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希特拉地堡與恐怖地形圖紀念館｜德國柏林

他沒了形體，卻無所不在。

Adolf Hitler（台譯阿道夫．希特勒，港譯希特拉。下文用希特拉）沒有墳墓。在二戰的最後幾天，當柏林被團團包圍並不斷遭到轟炸，希特拉躲進了帝國總理府花園下方的地下堡壘。眼看他的統治已經結束了，這個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大怪物的人決定自殺。他的這項決定似乎部分出於不想讓任何人有機會親手殺他來過癮，不過主要還是為了保有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當時，他已聽說墨索里尼的屍體在米蘭出了哪些事，所以不想落得同樣丟人的下場。

文：Keith Lowe（齊斯．洛韋）　譯： 丁超　｜　 來自《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

於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墨索里尼死後兩天，希特拉舉槍自盡。他的長期情婦、當時已成為其妻子的伊娃．布勞恩（Eva Braun），也在同時間咬破氰化物膠囊自殺。然後，按照希特拉的書面指示，他們的屍體被抬到地堡外一個彈坑裡，澆上汽油，然後焚毀。等到屍體燒完後，再將彈坑用泥土與碎石覆蓋起來。

幾天後，蘇聯紅軍攻陷柏林，一隊施密爾舒（SMERSH）反情報特工前往尋找希特拉的屍體。結果，他們在那淺淺的彈坑墳裡發現了希特拉和伊娃．布勞恩焚燒剩下的殘餘物，也找到希特拉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f Goebbels）與他的妻子（希特拉自殺後不久，他們便殺了自己孩子然後自殺）的遺骸。這些殘骸被帶走並接受檢驗，沒多久就透過牙醫記錄比對，驗明了希特拉的身分。

但接下來，蘇聯當局面臨了一道難題：該如何處理這些遺骸？起初，他們先是將其埋藏在布蘭登堡（Brandenburg）的一處森林裡，但後來又覺得不夠安全。所以在幾個月後，他們又挖出遺骸並轉移到施密爾舒設在馬德堡（Magdeburg）的一處基地。一九七○年，為了杜絕希特拉墓地成為納粹聖殿的任何可能，他們最終又挖出所有遺骸，並將它們徹底燒盡。粉碎後的骨灰被倒進附近一條河流，隨波沖向大海。

沒了屍體，就沒有墳墓，但人們仍然擔心希特拉地堡可能會變成一座神龕。畢竟，這是他自殺的地方，很有可能會像圖騰一般，被賦予某種力量。蘇聯最不希望見到的，就是它成為新納粹藉以重新集結的象徵。

朝著全面摧毀整個遺址而努力

因此，他們繼續朝著全面摧毀整個遺址而努力，就如同摧毀希特拉的屍體一樣。但這件事情做起來並不容易。這座地堡是為了抵擋盟軍所有武器中最大的炸彈而打造的。天花板厚達三點五公尺，使用鋼筋混凝土製成，而且內部牆壁還要更厚。一九四七年，蘇聯紅軍精銳試圖炸毀這地方時，成功摧毀了地堡入口、通風塔及許多內牆，但其主體結構基本上仍完好無損。

一九五九年，他們再次嘗試，並展開進一步爆破行動。炸碎的土石堆積到鋼筋混凝土結構的頂部，地堡入口也被堵死。然而，各式各樣的隧道仍然存在於地堡中；東德秘密警察曾於一九六七年再次打開地堡進行攝影。

一九八○年代，東柏林當局決定徹底清除地堡延伸至地面的所有痕跡。他們在帝國總理府舊址上蓋了一座公寓大樓；在挖掘地基的同時，他們還拆除了地堡的混凝土屋頂，並用礫石、沙子和其他碎屑填滿了整個地堡。他們將整片地區夷為平地，並計畫在其上方建一座停車場。根據目測，整個地堡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直到今天，這裡仍然沒有靈堂。希特拉地堡舊址上沒有博物館，也沒有遊客娛樂設施。這裡甚至沒有一塊牌匾或石塊用來標明地堡曾經的所在位置，只有路邊一個相當破爛的資訊板，上面用極為簡短的德語和英語描述地堡的歷史。

不是因為我擔心會讓人誤以為我在向希特拉「致敬」

我去過這個地方，但就那麼一次，而且只待了十分鐘。這並不是因為我擔心會讓人誤以為我在向希特拉「致敬」，而是因為這裡實在沒什麼看頭。這正是當局整修這地方的初衷──如果你想體驗脊背發涼的感覺，或是對「元首」及其遺志發夢，那你可來錯了地方。這裡連一張可以坐下的長椅都沒有。

然而，這地方仍然有些令人不安。企圖以這種方式抹去希特拉的一切痕跡，讓人聯想起納粹所採取的一些極權主義作為，例如利迪策（Lidice）滅村或夷平華沙的行動。或許當局對希特拉地堡的處理方式並沒什麼不妥之處。儘管如此，這仍感覺像是一種否認。當年的東柏林可能想假裝這地方只是有一棟普通公寓，前面有座普通停車場，但它並不是，也永遠不可能如此。希特拉地堡會永遠在那裡，就在地表之下。

二戰結束後，德國人強烈渴望自己國家完全擺脫過去，並開始把一九四五年稱為「零年」，彷彿這場戰爭把過去的一切一掃而空，全國上下都有機會從新來過。一系列的大清掃隨即展開。納粹官員被逮捕並撤換。納粹法律被廢止。納粹標誌被禁用；希特拉雕像被拆掉，街道也被重新命名。德國人匆匆掩埋了過去的尷尬，舉國上下嘗試把注意力集中於未來。

施加國家恐怖的主要機關

不過，希特拉地堡並非戰後唯一被摧毀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毗鄰的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與阿爾布雷希特王子大街（Prinz Albrecht Strasse，後改名為尼德爾克爾新納大街［Niederkirchnerstrasse］）還矗立著納粹黨衛軍總部、帝國安全總署，以及其他一干施加國家恐怖的主要機關。這些建物在納粹統治時期一直惡名昭著，尤其是位於阿爾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八號的蓋世太保總部，納粹曾在那裡刑求拷打所謂「國家的敵人」。儘管建築在轟炸中局部受損，到了戰後仍在可以修復的程度。然而，一九五○年代初，這些建築被拆除了一部分，其餘部分則在一九五六年被炸毀。沒人打算紀念曾經矗立於此的事物。

如果不是冷戰的關係，這地方很可能會和希特拉地堡一樣，在戰後變成一處毫無特色的公寓。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沿著這個街區建起，整塊地從此一直空著。

到了一九八○年代，西柏林的氣氛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渴望重新面對過去，承認難以忽視的往昔陰影並加以紀念。政府在蓋世太保總部舊址上修築一條新街道的計畫曝光時，一批西方建築師和民權組織提出抗議。於是，政府最終只挖掘了一部分遺址，並在地面豎起一系列資訊看板，說明這地方曾經存在何等事物。一九八七年，這塊地作為柏林建城七百五十週年慶典的一部分向民眾開放，並被命名為「恐怖地形圖」（Topography of Terror）。

記錄納粹國家罪行是當地常設展

一九九○年德國統一後，柏林議會決定將這裡定為永久紀念地。剛開始，這項企圖似乎一籌莫展，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他們在蓋世太保總部舊址上蓋了一個研究中心。自二○一○年以來，一個記錄納粹國家罪行的常設展一直在此展出。它現在是柏林人氣最高的紀念場所之一，每年吸引約一百三十萬遊客造訪。

話說回來，在此計畫的核心仍然存在一絲缺憾。雖然恐怖地形圖的修建要比希特拉地堡正面許多，但缺憾畢竟是缺憾。「看看德國曾經的模樣，」它儼然這麼說著，「我們今天並不是這個樣子。」為了充分強調這一點，遺址的其餘部分都被刻意而誇張地騰空了。曾經矗立著專門恐嚇人民的辦公室的所在，現在成了一片廢墟。這裡不允許任何東西生長。這裡沒有一草一木，它是一片不毛之地。這便是納粹主義的遺緒：死亡、空泛、虛無。

希特拉地堡與恐怖地形圖，這兩個地點是當今德國納粹主義遺緒的絕佳隱喻。

希特拉地堡是德國將自身從歷史中解放所做的嘗試。東柏林的蘇聯當局認為，他們可以埋葬過去，就像掩埋希特拉地堡一樣。其實西方也別無二致；他們強烈相信，只要德國人把精力集中在建設一個更光明的新未來，就能將不久前的恥辱拋諸腦後。然而，無論他們自認掩飾得有多麼好，一層遮羞布終究無法抹煞歷史。

或者，就像今天發生的那樣

從那以後，德國的報紙每隔幾年就會爆出新醜聞，讓陳年往事戳穿薄薄的遮羞布。時不時地，便有某位德國警察局長、企業老闆或諾貝爾獎得主被揭發具有納粹背景。有時候，歷史學者還會像一九八○年代時那般，故態復萌暢言利弊，說納粹沒那麼壞，說他們的罪行源自其他地方，或是說只有少數人真正有罪。或者，就像今天發生的那樣，新的政治團體成立了，擁護那些人人都以為早已消亡的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觀點。每次這種事情一發生，總是舉國震驚，因為大家都曾被告知，過去的怪物已被消滅。似乎每一代人都必須從慘痛教訓中認知，歷史不僅是在另一個時代發生在另一個民族身上的事，而是我們此時此刻依舊無法抗拒的力量。

相較之下，恐怖地形圖則從完全相反的方向來描述歷史。它嘗試透過正面對抗來戰勝過去。在這裡，納粹主義的罪行被攤在聚光燈下，接受法醫般的仔細檢驗。幾乎沒有否認的餘地。德國的過去就像一隻嚇壞的動物躺在紀念碑無邊無際的廢墟上，曝露於曠野之中，無處藏身。

像是恐怖地形圖的地方，在柏林不只一處。在短短的步行距離內，就有幾十個類似地點：大屠殺紀念館、猶太博物館、辛提人和羅姆人屠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Sinti and Roma Victims of National Socialism）、同性戀受害者紀念碑、新崗哨（The Neue Wache，全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上的焚書紀念碑「空蕩的圖書館」（The Empty Library） 、德國抵抗運動紀念中心、那些被帶走的猶太人屋外的「絆腳石」──諸如此類的紀念碑不勝枚舉。威廉大街上幾乎每棟建築外頭都有一面資訊板，說明該建築的歷史，以及它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功能。有時，整個柏林市中心看來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館，彷彿展示著此地混亂的戰時光陰與冷戰的過往。

當你一頭栽進如此豐富的資訊泥沼，以及隨之而來的集體負罪感中，即便身為局外人，也會感到窒息難耐。我第一次帶著孩子們參觀柏林時，看著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歷史最初抱持的熱情逐漸被令人沮喪的細節澆息：他們感到不得不轉過身去，把精力集中到柏林更具當代感的樂趣上。如果這就是英國青少年體驗德國歷史的方式，那麼每天被迫與那段歷史共處的德國青少年又該作何感想？

然而，人們又有什麼別的選擇呢？我們要麼接受自己的歷史，要麼不承認它。但我們絕對無法改變它。

他們會嚴肅地承認它們有某種納粹的過去

德國人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隨著自身環境演變和所處時代的政治氛圍，在接受或否認這兩種立場間變換。他們覺得勇敢時，會直接面對自己的歷史。他們會嚴肅地承認，大多數機構、大多數公司、大多數建築和大多數家庭，都有某種納粹的過去。他們將做好準備，為防止過去在今日重演而進行長期抗戰。他們會說，在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當中，都有一點希特拉的陰影，一旦我們忘記了這一點，就會自食惡果。

但有時，過去那種毫不妥協的陰鬱會讓他們難以承受，於是他們會轉身想逃。他們會開始尋找能讓他們擺脫歷史重擔的藉口。在這種情況下，無所不在的希特拉成了慰藉。如果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即德國納粹的基本教義）的所有罪惡能夠收攏在一起、堆到希特拉門前，如果能讓這怪物一肩扛起過去的一切罪責，那麼所有人便可再次自由呼吸。如此一來，希特拉就成了某種黑暗的彌賽亞，他的邪惡存在赦免了社會上其他人對過去惡行的罪惡感。

也許正因如此，儘管希特拉的形象在一九四五年從德國社會中被清除，但在今天的德國仍然如此盛行。他出現在歷史學家如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和沃爾克．烏爾里希（Volker Ullrich）的暢銷書中，也出現在吉多．諾普（Guido Knopp）和烏爾里希．卡斯騰（Ullrich Kasten）的歷史紀錄片中。他出現在奧利弗．希施比格爾（Oliver Hirschbiegel）的《帝國毀滅》（Downfall）等獲獎電影中，這部電影比任何旅遊景點都更生動地重現希特拉地堡中的場景。他也出現在記者和政客之間的辯論中。根據高德溫法則（Godwin’s Law） ，在所有的網路討論中，參與對話的任何一方遲早都會提起有關希特拉的回憶。

當他們拆掉希特拉的雕像和半身像

我有時會想，一九四五年戰勝的同盟國會如何看待這一切。當他們拆掉希特拉的雕像和半身像，並更改以他命名的街道和廣場的名稱時，他們一定以為自己永遠擺脫了這個可怕的戰爭販子。當他們看到人們匆匆撕毀掛在牆上的希特拉肖像，燒掉曾經人手一本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希特拉的自傳）時，想必他們當時希望德國人會因為羞愧而再也不會想起希特拉。徹底銷毀他的屍體理應是這一切的象徵，標誌著塵埃落定。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對希特拉的記憶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鮮明。只要向上伸出手臂，或是畫一條斜斜唇線加上黑色牙刷式短鬍，彷彿就能讓他復活。二○一二年，德國作家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那本空前成功的小說《他又回來了》（Er ist wieder da） 出版時，已沒必要解釋書名中這個「他」是誰了。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他的存在依舊活躍且在德國蓬勃發展，這個見解好像引起了幾乎所有人的共鳴。

這是在希特拉地堡或恐怖地形圖上看不見的東西。兩個地點所傳遞出的「缺憾感」，充其量只不過半真半假。

希特拉沒有墳墓，但他也不需要。即便少了屍體或紀念他的靈堂，但不管你高不高興，關於他的記憶會繼續在你身旁徘徊。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轉載。原為《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