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 一門新科學

佛洛伊德的理性主義

佛洛伊德生活的19世紀末，儘管現代科學理論的實際成果才剛剛開始顯現，但科學的態度卻早已深入人心，這種態度最能體現在人們對運用理性獲得的知識的尊重上。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這種態度意味著康德在《何為啟蒙？》中宣揚的「敢於運用理性！」（Sapere aude！），即不訴諸於權威的教條，只運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問題。這種態度深深地影響了佛洛伊德，大體上，科學對他來說，即是：基於觀察到的現象，利用系統的方法去研究某個對象──而這個對象本身又遵循著一些規律，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規律來理解它。

    這種理性出現之初便與現代科學革命緊緊聯繫在一起，以至於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在大多數人眼中，理性與自然科學幾乎成了同義詞。改寫一下黑格爾的話，當代的理性主義就是科學主義：「凡是理性的都是科學的，凡是科學的都是理性的。」這種做法僵化了「理性」和「科學」的概念，後果就是「理性」的實踐僅僅依附於一些看似是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例如統計數據、形式邏輯等等。似乎沒有這些「科學」元素，就談不上理性。

在這個層面上，佛洛伊德比一般理性主義更加激進，他懷有的是一種「去到盡」的理性主義，而沒有簡單地將理性和當時的科學──包括牛頓物理學、熱力學和生物學──等同起來。下面我們來看看他是如何捍衛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理性的。

在《精神分析導論》的第二講的一開頭，他說道：「我們以調查研究而非以假設開始。我們選擇那些很普通的、很熟悉的、卻很少受到關注的現象……『失誤動作』(parapraxes)……」這些失誤動作包括口誤、暫時性遺忘等等。顯然，佛洛伊德知道，人們面對這些現象的最普遍的反應就是：這些現象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因而他想像聽眾如此反駁：「在廣袤的宇宙里和在我們的心靈中有許多大問題，在精神錯亂領域中也有諸多奇妙的的事情，它們都需要並且值得重視，對這些無關緊要的過失花費精力，實在是太無聊了。」佛洛伊德回答道：「精神分析……觀察的材料常被其他學科視為瑣碎的、不重要的，其他學科對此不屑一顧，甚至把它看作現象界里的渣滓。但是，你們的批評難道不是把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表現混為一談嗎？難道重要的事情不能在某種條件、某種時刻借瑣碎的事情表現出來嗎？」接下來他舉了兩個例子，第一是青年男子只要通過一些小的細節（一個眼神、一個小的動作、一個手的觸碰的瞬間）就可以確認他已經贏得了某個女孩的芳心，而不需要她明確的表示和熱烈的擁抱；第二是一個偵探只需憑藉現場留下的一些小的線索就可以找到兇手，偵破案件。他總結道：「由於一件事與另一件事的聯繫，包括小事與大事的聯繫，你甚至可以通過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深入到大的問題。」他認為沒有一件事是「小事情」，是「不值得解釋的」，因為所有事件都有著「普遍聯繫」，「無論何人片面地違背自然事件的決定論，就意味著他把科學的宇宙觀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意味著，佛洛伊德認為，如果有人認為一些發生了的事「可有可無」，脫離了事件的「普遍聯繫」，那麼這種想法就違背了理性主義。原因很簡單：如果有些東西無法用理性去解釋，那麼理性就被這些超越理性的東西所限制，而只適用於某個特定的範圍。這樣一來，理性主義就會變成一種宗教──如斯賓諾莎所言，人們只是把自己不能理解的東西歸於上帝，而上帝只是人們不能理解的東西的一個集合。因此，佛洛伊德認為，一旦理性被認為不能解釋所有現象，理性主義就毫無意義可言。理性必須要照亮哪怕看起來是無理性、非理性的東西。這就是精神分析的理性主義：所有東西，無論看起來如何地微不足道，看起來如何地偶然，都應該被分析。

如果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應該被分析，那是因為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中，理性依然在運作著，而這才是一種真正普遍的理性主義。在這種理性主義中，理性這個概念沒有被實體化，即理性的定義沒有被固定下來。反而，這個概念被普世地運用所有事情上，避免了理性任何「排除」的操作。這時候，我們回想一下前文提到的科學對精神分析的一種批判，它難道不正是在執行這種「排除」嗎？這種批判先把一種模糊的科學形象固化，然後將精神分析排除在科學之外，并通過這種排除來鞏固「科學」這個概念。這樣的做法凸顯出這種科學和理性的弱點，因為排除不過是說明了這種科學自身沒有辦法解釋精神分析處理的現象。更諷刺的是，在佛洛伊德眼中，這種科學觀甚至還不如宗教，因為「即使是宗教觀，也表現出很強的連貫性，因為它明確地肯定，沒有上帝的旨意就不會有一只麻雀從屋頂墜落。」即使是宗教，面對一些似乎難以用上帝解釋的事情（如「為何世上有惡？」），起碼也敢於承擔起解釋的責任。而這種所謂的「理性」與「科學」，僅僅選擇了迴避與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