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起源》： 民族政府無力應對全球問題

鄂蘭認為，猶太人的政治處境不能單以「種族歧視」一言蔽之。（Getty Images）

但把弄「猶太人問題」不是極權政府唯一的伎倆。鄂蘭認為帝國主義背後「無限擴張」的思維才真正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條件。帝國主義首先起源於資產階級興起，他們信奉無節制的經濟發展，對真正公共政治事務無所用心，也不認為自己需要對個別政治群體負責，視民族國家的邊界為資本擴張的障礙。事實上，鄂蘭甚至指出，帝國主義伴隨的殖民擴張，根本上與民族國家的原則相違背：殖民佔領無可避免會在人口眾多的臣屬社會中挑起民族意識而危害統治，所以殖民統治需要「種族」—視其他民族為「非人」或者自己民族是命定比被征服者優越的選民；和「官僚」—認為政治是被統治人民無能力承擔的重擔，所以需要精英幕後操縱—作為統治的思想工具。兩者最終都催生了一種將「歷史」視為具有超人化神秘力量的潮流、人只能服膺其力量的看法。鄂蘭以南非的荷蘭開拓者Boers和英國殖民總督為例，顯示殖民如何敗壞了西方文明既有的道德標準，而極權主義正是這些惡果像回力標一樣由屬地擲在西方社會的頭上。

如果一開始民族國家便備受種種矛盾所困，這個由充滿矛盾的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更無力應對自身問題。帝國主義仍然霸佔了外交政治的思想空間，民族政府被困在「唯我獨尊」的主權想像裏，如此構成的全球秩序根本無力處理需要多國聯手才能解決的問題。鄂蘭揭示的，是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最終導致這個制度的衰落：大量湧現的「無國籍者」證明，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建立的民族國家憲法傳統，由「一國政府」宣告的「普世人權」不過是自相矛盾的虛言；事實上當原生政府拒絕保障本國人民的人權時，根本沒有其他民族政府願意保障他們，哪怕一丁點的權利。這也是為什麼剝奪國籍在現代變成如此強大的政治武器。大規模地施行的話，所造成的難民潮甚至會衝擊別國司法制度，最終不勝負荷的法律機關只好將問題交給警察管理的難民營，最終為極權式警察國家提供了良好條件。

漢娜．鄂蘭早期著作或可為解讀21世紀政局的開端。（Getty Images）

時人閱讀《極權主義的起源》往往集中在最後一冊：鄂蘭指出極權主義興起的社會條件，是「孤獨」的現代人深感自己在社會、制度面前的「多餘」，由此滋生的無力感在廣泛疏離冷漠的群眾社會中散播，令民眾渴望極權主義運動帶來的意義和歸屬感。一些乍聽似乎充滿人道精神的引語如「絕佳的極權主義支持者不是狂熱的支持者，而是已經不在乎真假的犬儒者」，或「當人無法以合乎人性的方法解決當今政治、社會或經濟絕境時，即使極權政權已倒台，極權方式的解決對策還是可能重現」等，都變成了自由派知識份子看家必備的警世良言。但這些引句的流行卻掩蓋了鄂蘭的重點：極權主義的興起背景，不是過火的民族主義，反而是民族國家政體及其內部政黨架構的矛盾和衰落。所以極權政黨的冒起，才會令既有的政黨忽然放下分歧連成陣線，又正是這種連成陣線令極權政黨可以宣稱自己代表人民，而其他政黨都只是代表腐敗透頂的議會。而極權運動執着於「不可抵擋」的歷史進程，不論是納粹種族優生論或是史太林的階級鬥爭論，又彷彿為世界零碎繁雜的諸多問題提供了理解的方法：如果全世界都好像跟從命運一樣服從同一條法則，或是一個服從這條法則的政權，支離破碎的世界便忽然有了意義—這就是意識形態，最終它指向的是世界秩序了無意義的荒蕪。這才是為什麼經歷了極殘酷一戰的同一代歐洲人民，願意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再發動一場更大的浩劫。

這樣看來，《極權主義的起源》仍是20世紀的著作：在理解21世紀的「民粹抬頭」時，我們的注意力往往很快被一些乍似雷同的形徵吸引，認定民粹主義便是極權主義的延伸。然而如果我們認真看待鄂蘭極權「結晶」的理論，那麼重點就不是民粹和極權之間的形似之處—往往這些元素一直潛藏在現代社會裏，不會消失，而是它們都是面對世界政治無日無之的荒謬反應，代表了民眾不理解並且厭棄一個無序世界：不知為何遙遠他方所作的決定會狠狠打擊自己。極權交出的答案是「這個世界其實是有法可依的」；民粹交出的答案則是「這個世界是可以逃避的」。事實上民族政府掛在嘴邊的「主權」，往往只是社會集體逃避民族群體作為世界一分子責任的藉口，結果便是世界不過淪為一群無法無天的所謂「民族」各自為政、互相鬥爭。

如果說《極權主義的起源》對當今的世界有什麼意義的話，或者不是讓我們誇誇其談去「解決」現代人心靈孤獨空虛之類事實上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是鄂蘭書末肯定這樣的「世界」不是必然的：人的誕生意味着啟始，人可以開創新事的能力，代表正因為未來不可預見，我們仍可有熹微蒙昧的期待。「每次新生都肯定了啟始；其實就是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