滿、不厚道、首鼠兩端，早就開始了。他在納粹期間漸漸斷絕了和雅斯培的來往，而雅斯培的太太是猶太人。即使不說這是巧合，也不難理解：倒運的人家總是門庭冷落的，倒不一定是別人恨你、蔑視你、反對你。當然，天下也有臨危相濟的義士，看你倒楣，偏來登門拜訪。海德格不是俠義之士，一生沒有過什麼義舉。

從海德格和猶太同事、猶太學生的整體交往看，他也不是個持反猶立場的人。但是他在熱烈擁護納粹運動的不長的一個時期，看來是受到了反猶思想的影響，多多少少對之有所認同。圖中X字標記者即為海德格。（網絡圖片）

在反猶這個方面，海德格最惡劣的一件事情大概是：他建議納粹教師同盟不要接受年輕教師包姆加騰的入會申請，這份建議書裡列舉的一個緣由是包姆加騰「與猶太人法朗克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即使這個事例也不是海德格反猶的鐵證，因為他可能只是利用了反猶的時勢來說服別人。不過，這樣從「策略」上理解這件事（張祥龍，第244頁）絲毫不能讓人減少惡感，因為我不敢斷定趁火打劫一定比明火執仗較不可恨。

如果我們一定要上綱上線，在海德格思想體系是否和納粹同道、他是否一貫反猶這樣的高度上解釋海德格的言行，好多事情反而越解釋越糊塗了，這些事情揆之人情事理，多數並不是很難理解。的確，討論此事的多數論者，在我的印象中，並不認為海德格卷入納粹運動的那段時期言行格外惡劣，還經常由於覺得他在實際政治上相當幼稚而表示原諒，人們無法原諒的，是他後來為自己曲為辯解，從不曾痛痛快快為自己的劣跡道歉，而尤不可原諒的，是他從未譴責過納粹的罪行。

研究者早經指出，海德格後來的辯解有些是不誠實的，與事實不符。有些辯解，我覺得還挺有道理的，例如他說到：「我不明白為什麼和當時納粹黨的教育部長談一席話就該受到指責，而所有外國政府卻正忙著承認希特拉並給他以國際通行的禮遇呢。」孫周興君引用了這段文字後評注說：「他的這類抱怨和辯解卻是十分乏力的」。（《開放時代》，總122期，第89頁）我不知道他是從哪個方向上這樣想。我倒覺得海德格的這一反問成立。固然，外國政府有無可避免的實際政治方面的考慮，而海德格本來不一定要卷入實際政治，但生活在納粹德國裡面的人，身不由己之勢恐怕更甚於外國政府呢。

海德格後來該不該為他與納粹牽連道歉？我想，他參與納粹運動之可以獲得諒解，是因為他在政治上不過是個普通的德國人，那麼，他就應該像一個普通的德國人一樣，為德國在納粹時期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內疚，為此道歉，用不著端出諱莫如深的思想家模樣。不過，戰後的輿論一邊倒，整個世界都在鞭撻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加入這一譴責的行列也許在海德格看來既沒必要也沒資格。他在思想深處憎恨世界的技術化，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他把美國、蘇聯等量齊觀，希望是在德國，後來他不會再把納粹德國當作楷模，但並不曾改變對美蘇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他跳出來譴責德國，也許更像昆德拉意義上的「媚俗」而已，不可能拿出什麼真識卓見。究竟道歉更需要勇氣還是不道歉更需要勇氣，我無法判斷，總的感覺是道歉是對的，雖然比較容易。

思想家的個人生活和我們有關係嗎？

但是，在這「可恥的沉默」後面，的確有一種東西讓人不安，甚至讓人氣憤，那就是思想家在普通人的層面上也把自己是個思想家太當回事兒了。海德格說道：「農田耕作現在已經成了摩托化了的食品工業了，本質上同屍體和毒氣室的生產一樣。」（薩弗蘭斯基，第552頁）你不譴責納粹也罷了，幾乎唯一一次旁敲側擊地涉及納粹罪行，竟以這樣的形式出現，讓人不堪忍受。我們不能因為遷就常識就不讓人往深處思想，但若深思到的本質竟和我們的所有基本感性作對，我倒覺得不深思到本質也罷。海德格在理論上突出人或此在的有限性，可說是一項貢獻，但作此思想的人也必須把自己保持在有限的視野之中，清醒地意識到思想的有限性。在上帝眼裡，速凍食品生產線和毒氣室是不是一樣，一切的一切是不是都一樣，我無從揣測，但在超市裡買黃瓜的人和在毒氣室裡掙扎的人，不會覺得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

講起海德格這個人，我常懷有矛盾的心情。為他寫傳的薩弗蘭斯基何嘗不是？海德格的好友雅斯培不也是一直懷有這樣矛盾的心情嗎？鄂蘭深愛海德格，但說起自己對海德格的態度時也承認：「人並不是前後一致的，反正我不是」。海德格的思想和處世委實複雜。他始終保持著農民的質樸，抑或不時施展著農民的狡猾？我們會說，人性是複雜的，人都有兩個方面。這話等於什麼都沒說，我們想理解一件事，理解一個人，理解世界，這總意味著我們嘗試看出散漫而矛盾的現象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無論解構主義怎樣流行，理解之要求統一這一本性無法改變，哪怕是通過解構的方式。海德格自己曾說：「在生存論上恰當的良知闡釋並不保證在生存上對（良知）呼聲的理解」。

奧斯威辛集中營。

事實的確是這樣，但這只開了一個頭，我們下面要問的是：如果理論不能保證更正當的生存，它是否有助於更正當的生存？如果不能，理論是幹什麼的呢？據說，「他的癖好是提問，不是回答」，提問就是思想的虔誠。但我們身為大自然的學生，我們不是更該通過回答來提問嗎？提問可以是虔敬，也可以是驕狂。只要我們不假裝手握最終的答案，回答不是一種更虔誠的思考嗎？如今，斯人已逝，他的思想已經成了人類共同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我們為什麼總是糾纏在他生平裡的二三事，來破壞他這個人的形象，甚至在他的思想遺產上鋪上懷疑的暗霧？當然，我們關心名人的生活。不過，關心政治家思想家的生活和關心歌星影星的生活不太一樣，我們不只是出於對名人的好奇。政治家指揮我們，思想家指導我們，難道他們的個人行為和我們沒有關係嗎？

前幾年出版的《知識分子》一書，新來有了中譯本，作者的選材和議論，大有偏頗，但其中提出的基本問題，並不因此作廢。平庸的人格真會煥發真知灼見嗎？那些感動過無數善良心智的大師真會是一些卑劣的人嗎？抽像說，真善美難道能各行其道互不相干？這是困擾我的疑問，我知道也困擾著不少別人。下一句「文人無行」的斷語絲毫不能澄清這種困惑。至於「為賢者隱」，把不利於大人物的材料都掩起來，那是中宣部的本職工作，不是思想者應當效仿的。只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紛紛雜雜的世界，我們才需要思考，才需要理解。

海德格在一次亞里士多德課程上，開講之始說：「亞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掉」，接著他整個學期討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再沒有談到亞里士多德這個人。他也許會願望人家這樣談起他和他的哲學。有兩種閱讀理論，或干脆就有兩種讀書法。一種把什麼作品都還原為時代的呼聲，或個人心理的或直或曲的表露，讀作品就像佛洛伊德讀夢似的。另一種閱讀理論主張眼光不得越出文本，時代背景等等都不相干，更別提作者的私生活了。

考諸實際，這兩種讀書法卻不是並列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從一種轉向另外一種。離我們近的，我們就免不了會關心一本書的作者是個什麼樣的人，就像是把作者連同他的作品一起閱讀。離開遠了，作品本身漸漸佔據了整個視野。我們現在說起亞里士多德和莊子，對他曾經支持哪個政權反對哪個政權，對他曾怎樣對待一個年輕情人，所知甚少，而且興趣不大。他們的著述，就彷彿漸漸離脫了肉身的枷鎖，成為純精神的存在。說得更切實，他們的著作越來越多聯繫於後世的注釋，越來越少聯繫於作者的生活。

海德格終其一生力求闡明「疏朗之境」（Lichtung），但他的思想處世在我看一直糾纏不清，唯在其晚年，他似乎進入了這種疏朗之境。思想家大概需要暮年，那些曾促生蓬勃思想的衝動漸漸平息，木落天高，於是思想的純形式清清朗朗地呈現了。這種疏朗之境不是人生的整個真義，但若無此境，人生就太蕪雜太瑣屑了。

（本文作者為陳嘉映（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原刊於《開放時代》 2000年第7期97-100），網絡鏈接。小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