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德國人是這段歷史的囚徒｜德國柏林

屍體散落在整座營中，成堆的人皮和屍骨，死屍堆砌成柴火那般等著送進焚化爐。一息尚存的囚徒瘦骨嶙峋，患有腹瀉、痢疾、斑疹傷寒、肺結核、肺炎和其他疾病，躺在滿是蝨子的床上乾嘔或躺在地上，只剩下哀悽的眼睛在向你求助。

雖然盟軍早已收到關於全歐洲正在發生哪些事情的情報，但種族滅絕的驚人程度是直到他們開始從德國人手裡奪回領土時才被揭露。

文：Keith Lowe（齊斯．洛韋）　譯： 丁超　｜　 來自《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

當蘇聯紅軍挺進烏克蘭和波蘭，他們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空無一人、所有居民都已被徹底消滅的村莊。蘇聯記者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寫下了他經過這些空蕩蕩的村落時內心的悲傷。

暴行在奪回領土時才被揭露

他在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的期刊《統一》（Einikeit）上寫道：

在烏克蘭看不到猶太人……我們所經之處——波爾塔瓦（Poltava）、哈爾科夫（Kharkov）、克雷門丘格（Kremenchug）、伯里斯波爾（Borispol）、雅古丁（Yagutin）——每個城市、數百座城鎮、數千個村莊，你完全看不見小女孩們擒著淚水的黑眼珠、聽不到有哪個老婦人痛苦的呼喊。你不會看到饑餓嬰兒的黝黑小臉。只有一片寂靜。一切都靜止了。一整個民族都被殘忍地謀殺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當紅軍攻佔馬伊達內克集中營（Majdanek），他們發現了一間龐大倉庫，裡頭裝滿數十萬死者的鞋子──這樣的倉庫並非特例，他們之後還會陸續發現許多類似的倉庫。不久，部隊開到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捕獲了之前看管這裡的警衛，這裡的俘虜稱這地方為「地獄」，焚化爐裡燒掉了九十萬名猶太人，令他們聯想到「巨大的火山」。六個月後，紅軍在奧斯威辛發現了最大的一座滅絕集中營。

在西歐戰場上，英軍及美軍也很快開始在其他集中營發現類似情狀。進入布亨瓦爾德（Buchenwald）、達豪（Dachau）、毛特豪森（Mauthausen）和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等集中營的戰爭罪行調查人員發現，同樣的暴行一再重演。我在二○一六年採訪了其中一位調查人員班．費倫茨（Ben Fernaz），他告訴我，這種純粹的複製感真的讓他幾近崩潰。「這些集中營基本上看來都一樣，」他說，「屍體散落在整座營中，成堆的人皮和屍骨，死屍堆砌成柴火那般等著送進焚化爐。一息尚存的囚徒瘦骨嶙峋，患有腹瀉、痢疾、斑疹傷寒、肺結核、肺炎和其他疾病，躺在滿是蝨子的床上乾嘔或躺在地上，只剩下哀悽的眼睛在向你求助。」

幾世紀猶太傳統、學識與工藝瞬間被扼殺

攝影鏡頭捕捉了這些場景，製成新聞膠片在世界各地的電影院中播放。尤其在西歐，這些畫面刻劃出我們對一九四五年的集體記憶，如同來自地獄的景象。但對整個歐洲大陸的猶太族群來說，這不僅是地獄，更像是世界末日。他們幾個世紀以來的猶太傳統、學識與工藝通通都在瞬間被扼殺。東歐猶太人特有的語言意第緒語（Yiddish）幾近死絕，而且整個民族的文化可說是就這樣被連根拔除。

二戰結束時的統計數字讀起來讓人眉頭深鎖。荷蘭原有的十四萬名猶太人，只有兩萬人左右在戰爭中倖存下來──實際上這終結了荷蘭大部分地區八百多年的猶太歷史。到了一九四五年，希臘只剩下一萬兩千名猶太人；一種在此淵遠流長達兩千餘年的文化，眼看就在徹底滅絕的邊緣。波蘭與烏克蘭曾經是世上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戰後除了一片荒蕪之外什麼都沒剩下。三百萬名波蘭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喪生。絕大多數倖存下來的，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陸續離開了這個國家，部分原因在於他們不再感到安全，或是覺得已經沒什麼事物值得留戀。二戰前他們所知曉的一切已經蕩然無存。

有個猶太人講的故事意味深長。一九四二年在烏克蘭，十一歲的賽琳娜．利柏曼（Celina Lieberman）是家裡唯一倖存的成員。她被一位承諾會保護她的基督徒婦女收養。她很快就學著像一名虔誠天主教徒一樣上教堂，但私底下，她不時會向她的猶太神祇祈禱。許多年後，在接受溫哥華的大屠殺教育中心（Holocaust Education Centre in Vancouver）採訪時，她坦承這是她向所有其他死去的猶太人道歉的方式。「戰爭結束時我才十四歲，」她說，「我真的以為我是世上唯一倖存下來的猶太人。」

照理說，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是用來紀念這場浩劫。在滿布水泥塊的這裡，訪客從水泥塊所感受到的冰冷、鋼硬的秩序感，意在喚起納粹體系冥頑不化的印象。當我們走進這個地方所體驗到的疏離感，應該會讓我們想起如同賽琳娜．利柏曼這樣的猶太人在戰爭結束時感受到的孤獨感。

每回我來到柏林，都會去看這座紀念碑。然而，儘管我很欣賞這令人驚嘆的空間，但總覺得它有些古怪。如果它被認為是在紀念猶太人，那麼它無疑很善於掩藏真相。這裡沒有任何事物能讓人想起娘子谷大殺戮或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這裡沒有裝著來自大屠殺遺址的灰燼或泥土的骨灰甕。對被摧毀的猶太世界，這裡也沒有向其表達任何感懷或惋惜之意。（根據設計者的說法，這是有意為之：「懷念」是他堅持要避免的一種情感。）這裡沒有猶太教的符號，沒有象徵個別猶太人的事物，也沒標誌出一手造成猶太人種族滅絕的政權。事實上，這裡甚至沒有一個寫上紀念碑名字的標示牌。我第一次帶著女兒來到這時，才十二歲的她根本搞不清楚這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她的第一個念頭是，這想必是某種超大型遊樂場。正當她打算爬上一塊水泥塊，準備從一塊跳到另一塊時，我向她解釋為什麼不該這麼做，而聽完之後，她也感到很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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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裡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這個紀念碑似乎不太樂意讓我們想起任何具體的人事物？如果它被認為是在紀念猶太人，為什麼又對猶太人隻字未提呢？

彼得．艾森曼：在這座紀念碑裡，不設目標，沒有終點

根據設計師彼得．艾森曼的說法，他的設計背後有一定的脈絡。傳統的紀念碑往往只著眼於單一歷史觀點，並試圖將其永遠地凍結在石頭上——這正是艾森曼想要避免的。「大屠殺的殘暴和恐怖如此深重，任何利用傳統手法來表現大屠殺的意圖都會無可避免地成為敗筆。」他在最初的設計案中如此解釋道，「在這座紀念碑裡，不設目標，沒有終點，也沒有一個方便進出的出入口。」他將紀念碑完全抽象化展現，讓這裡的一切都可被任意解讀。他要留出空間，讓記憶自然而然地浮現在訪客心中。艾森曼不想告訴你什麼應該記住。一切由你自己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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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形而上的情感訴求，但在現實世界中，它會接二連三遇上問題。首先，真有可能創造出一座讓人們不帶偏見來體驗的紀念碑嗎？任何熟悉大屠殺事件的人，都會帶著已在腦海中的某些畫面來到這裡。任何熟悉紀念語言的人，都會立即看出它與自己曾見過的其他類似地方的相似之處──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柏林遊客本能地把這座特殊紀念碑比作巨大的墓地。我自己也不禁注意到這個紀念碑和附近一間猶太博物館的相似之處，那個紀念館被稱為「流放花園」（Garden of Exile），同樣由一片片設置在斜坡上的水泥塊組成。世界上沒有所謂完全抽象的紀念碑，無論有意無意，觀眾總是會把從其他不那麼深奧的地方學到的紀念語言，投射在這座紀念碑上。

對於那些對紀念碑所知不多，甚至不太了解大屠殺的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碰上的問題。由於沒有符號，也沒有指標，這一大片林立的水泥塊可以代表任何東西。也許它是對環境問題的批判。也許它呈網格狀排列的樣子是現代都會叢林的象徵，而當我們走進其中所感受到的疏離感，則是象徵社會孤立。或者說，它一點都不疏離，其實裡面充滿歡樂，就像一個玩捉迷藏的地方，或是一個巨大的兒童遊樂場。在設計者沒有明說的情況下，以上任何想法都能成立：有誰能夠說這是一座大屠殺的紀念碑？

最先指出這些問題的是德國政府，他們對艾森曼的抽象概念不是很滿意。他們非常清楚，在這位於首都中心的重要地點應該建造怎樣的紀念碑：它應該告慰逝者，並讓「德國歷史上那些無法想像的事件的記憶」永存於此。當他們投票決定是否批准這座紀念碑時，曾明確表示，他們的主要動機是「告誡所有後代子孫永遠不要再侵犯人權……抵制一切形式的獨裁和基於暴力的政權」。

德國政府所要求的，是關於納粹主義邪惡罪行的確鑿事實，而艾希曼的紀念碑僅含蓄地暗示一種嚴峻刻板的秩序，這並不夠。因此，他們堅持艾森曼的抽象紀念碑旁應該設置一處資訊中心，在那裡永久展示大屠殺事件的相關資料。

資訊中心有大事紀要年表、十五個家庭的故事

一開始，艾森曼極力反對這個主意。如果他再加上一座資訊中心，告訴遊客該記住什麼、該如何加以感受，那麼建造一個鼓吹自由思考的抽象紀念碑的意義何在？然而，最終他不得不讓步。結果是，在紀念碑下方、一處類似地堡的空間裡，確實建了一個資訊中心；裡面有一份種族滅絕的大事紀要年表，展覽廳裡詳細敘述十五個家庭的故事。此外，在一間「人名室」（Room of Names）中，所有已知被謀殺者的姓名一個接一個地被逐一念出，念完所有人名的一次週期長達六年半。不過，對艾森曼來說，仍有一件事讓他感到安慰：德國政府允許他把這個資訊中心的入口設計得毫不起眼。（事實上，真的很不引人注意，乃至在二○○五年紀念碑開放後不久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許多受訪者聲稱他們根本沒注意到這裡還有一座博物館。）

另一個批評這座紀念碑的群體是德國的猶太人，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猶太人。他們抱怨，作為浩劫的象徵，它完全不合時宜。這裡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人想起他們被摧毀的世界，或是他們被迫忍受的痛苦。他們說，這座紀念碑與他們無關──它是德國人的紀念碑，不是猶太人的。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uncil of Jews）秘書長斯特凡．克拉瑪（Stephan Kramer）發言尤為犀利：「我們從沒向人要過它。我們不需要它。」其他批評者稱，這座紀念碑不過是財大氣粗的德式美德炫耀，是德國意圖「擺脫過去」的一種嘗試。

柏林大多數二戰紀念碑的用意並非提醒我們猶太人消失了

這些批評聽來相當刺耳，但是當我們想到四周環繞著的其他紀念碑，就很難否認這些批評也有點道理。柏林大多數二戰紀念碑的用意並非提醒我們猶太人消失了，而是「納粹分子」全部消失了。這一點確實值得慶賀。但這或許不是這座紀念碑所要紀念的事，這裡想必是在紀念一些完全不同的、極為深沉的東西。

從彼得．艾森曼的紀念碑引發的諸多爭議中，我們可以汲取一些心得。首先，不管抽象設計具備哪些優點，歷史中的某些範疇畢竟太過敏感，無法任人自由解讀。社會之所以發展出各種儀式，背後自有一定道理，而攸關死亡的儀式尤為神聖。如果不是以石雕來呈現，紀念碑又怎麼稱得上是紀念碑？

幾十年來，有關大屠殺的某種語言已漸漸發展成型。世上所有主要的大屠殺博物館在敘述歷史的作法上，都傾向於遵循相同的基本模式。同樣地，大屠殺紀念碑在建造上也已形成特定規範。例如，紀念碑上面通常銘刻著被消滅的村莊、城鎮或民族群體的名稱；通常有遭到殺害的猶太人數目；往往附帶著從奧斯威辛集中營或其他主要殺戮場採集到的泥土或灰燼，而且幾乎總是一定鐫刻著如星星或燭臺等猶太印記。此外，許多紀念碑是由方尖碑與巨石組成，會有歪斜的牆壁和地板，以及帶刺鐵絲網、運牛車廂或煙囪的圖像。多年以來，猶太人已經熟悉了這些符號。有時，這些東西看來一成不變、令人窒息，但至少在儀式中帶來某種安慰。所以說，當彼得．艾森曼把這一切全部從他設計的紀念碑上抹去時，會這麼招人厭也就一點都不奇怪。

與此同時，德國人也是這段歷史的囚徒，只是我們所強調的並非他們因罪行而受害，而是他們犯下的罪行。德國孩子會在課外教學時去到昔日的集中營，了解他們祖父與曾祖父輩所造下的罪孽。在柏林，紀念碑隨處可見，從被遣送的猶太人屋外步道上的黃銅鵝卵絆腳石，到專門針對更大型、集體性犯罪所立下的牌匾與雕像，可說是種類繁多。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只是整幅罪惡全覽圖的其中一景。我將在下一章中說明，在德國，即便那些與大屠殺無關的二戰紀念碑，也因大屠殺而遭到玷汙。不論他們高興與否，德國人與猶太人都無法逃脫這段歷史，也無法逃避彼此。大屠殺使他們在那永無休止的束縛之中緊緊相連。

就算是最抽象的紀念碑，也永遠無法打破這條連結。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轉載。原為《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第十九章）

書名｜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我們是定義歷史的人，還是歷史的囚徒？
作者｜Keith Lowe
譯者｜丁超
出版｜八旗文化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