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專訪（上）：哲學將生命賦予所有的經驗

我深信，哲學不是一門你可以規定其主題及邊界（就像德勒茲嘗試去做的）的學科，它亦不是學院試圖追溯的一段線性的、但願是逐步前進的歷史。

「我一直相信哲學和詩歌之間存在關聯。我一直熱愛真理和文字。」——喬治·阿甘本

編按：阿甘本在新書《何為哲學》（What is Philosophy?）中說，「我深信，哲學不是一門你可以規定其主題及邊界（就像德勒茲嘗試去做的）的學科，它亦不是學院試圖追溯的一段線性的、但願是逐步前進的歷史。哲學不是一種本質（essence），而是一種強度（intensity），它可以在一瞬之間將生命賦予任何一個經驗領域：藝術、宗教、經濟、詩歌、激情、愛情，乃至無聊。它很像是風、云或者風暴一類的事物：它能夠突然地產生、動搖、重塑，乃至毀滅業已產生的場域，再以同樣不可預知的方式，過境然後消失。」

訪問者（下稱AG）：安東尼奧·諾裡奧（Antonio Gnolio），義大利《共和國報》（La Repubblica）記者。

受訪者（下稱 GA）：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以其探討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和牲人（homo sacer）的著作聞名。

哲學是一種強度，貫穿任何領域

AG：在你的描繪中，哲學是變化莫測的。

GA：我將經驗領域一分為二：一種是本質，一種是強度。對於本質，我們可以指定其邊界，定義其主題，為其繪製地圖；而強度則沒有特定的場域。

AG：它能出現在任何地方？

GA：在這個意義上，哲學、思想是一種強度，趨向于驅動和穿越任何領域。它與政治一樣，都具有張力的特質。就連政治也是一種強度；與政治專家所持的觀點相反，政治並沒有特定的場域：它不僅顯現在最近的歷史中，也突然出現在宗教、經濟領域；甚至美學也能夠獲得某種顯著的政治強度，從而發展為敵對和鬥爭事件。毫無疑問，強度比本質更有趣。如果本質和紀律——說到底就像我們的生活——維持靜止，如果它們不嘗試達到某種強度，它們便會退化成官僚主義的例行公事。

AG：詩歌是防止這種退化的一劑良方。你一直強調哲學與詩歌的關聯，這也是海德格思考的中心問題。是什麼構成了這一關聯？

GA：我一直認為哲學和詩歌不是兩種互不相干的本質，而是兩種強度，它們以相反的反向趨向語言這一獨特的領域：純粹意義（pure sense）和純粹聲音（pure sound）。沒有一種詩歌可以脫離思想，正如沒有一種思想可以脫離詩意的時刻。在這個意義上，荷爾德林（Hölderlin）和卡普羅尼（Caproni）都是哲學家，正如柏拉圖和班雅明的某些文本是純粹的詩歌。如果兩者界限分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陣營的。

繼承西蒙娜·薇依對法的批判

AG：你擁有法學學位，但不同尋常地，你的論文做的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可否談談這個選擇的由來？

GA：我首次讀到西蒙娜·薇依的作品是在1963或1964年，在巴黎，因為我碰巧在蒙巴納斯的Tschann書店買到初版的《筆記》。這本書令我傾倒，以至於一回到羅馬我就把它讀給艾爾莎·莫蘭黛（Elsa Morante）聽，她也被征服了。我馬上決定在我的法哲學論文中研究薇依的政治思想。在當時的義大利，薇依的思想鮮為人知，我對它的了解甚至遠勝於我的論文導師。

AG：在她的思想中，最觸動你的是什麼？

GA：尤其是她在〈人與神聖〉{註一}這篇文章中對人格（personhood）和法律的概念的批判。以此為線索，我閱讀了馬瑟·牟斯（Marcel Mauss）關於人格的隨筆，弄清了法人（juridical person）和現代人的戲劇（之後是神學）面具之間的密切關係。或許，我對法的批判——從《牲人》（Homo Sacer）第一卷至今——正是根植於薇依的文章。

與班雅明的相遇仍在延續

AG：你的思想框架的另一個根基是華特·班雅明。

GA：生命中有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和相遇，它們的意義很難一下子被理解。我們可以說，它們一直陪伴在我們左右。與班雅明的相遇——正如在勒托爾（Le Thor）與海德格的相遇——就是這樣的相遇。神學家說上帝每分每秒都在繼續創造世界，同樣地，這些相遇也從未間斷。我欠班雅明的債簡直無法計算。

AG：債是一個很大的詞。

GA：一個方法論的問題足以說明這一點。是他教我從遙遠的歷史背景下的某個特定現象中汲取力量，從而在當下恢復行動和生命力。如果不是這樣，我不可能投身研究神學和法學、政治學和文學如此多元的領域。當你不停地「騷擾」（haunt）某個作家，就會發生一些神奇的事情，但這其實只是因為你跟他太親密了。因此，我在不同地方找到過班雅明的手稿，先是在羅馬，他青年時的朋友家中，然後是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中（班雅明在生前最後幾年寫作的關於波特萊爾的手稿）。

唯有通過考古才能認識當下

AG：近年來，你比以往更多地提到「身體政治」。這個概念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傅柯？

GA：當然。不過在我看來，傅柯的研究方法——即考古學——也同樣重要。我堅信，唯有通過研究過去，通過考古，我們才能認識當下。應當澄清——就如傅柯所做的——考古學研究不止是對當下的研究投射在過去上的影子。在我的研究中，這個影子比傅柯的更長，因為它包含傅柯極少關注的領域——神學和法學。我在《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王國與榮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和關於宣誓的書中進行了純考古學的研究，它們也許存在爭議性，但至少我希望它們能幫助我們理解自身所處的時代。

AG：另一個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時代的作家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寫了《景觀社會》這本關於我們的時代的書。

GA：這本書在1967年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讀了。多年後，也就是80年代末期，我和居伊成為了朋友。但我仍然記得最初讀到這本書時長舒一口氣的感覺，因為這個作家的思想完全不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正是那種偏見阻礙了68運動的發展。在68運動期間和之後的幾年，我拜訪了參與運動的一些友人，他們不假思索地自稱「毛主義者」、「托洛斯基分子」等等，不感到一絲恐懼或羞恥。而居伊和我都同樣清醒；他從先鋒藝術的傳統中走來，我則從詩歌和哲學中走來。

AG：德波曾這樣形容自己：「我不是哲學家，我是戰略家」。在你看來，他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GA：雖然他這麼說，但我不認為他覺得作為哲學家和作為戰略家之間存在任何矛盾。哲學總是涉及到戰略的問題，因為，即使它追求的是永恆，也必須通過對抗自己的時代來達成這一目標。

{註二} 〈人與神聖〉是收錄在《筆記》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譯自Religious Theory，原題為Philosoph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nsity –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Antonio Gnolio/Ido Govrin，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