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又是城市——精神與生活的融合

（本文為投稿，稿件可電郵至01philosubmit@gmail.com；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01哲學立場。）

作者：周九泉

我閱讀了01哲學的兩篇文章：《城市：動力來自何方》及一篇回應的文章：《動力來自城市與自然的互相滑動》，後者既反對了前者的觀點，也補充了前者的不足。筆者自問不是這個範疇的專家，只是曾經短暫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對這個題目有一些基本的認識而己。今次嘗試揉合兩種的觀點，以得出一幅比較清晰的圖畫。以下，為了方便表述，我稱呼《城市：動力來自何方》為「第一篇文」和《動力來自城市與自然的互相滑動》為「第二篇文」。

（編按：第一篇文指出「城市卻一天天龐大，街道上的人一天天增多。作家們抨擊城市生活的詩歌散文，卻是在城市的印刷廠中排版印刷，在城市恢弘的書城當中出售。」而城市的發展邏輯，則是沿著「城市化——郊區化——郊區城市化——新的郊區化」的迴圈不斷前進的。第二篇文則反對第一篇文的兩個論點，其中是「自然」與「文明」的二元化，以及作者對城市文明的自信。「當該文作者不斷讚頌城市如何為人類帶來動力的時候，卻又無視動力的來源與後果，眼光停留在城市上，甚至乎有種城市中心主義」。）

第一篇文的觀點不算新鮮，其觀點類似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於《城市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ity）中所述的那樣，大意就是有一些人類嚮往的經濟和文化活動只能依靠城市實現。換言之，沒有城市就沒有那些經濟和文化活動，例如：大型球場、歌舞表演、各類展覽、金融業、創意產業及其他高端產業等等。不過，格雷瑟提醒我們，城市的「真身」不是城市，而是城市裡面的人。這些人未必一定長住在同一個城市之中，遊客、難民這些都是現代城市的一部分。城市最大的優勢是能夠容下不同類型的人，容許他們以近距離、成本最低的方法互動，從而誘發各種可能性。格雷瑟認為，城市本身就是一個能夠激發人類潛能和創意的地方。換言之，一個健康的城市必須有利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假如缺乏了這個因素，無論這座城市方圓有多大、人口有幾多都是沒有意思的。城市必須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存在。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必定帶來經濟效益，而這樣又可以衍生出其他的好處。例如：城市的一大特色是能夠垂直發展，高樓大廈可以節省土地（實際上是「創造」了新的土地面積），可以減少交通的需求，特別是於商業大廈之內，有利經濟活動。你可能會問：空氣污染不就是交通造成的嗎？如果你用這個問題去問格雷瑟，他的答案是：不是，真正成功的城市不應該這樣，至少理論上如是。

眾所周知，高斯理論（Coase theorem）就是主張總計一個系統之內的一切代價，而不必計較那些代價如何分配。換言之，城市所帶來的好處，必須減去城市的代價，才可以得出一個城市的真實價值。如果內地的城市、以及很多新興國家（如印度）的城市計算它們的真實價值時減去一切代價，淨值可能不會很高。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它們的GDP再高，那些市民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只要把每逢出門也要戴口罩、女人單獨出門便會被強暴這些負面因素轉換成可以衡量的經濟數據，便可以得知城市的真實生活水平。（現時還未有確實的統計方法，但運用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那就是：你的薪金要增加多少個百分比，你才願意居住在一個充斥PM2.5的城市？）

國家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城市也不例外，一樣有成功有失敗。所以，第一篇文並沒有把成功和失敗的城市區分開來，一開始便予以歌頌，難怪引來第二篇文的不滿。例如，第一篇文說：「城市，是一個讓很多人欣喜，又讓很多人厭惡的地方。」如前所述，市民喜不喜歡一個城市，並不是純粹個人的主觀感受，而是受該城市客觀的成敗所支配的。成功的城市，市民的入息水平未必最高，但他們會住得舒適，從而產生幸福感、滿足感。格雷瑟指出，污染之所以是失敗城市的病徵，主要是規劃上的失策：該垂直發展的地方沒有垂直發展，該密集的地方不夠密集。這種情況在內地大城市很常見，結果統統變成「堵城」，堵車的堵。台北、曼谷、孟買也有類似的問題，從地平線眺望，看不到任何焦點，因為城市規劃本身就沒有焦點。若你去過這些城市旅遊，都會感到交通不便。那你約略可以感受到，住在那裡的人每天生活會遇到什麼困難。但失敗的城市並非否定城市的原因，始終不能否定城市為人類文明進步所帶來的貢獻。雖然莎士比亞不是生於倫敦，但沒有倫敦便肯定沒有莎士比亞，只有倫敦才可以支持一間又一間的劇院。

至於第一篇文所說的古代的城市不是城市，這一點似乎與史實不符。如果城市的實體是人，而城市的靈魂是人與人的互動，而從這種互動再發展出一套城市的規律和文化，那麼，古代的城市己經具備這些條件。正如古人會用城市作為自己的身份，例如：「襄陽城龐統」，這就說明襄陽城己經成熟，它對於居住其中的人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否則不會有人用一個「市」來做身份。

第二篇文強調城市當中的自然性以彌補第一文篇偏執於經濟成果的盲點，而這正是近年不少外國城市重新規劃時所採用的模式，儼如一股潮流。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盡量把公共空間回歸到市民的日常生活當中。很多舊城市經過多年不斷發展，公共空間都變得緊絀，歐洲的城市尤其明顯。事實證明，只要把空間釋放出來，民間的文化活動自然會興起，洛杉機、柏林、西雅圖、東京神田區都是近年城市再造的典範，而其成功之道都不外乎任人發揮，政府對這些空間的規管盡量減少。

不過，第二篇文強調自然的同時，則有點蔑視經濟活動的重要性，甚至有點偏激。例如其作者說：「商業活動中你所交易的貨品從何而來？你的農作物、衣物器皿哪一個不是從自然而來？商業活動的核心是交易，但無貨的話能否交易？不是不可以，但那種沒有物質基礎的交易人們會稱之為泡沫，而泡沫的下場每個有接觸金融的人都很清楚，就是沒有好下場。」也許，第二篇文的作者對經濟學不是太了解，才有此言。首先，商業活動的核心不是交易，而是創造價值。如前所述，城市本身就是透過人與人的互動而創造經濟價值的地方。其次，若沒有城市提供龐大的市場，真的無法激發農業增加產量和提升農業技術。這個在內地己經有很多例子，不必詳述。

城市規劃是很專門的課題，超出本文和筆者的能力範圍。所以，我只舉一個例子。1994年，華盛頓州政府要求西雅圖市著手都市再規劃。經過十年的探索，於2004年得出「宜居城市＝都市村落」的規劃方向。整個規劃從下而上（所以用了十年），目的在於讓市民自己構想他們喜歡的城市模式。今天，我們去西雅圖都可以看到「都市村落」的成果。它由一個原本有點破敗、不太宜居的城市，搖身一變成一個人人喜歡的地方。可見，第二篇文所說的「自然」和「文明」不作區隔的概念並不新鮮，而且己經於外國實行了。筆者自問沒有讀過第二篇文所依仗的拉圖，但如果2013年還發表這些舊道理，未免有點過時了。

以往的學者不是講自然和文明的融合，而是精神和城市生活的融合。1961年，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巨著《城市發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就談到這個觀點。他指出，遠古時期的城市的中心點都是神殿、祭壇，人們都圍繞神殿來生活。到封建時期，中心點就變成皇宮；至資本主義時期，中心點就變成金融商業中心。城市的中心點代表了人類文明在某一個發展階段所崇拜的對象，也就是代表了該文明的精神。如果我們今天於城市的中心點加入了自然的元素，也就反映了我們今天所崇拜、追求的是什麼。

新加坡有一個著名的景點：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該花園於2005年由政府倡議，至2012年才全部落成。該花園的造價極高昂，用地全部填海得來。目的就是為這個版圖狹小的國家提供一個主要的公共空間。如果純粹以經濟效益來計算，絕對不划算。但為什麼一向金錢掛帥的新加坡政府會這樣做呢？這就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