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托尼．內格里：共產主義作為不斷制憲的進程

今天，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再生產的層面發生。去年秋天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羅馬的婦女示威。其創新性正在於它並不是只反對性別暴力的示威，而是針對與其他政治形式不可分離的婦女剝削的基本宣言。這就是我們正在邁向的生物政治領域。

編按：知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內格里（Toni Negri）之前接受了意大利媒體的採訪，談到了共產主義思想、國際關係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等政治課題，英文版本由View Point雜誌發表。

Francesco Raparelli（下稱FR）︰在《狄俄尼索斯的勞動》（Labor Of Dionysus, 1994。與邁克爾 · 哈特合著）一書中，在描述當代生產模式時，你堅持了「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的中心地位，這些先決條件在你看來主要是指語言、影響和流動性，它們也成為了資本主義增殖的支柱。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印證了這一分析，你同意嗎？

內格里（下稱TN）︰對，我想是的。早在出版的幾年前，我就開始對工人力量黨（Potere Operaio）進行集體研究，而這本書就嘗試總結工作及工作轉型的分析要素，是建基於工人階級在政治和技術組成上的深刻變化，來對傳統工人運動作出批判。具體地說，（人階級的主體化過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學生鬥爭，特別是 1986 年以後的學生鬥爭（我當時開始在 《Fine secolo》 (1988)一書中整理這些事件）囊括了當時工人鬥爭的很多方面。類似地，信息技術和數位工作逐漸在這些鬥爭中發揮重要作用。早在1986年，以及之後的1994到1995年之間的法國已爆發了巨大的衝突，涉及範圍從知識到健康，從城市服務到撫恤金。這些衝突屬於再生產的領域，並且是從大城市中心發聲。很明顯，後2008年經濟危機仍然依附於這個新語境上。此外，後2008年經濟危機也嘗試建立一種新型的管治形式，來對生產主體作徹底的改動——正如過往危機都有這個效果。

FR︰盧卡奇在關於列寧的一篇文章中（譯注：1924年的《列寧思想統一性研究》）主張說，如果抓住革命現實是一個時代的大背景這一點不放的話，也就不會有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革命現實目前似乎無處可尋。然而，正如我們所說，「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在今天比以往更能定位生產模式。面對著當下的危機和戰爭的野蠻，革命再次成為唯一的選擇嗎？

TN︰在今天的金融範圍和由勞動者操作的一般環境中，各層級之間的全部調解辦法無疑都失敗了。很顯然，唯有革命過程才可以解決這種劇烈且不能調和的矛盾。然而，我們需要清晰定義革命在今天意味著什麼。在我的80年代著作中，已經注意到新無產階級條件下主體性的產生及其積極行為。我相信，說革命不再意味著說控制和抵抗之間、固定資本形式和勞動者抗命時引發的經濟失利之間的斷裂，因此也就不意味著對話的斷裂——而這些卻是今天的事實。這都不再是核心問題了。核心問題是要瞭解新無產階級有哪些行為、組織層級和表達能力。因為，當我們說「除了革命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時，我們不過是在說一些陳詞濫調。問題不是要知道革命是否必要，而是知道它如何必要和如何可能。排除改革派的解決方案在今天更加意味著堅持過程性（processural）的解決方案，這一點體現在建立真正的反權力機構。在過程性形式之外，還要牢記這一過程完全在再生產領域中發展。生產附屬於再生產，工廠附屬於社會，個人附屬於集體，而集體在社會裡形成。我們正面臨著建立公有機構（institutions of the common）的必要性，但這些機構並非革命過程的最終結果，而恰恰是革命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我們可以再次談論革命的現實，並且是談論它在當下的發生，而不是把它當作一件將來的事。

FR︰「國家」（State）這一主題正在當代舞臺上重新流行起來（從玻利瓦主義到歐洲左翼的民粹主義）。或者進一步說，「走國家路線」對從屬權力者（subaltern）來說有更強的必要性。這狀況是葛蘭西思想的強力重演——往往是陶里亞蒂（譯注：葛蘭西被捕後的意共總書記）版本的葛蘭西。尤其是在資本增殖全球化的年代中，如果沒有對國家形式作激進批判，又會不會有共產主義經驗呢？

TN︰顯然對國家形式的激進批判是必要的，但在許多方面它也是多餘的。我是指，如果我們之前所說的話是真的，如果調解的斷裂成為既定前提，那麼國家功能也不可被改革派的方針挽救了︰國家只剩下壓迫性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變成寄生性的，如此它就不可以在革命反思中佔一席之地。然而我們還是需要小心，因為問題不是對國家的使用本身：在過渡期的任何階段，我們都會不得不利用國家提供的一般手段——很明顯這是為了推翻他們、為了一點一點地剝除他們自身也嫌太多的壓迫力量。因此，真正的敵人是國家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State）。有些立場在今天已失去合理性，但當人考慮運用國家憲法所體現的公共職能時，這些立場又會把國家力量的主權與自治權拜物化，繼而深刻地危害了鬥爭自由。這是一種對政治先鋒的崇拜，多於相信改變社會的真正行動。因此，我們必須闡明在國家拜物教背後永遠有兩種意識形態或行為：一是（崇拜）政治先鋒，另外一個就是（渴求）無政府狀態、即時的、救世主式的起動事件。——這些論述來源才是真正要被消除的。

FR︰你自己的共產主義戰鬥性（Communist Militancy）起源於「大眾工人」的非凡鬥爭，然後在70年代末，又遇到了「社會工人」（social worker）——從教育、福利擴張，以及拒絕工作的鬥爭底下出現的新無產階級角色。在這場危機中，同一個角色常常被表述成社會不穩的跡象。從這一層面上來看，共產主義戰鬥性意味著什麼呢？

TN︰它意味著要設法把需求和缺乏所產生的痛苦，轉而投入建構一個有慾望的「我們」。在新自由主義政體所強加的靈活性和流動性中，個人承受的痛苦反而是增加的。與之相反，集體必須被堅決納入到當代的「工作條件」下。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無法在其福利形式之下理解強調集體、整體，以及個體在這些關係中生活的必要性。一種新的共產主義精神可以在今天於合作式集體中產生！物質基礎對於理解如何從需求（need）演進到慾望（desire）顯然是非常必要的……我想到了一個老舊公式：挪用、建立制度和奪權。挪用是在工資和收入方面施加壓力。下一步是制度性︰承認自己，並以「我們」的身份行動——這是一個根本步驟，絕不可還原為直接性或純粹的意識提高。之後就是奪權的問題，這並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並且完全不同於我們已知的︰因為它要推動一個不斷的制憲進程，一個永遠不會被擱置在建制形式上的過程。相反，它始終讓體制對新的共識、凝聚力與合作性開放。而今天，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再生產的層面發生。去年秋天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羅馬的婦女示威。其創新性正在於它並不是只反對性別暴力的示威，而是針對與其他政治形式不可分離的婦女剝削的基本宣言。這就是我們正在邁向的生物政治領域。

（本文翻譯轉載自View Point雜誌，原文鏈接：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7/01/18/communism-as-a-continuing-constituent-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