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社會，哲學的公共責任是甚麼？

「哲學有甚麼用？」可能是一個和哲學這門學問一樣古老的問題。在現代社會，這個問題的一個變形，就是：哲學作為一門學問，有甚麼社會角色？哲學應該如何（或甚至應不應該）介入社會？總的來說，當代政治哲學家對介入社會爭議似乎並不抗拒。但作為理論問題，「哲學應該如何介入社會」，卻甚少被系統地探討。這是一個奇怪的缺席：哲學與社會的關係，難道不正是政治哲學——作為哲學之中關心政治與社會實踐的一個分支——最首先要處理的問題嗎？為什麼這卻是討論最貧乏的一塊？

已故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少數有就這個問題深入思考的哲學家。他在生前最後一本著作《刺蝟式正義》（Justice for Hedgehog）中，就對「哲學應該如何介入社會」提出了不少有趣且深刻的觀點。他主張：哲學有責任介入社會中的價值（values）討論，因為價值討論在社會中愈深刻豐富，就愈有助於公民成為有承擔（responsible）的人；而成為有承擔的人，則是活出美好人生的重要條件。德沃金的觀點其實相當激進，卻沒有引來學界太多的注意。在這裡，我將稍為整理他複雜的論證，將他的討論帶到我們的視野之中。我將提出，如果按德沃金的思路想下去，哲學也許應當比他設想的還要更「入世」。

做個正直的人

讓我們先從德沃金有關美好人生的說法談起。要活得好，不免要依賴外在條件，譬如說我們要有溫飽、健康、能有知心的朋友等等，這些涉及到一個人的禍福順逆，並不是我們自己能夠充份控制的。可是，德沃金指出，美好的人生，並不只是在於所有這些外在條件都得到充份滿足。作為能動的主體（agent），我們還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successful）。這是甚麼意思呢？意思是，我們還希望做對的事和有價值的事。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原則（principles），去界定甚麼行動是對的、我應該做的，也界定在這個世界裡，甚麼事物是有價值、值得做或者追求的。我們會希望在有限的人生和外在條件限制下，盡量實踐這些對的和有價值的目標，做得到愈多，就可說是愈成功，我們的人生也就愈美好。

也就是說，一旦我們接受外在條件的滿足不能充分說明人生是否活得好，接受主體的決定和實踐也是「我的」美好人生的重要一環時，我們就不得不做價值判斷：甚麼值得做？甚麼值得追求？而這也預設了，無論我們自己是否意識到，我們事實上是有很多的原則去指引我們對美好人生的追求的。這些原則從何而來呢？德沃金認為，這些我們重視的原則，來自我們的有效信念（effective convictions）。不同的個人際遇、身處的文化和時代的不同，都會令我們有不同的信念，而正是這些信念構成了我們建構原則的基礎。

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都大抵會認同奴隸制是錯的、殘忍對待生命是錯的、對朋友坦誠是對的，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信念，我們用這些基本的價值判斷來建構原則，再反過來用這些原則來做更多的價值判斷。譬如說，如果將他人用作奴隸是錯的，那麼，血汗工廠要求工人長時間、在欠缺工業安全措施的情況下、低薪地工作，是否也是錯的呢？為什麼？這裡，我們就會開始建構理由，去說明奴隸制或殘忍為甚麼是錯的，而這些理由，又會成為我們在其他事物上做判斷時的依據。

基於這個對美好人生的結構的理解，德沃金指出，我們有理由去追求一個有承擔的或體現「正直」（integrity）的人生。所謂有承擔或正直，是指我們盡量服從於那些建基於有效信念的原則行事，並建構盡量邏輯上一致（consistent）、在不同信念間自洽、而且具體的原則。目標是將這些原則應用到我們所有的日常行事和價值判斷之中，於是我們做的每個決定，都是有充分的理由被理解為是正確的或有價值的。

德沃金將這個「建構原則—約束行動」的心靈活動比喻為過濾（filter）：我們有不同的動機去做或不做某些事，譬如說對權力、財富的追求，或滿足身體種種動物性的慾望（所謂食色性也），這些動機的存在不由我們的主體性所控制；而有擔當的人生，就是用那些基於信念的原則，去「過濾」這些動機，讓只有不與原則衝突的動機實踐成行動，而這個「濾網」愈廣闊（也就是包含愈多的情境之下的價值判斷）愈緊密（也就是原則愈具體、提供給行動的理據和考慮愈周全）愈好，代表我們的行動愈為正直。愈為正直，我們就愈是依據我們的信念和原則行事，就是愈接近我們的美好人生。

由承擔到哲學

如果這個對美好人生的說法合理，那麼，哲學對美好人生的意義或角色是甚麼？德沃金提出了兩點思考。首先，現實上來講，我們不可能無時無刻都在反思、無時無刻都自覺地根據原則行動：人生還有其他重要的事是要花時間做的，讓反思無時無刻都佔據我們的生活是不必要的嚴苛。其次，我們形成信念、建構原則的資源，需要求諸文化生活，譬如我們身處的文化的風俗、文藝、政治制度、法律、語言，這些資源都不是我們憑空自省就會有的，而是需要在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去經歷和感受。而哲學也是這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於是，德沃金認為，哲學家——或至少道德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獨特社會角色，就是整理社會上的信念和價值，建構不同的原則，讓這些原則盡量邏輯融貫、自洽、具體，編織成不同的美好人生的模板，讓人們吸收、思考、反駁，從而整理出各自屬於自己的美好人生的指導原則，不用一切由零開始。我們不妨說，這是一種哲學的公共責任。

這裡不是說哲學家比一般人理智或敏銳，於是他們比一般人更有能力去提出何謂美好人生的指引。德沃金強調，這裡所謂的哲學家的獨特角色，是指一種社會分工：哲學家是專職去處理這些價值問題，卻不是說他們一定處理得比一般人好。我認為德沃金這裡的意思，可以用一個類比來說明：哲學家就好比廚師。

廚師不是社會上唯一負責煮食的人，也不一定比一般人更懂得把食物煮得好吃：即使不以廚師為業，人們也可以煮得一手佳餚，甚至也可以自己磨練廚藝，弄起食物來比職業廚師還要好。可是，這也不代表廚師不是一門「專業」。如果我們以當廚師為志業，就會視盡量做好食物為自身的責任，會嘗試用不同方式滿足不同人的口味，也會開拓不同的烹調方法，我們甚至可以寫食譜——人們可以用或不用或部分取用這些「食譜」：就正如人們可以認同、反駁或調整哲學家的學說來建構自己美好人生的想像。這並不令哲學家寫「食譜」變得多餘，也沒有令哲學家想像成高人一等的人生導師。

德沃金這個對哲學的社會角色的說法，是一個相當激進的哲學觀：哲學不能不介入社會的價值爭議，而且必須要有立場，甚至愈具體愈好。這裡介入的意思，不是指哲學人一定要寫Blog寫報紙專欄參與公共辯論，而是指他們有責任去了解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甚麼價值觀和信念。此外，哲學工作的成果，則應該是有助於人們對這些價值的真假對錯，有更深刻和豐富的理解，這樣才可以有益於人們建構自己的美好人生觀。一套哲學學說，沒有不關心價值的真假對錯的餘地：如果有哲學家堅稱自己的哲學工作不關心價值的真假對錯，德沃金認為這是一個荒謬的立場。

由公共責任到公共領域

德沃金對哲學的社會角色的理解，無疑相當「入世」。但我認為，沿這套思路走下去，哲學工作者的公共責任，就不能止於認識和建構社會價值。既然哲學對人們的美好人生，應該擔當重要的角色，那麼哲學工作者就不能不關心哲學工作成果的傳播問題。如何讓哲學工作的成果流通到大眾之中，令他們能在需要的時候，找到夠多樣而且高質素的「食譜」？這裡至少涉及到三個不同但又相關的範疇：哲學工作成果的發表場地、哲學寫作的風格、以及社會對價值討論的氛圍。

如果哲學工作的成果只在訂閱費用昂貴的學術期刊發表，不去大學圖書館就讀不到，那就絕對談不上能讓哲學對一般人的生命發生作用。也就是說，哲學工作者應該拒絕讓這些期刊限制他們的工作，推動讓他們的成果流通得愈廣愈好。如果哲學工作者只專注於專技的討論，迴避面向社會上大家關注（或應該關注）的價值爭論，這樣的寫作方向也不利於哲學走進大眾的視野。而更重要的是，如果社會上本身並沒有一種對價值爭議的關注、沒有健康的公共討論的氛圍，也不利社會大眾接觸和吸收哲學成果。哲學工作者也有責任去促成這個健康的氛圍。

進一步說，當一個社會有著不公義的制度，謊話連篇的人都在政治和經濟上步步高升成為領袖，而活得較真、願意為公道付出的人，都是被制度懲罰的，這樣的社會是絕不能培養出重視價值真假對錯的氣氛。如果德沃金的說法成立，哲學工作者難道不也有責任去挑戰社會上形形色色不公義的霸權——至少是論述上的霸權嗎？哲學工作者至少得站出來，說出現有不公義的制度是如何的不公義、說出當權者嘗試灌輸給社會的成敗標準——依不公義的遊行規則向上爬就是成功、否則人生就是失敗——是錯的。

但這樣一來，哲學似乎就得比德沃金想像的「入世」，還要走得更遠了。在思考以外，哲學還應該要積極介入公共討論；除了豐富美好人生的想像外，還得拆解錯誤的價值觀。蘇格拉底說自己工作是當城邦的一隻到處叮咬的牛虻，沿德沃金的思路走，我們似乎就不得不接上這個古老的哲學傳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