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法國殖民越南進退失據 胡志明如何崛起成民族英雄？
【01哲學編按】本文節錄自八旗出版社馬克斯‧黑斯廷斯 （Max Hastings ）著作《越南啟示錄1945-1975：美國的夢魘、亞洲的悲劇》第一章，本書不僅對三十年越南戰爭對世局的影響、各方政治斡旋與戰局發展等有所分析，也詳細記錄各陣營內的政治角力、軍文決策者的面貌心境，與戰火下官兵及百姓的感受。本選節是作者探究第二次大戰後，越南共產革命家胡志明如何運用列強和越南政權間的角力，乘時而起，讓自己成為民族英雄。
越盟進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階段造成重大區域性後果。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人發動政變，罷黜法國傀儡政權，全面掌控越南。只有在被殖民的民族認定殖民者高他們一等、殖民統治勢所難免的情況下，殖民制度才能持續，但這種白種人高黃種人一等的概念在東南亞永久改觀了。日本人統治手段殘酷，引起越南人反彈，但越南人也對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人竟能如此威懾法國人，留下深刻印象。有越南人因此稱日本人「oai」，即「讓人敬畏」之意。那年七月，美國支援越南游擊隊的組織：戰略情報局（OSS），派出一支由阿基米德．巴蒂（Archimedes Patti）少校率領的特工，前往印度支那工作。巴蒂與胡志明會合，並在一處宿營。那些乳臭未乾的年輕人，就像二戰期間太多在世界各地敵軍占領區內工作的英、美青年一樣，對於能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找到戰友感激不已：他們愛上那種異國環境的浪漫，與招待他們的主人結為密友。一名二十二歲的游擊隊嚇唬一名戰情局特工說，不可以走出丹太（Tan Trao）的營區，「因為如果日本人逮到你，會把你像豬一樣吃了。」但這名游擊隊事後大笑不已地向武元甲說起這事時，遭到武元甲喝斥：「我們是革命黨，這個組的人是我們的盟友，我們必須以一種文明、有禮的方式與他們交談。」
華府的印度支那決策既笨拙又變幻不定，盟軍領導人忙著徹底擊敗德國與日本，但從南斯拉夫到緬甸、從希臘到越南，在地民族主義分子一心一意只想在軸心國撤軍後掌控政權。從殖民地人民的角度看來，趕走法西斯獨裁卻讓過去無論是法國人、英國人或荷蘭人的殖民主子將枷鎖再次套在脖子上根本沒有意義。戰略情報局那支與胡志明會合的小組對胡志明的氣質心儀不已，聽信胡志明的說詞，認定越盟會運用他們提供的武器打擊日本人。事實上，越盟只對日本占領軍發動了少數幾次充做樣板的小規模行動，卻集中力量打造組織，把武器保存下來對付法國人。胡志明指派武元甲為軍頭，武元甲原是教師，對歷史極有興趣，但從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成立所謂越南解放軍宣傳隊（Vietnamese Liberation Army Propaganda Unit），全員總計只有三十四人，其中包括三名婦女。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這個宣傳隊併入「解放軍」。
越南現代史學者得意洋洋地紀錄了當年共產黨人如何利用西方武器與訓練來追求本身的目的。一九四三年，在盟軍占領法屬馬達加斯加（French Madagascar）之後，英國秘密作戰組織「特戰執行隊」（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軍官在維琪（Vichy）政府的一座監獄中徵招了七名越南囚犯。這七名越南人向解放他們的盟軍保證，說他們渴望返回越南與法西斯作戰，但不提他們將法國人也視為法西斯。越盟在日後的一份報告中說，「這七名情報人員表面上是盟軍特工，但骨子裡是共產黨員」。在接受戰技、情報訓練之後，這七名越南人以跳傘方式回到越南。他們原本擔心會因為替特戰執行隊工作而遭共產黨排斥，但他們受到共產黨熱烈歡迎，還立即奉命向加爾各答（Calcutta）發電，要求更多武器、無線電、與醫療補給。
胡志明主動填補北部權力真空
大戰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突然結束，讓胡志明得以採取主動，填補出現在北部的權力真空。他的使者說服越南那位古怪、懶惰的年輕傀儡皇帝保大寫信給巴黎政府說，想保護法國的立場，唯一辦法就是「坦誠而公開地承認越南獨立」。巴黎的臨時主子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不肯回覆這封信，但也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保大在八月二十五日退位以前邀胡志明組織政府。胡志明要支持他的群眾湧入東京地區首府河內，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在河內巴亭（Ba Dinh）廣場對數以萬計、欣喜若狂的群眾宣布建立越南國。胡志明說：「法國人逃了，日本人垮了，保大皇帝已經退位，我們人民已經打破一百多年來綁住我們手腳的桎梏。」
巴亭廣場宣布建國的新聞在全國各地播出，當年住在順化南方的一名學童日後回憶：「我們的老師高興得不得了，對我們說，我們必須走出去，好好慶祝獨立。他們還說，當我們老了……我們必須記住這普天同慶的日子。」胡志明在演說中引用了美國獨立宣言，加上戰略情報局隊員在升旗典禮中向越南國旗敬禮的照片，也為他帶來一場宣傳大勝。巧的是，就在升旗典禮舉行過程中，美軍一個P-38戰鬥機編隊正好飛經廣場上空：看在成千上萬越南民眾眼中，這無疑是美國對新政府的祝福。
事實上，當然，這一切不過是在華府缺乏決策方向的情況下，一小群充滿理想主義的國務院與戰情局青年的自我表態而已。對胡志明崇拜有加的巴蒂少校，曾說胡志明是「謙謙君子」，另一名戰情局的美國隊員也說，「我們覺得他主要是民族主義分子，其次才是共產黨。」許多年以後，巴蒂承認「我當年（對胡志明引用獨立宣言的用意與目的）或許有些天真……但我堅信越南人有自主的合法權利。再怎麼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不就是這個嗎？」
書名：《越南啟示錄1945-1975：美國的夢魘、亞洲的悲劇》
作者：馬克斯‧黑斯廷斯 （Max Hastings ）
譯者：譚天 譯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22年4月
高舉驅逐法國大旗團結人民
在大多數革命鬥爭中，有魅力的領導人都是決定因素，印度的甘地（Gandhi）與尼赫魯（Nehru）、肯亞的肯亞塔（Kenyatta）、古巴的卡斯楚（Castro）都是例證。事實證明，由於胡志明在一九四五年一人掌控越南獨立運動，他的政權即使出現明顯短處，甚至犯下野蠻暴行，他建立的法統仍然堅不可摧。當年十六歲的阮高祺日後寫道，在那段歲月的河內，「我與我那一代幾乎每一個人，每天掛在嘴上的一個名字就是胡志明。」許多家庭開始陳列他的肖像。有一個年輕人說得好：「我們渴望一個供我們崇拜的英雄。」法國人從來就沒打算培養一個同情越南人命運的越南政治階級：富有、受過教育的越南人，生活在一個與農民生活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胡志明與他的心腹雖說也知道沒有什麼越南人會公開支持共產黨，但他高舉驅逐法國人的大旗，讓廣大民眾團結在一起。之後許多年，他在越南聲望之高幾乎像神一樣，沒有人能跟他爭鋒。
在獨立鬥爭初期的「解放區」，土地透過強制措施從地主轉交到農民手中。胡志明與他的部屬並沒有透露這種土地再分配只是過度手段，最後的目標是農業集體制。政治幹部將俄羅斯吹捧成越南必須模仿的人間樂土。胡志明展現超人一等的政治操控技巧，憑藉本身的魅力，讓所有見到他的人為他的氣質與智慧折服。在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他擁有所有革命家必備的品質：為了他認為能夠造福人民的大業，能夠絕對毫不手軟地犧牲人民。任何政治運動似乎都應該接受一項檢驗：檢驗重點不在於它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法西斯，而在於它基本上是否人道。據說武元甲曾為越盟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世上每一分鐘總有數以十萬計的人死亡。死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就算死的是我們的同胞，也不算什麼。」
胡志明的作為反映同樣信念，不過他太精，從未在西方人面前表達他真正的想法。他究竟是「真正」共產黨，或只不過是迫於政治必要而擁抱列寧的民族主義分子？有關辯論很多，證據似乎壓倒性地偏向前者。一些為他辯護的西方人認為他是狄托 派（Titoist），但胡志明絕不是狄托派：他不斷譴責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脫離蘇聯集團的作法。他公開表示對史達林的崇拜，但史達林對他從未有所回報，既不信任他，也未曾為他提供重大援助。
如果法國在一九四五年效法英國在放棄馬來亞以前的作為，宣布法國準備撤出越南，同時展開接班過程，培養信得過的在地領導人出來主政，越南或許仍有些微可能不致淪入共產黨手中。但法國人不但沒有效法英國，還選了一條慢性自殺之路，宣布絕不容許越南獨立。殖民主義者這種不妥協的作法，讓胡志明在這場獨立鬥爭中占得道德上風。
這項失策主要得由戴高樂負責，他的駐遠東聯絡官皮耶．梅斯密（Pierre Messmer）認為法國必須與越盟會談，但戴高樂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否決了梅斯密的建議。高傲的戴高樂，把重建法國威權的重任交給頑固的殖民主義將領傑利．達尚禮（Thierry d’Argenlieu），任命達尚禮為駐西貢高級專員。在世上若干地方，特別是非洲，缺乏可靠的民族主義運動，讓歐洲人對他們的帝國之夢戀戀不捨，渴望將帝國權力與特權延及下一代。但在越南，就像在亞洲其他地區一樣，一旦地方領導人有了再也禁不了的話語權，有了附和他們的群眾，外國霸權的氣數也走到盡頭。這正是法國耗盡往後十年時間意圖否定的現實。
作者簡介︱馬克斯‧黑斯廷斯 （Max Hastings），英國記者和軍事歷史學家，英國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與英國皇家歷史學會（Royal Historical Society）會員。曾擔任BBC駐外記者，除固定為《每日郵報》撰寫專欄，也為《衛報》、《星期日泰晤士報》和《紐約書評》等其他刊物撰寫報導。一九六九年第一次前往越南西貢採訪。一九七○年，在高棉與越南為BBC電視台的「24Hours」節目做系列報導。為拍攝這個系列的許多主題，曾訪問南越總統阮文紹、走訪寮國、跟隨美軍進入協德山谷進行掃蕩、乘坐一架越南A-1攻擊機目睹空中掃射、也曾在中央高地報導「六號火力基地」之戰。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再訪越南。一九七五年，報導過越戰最後幾場戰事，其中包括蜆港即將淪陷前的混亂。他在一九八二年被英國新聞獎（British Press Award）評為年度記者，並於一九八八年被評為年度編輯。二○一○年，因「對軍事文學的終身貢獻」而獲得皇家聯合服務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威斯敏斯特獎章（Westminster Medal），同年獲得倫敦新聞俱樂部（London Press Club）頒發的艾德格萊華士獎（Edgar WallaceAward）。二○一二年，獲得普利茲克軍事圖書館文學獎（Pritzker Military Library Literature Award）肯定其軍事寫作的終身成就獎。
【本文獲八旗文化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