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我們不是這樣拯救地球的！

將破壞環境的罪責歸咎於個人只會掩蓋問題真正的肇因：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

去年12月，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在霧霾的圍攻下不得不逃往鄉下，為了呼吸到一些正常的空氣。中國的空氣污染已經影響到5億人的日常生活。某些大城市的景象就如同後啟示錄時代的電影場景：陰森的霧靄像巨大斗篷一般覆蓋著馬路，行人戴著防毒面罩在其中穿行。

在這一背景下，階級分化更為突顯：在機場因受霧霾影響而關閉之前，只有那些有錢人才能買到逃走的機票。北京的立法機構為了替當權者免責，甚至計劃將霧霾列為氣象災難的一種，就好像這只是一種自然現象，而不是工業污染的惡果。如此一來，在戰爭難民、旱災難民、海嘯難民、地震難民和經濟危機難民之後，難民目錄上又添新丁：霧霾難民。

然而，空氣污染很快就被常態化（和諧）了。本應積極治理霧霾的中國政府，卻只是頒布一些措施令市民能夠繼續過他們的小日子。他們建議市民足不出戶，必須出門時要佩戴口罩。學校停課把孩子們樂壞了。去鄉村避難在北京成為一種奢侈，專營鄉村短途游的旅行社的生意蒸蒸日上。重點是別慌，就當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這種反應其實不難理解，考慮到「我們遭遇的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怪東西，我們並不能真的看到它，但是它存在的證據又是如此確鑿。對我們來說，這個『東西』對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造成了生理和物理上的巨大改變。」

面對環境問題，主流意識形態習慣調動掩飾和視而不見的機制：「在這些受到威脅的社會中存在一種普遍的行為和態度：與其直面危險，不如對其視而不見。結果於事無補。」這種態度將知識和信念分開：我們知道（生態）災難是有可能的，甚至近在咫尺，但是我們拒絕相信它正在發生。

當「不可能」變為「正常」

還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在薩拉熱窩的戒嚴事件嗎？一個50萬人口的「正常」歐洲城市在整整三年時間被狙擊手包圍、轟炸和恐嚇。這在1992年之前是不可想像的。起初，薩拉熱窩的市民以為這個情況不會持續太久。他們以為一兩個星期後事態就會平息，就可以把孩子從安全地區接回來了。可是很快，戒嚴就被常態化了。

類似的由不可能到正常（經歷短暫的驚愕和恐慌）的翻轉也描述了美國自由派人士對特朗普勝選的反應。同樣，政府和大資本家應對冰山消融之類的環境危機時也遵循一樣的套路。最近，這些政客和管理者甚至把氣候變暖的危機歸為地下共產主義（cryptocommunist）陰謀論，或至少是危言聳聽和無憑無據的預言。他們向我們保證沒有什麼可慌張的，氣候變暖只不過是一個既定現實，一個正常的現象。

2008年7月，CNN的報道《格陵蘭島的綠化》（The Greening of Greenland）吹噓了冰川融化帶來的新可能：多好啊，格陵蘭島的居民從今往後就能在自己家的院子裏種植菜園啦！這是個不靠譜的報道，不僅因為它對一個世界級災難所帶來的微小好處津津樂道，更因為它把格陵蘭島的「綠化」——氣候變暖的後果——與生態環保的覺悟聯繫在一起。在《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書中，克萊恩（Naomi Klein）告訴我們全球資本主義如何以災難（戰爭、政治危機、自然災害）為藉口來全盤推翻舊有的社會限制，從而推行自己的藍圖。因此，生態危機不止沒有讓資本主義信譽掃地，反而可能進一步宣揚了資本主義。

與自身的罪惡感抗爭

弔詭的是，解決其他生態問題的行為反倒可能引起南北兩極氣候變暖的惡化。臭氧層空洞其實能幫助減緩南極洲氣候變暖。一旦臭氧層空洞減小或者消失，南極洲將會承受地球上所有其他地區氣候變暖的效應總合。同樣，強調「智力勞動」在後工業社會中的決定作用已是老生常談。然而，如今物質主義又捲土重來，正如對稀缺資源（糧食、水、能源、礦產）的爭奪和空氣污染所見證的那樣。

即便我們表示已準備好履行職責，可我們採取的計策或會掩蓋這一職責真正的廣度。與自身的罪惡感抗爭，這條捷徑帶給我們一種頗具迷惑性的安全感。我們自願感到有罪，因為，如果錯在於我，那麼一切就取決於我。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我們改變生活習慣就能解決問題。對於我們西方人來說，最難接受的莫過於扮演一個完全被動的角色，一個無力的旁觀者。我們傾向於瘋狂地投入工作，廢紙回收、吃有機食品，給自己製造一種我在做出某種貢獻的幻覺。這情形就像，一個球迷安安穩穩地坐在自家沙發上，對著電視機，相信自己的叫罵真的能影響比賽結果。

在生態環境這件事上，典型的否認操作是：「我知道我們身處危險，但是我不真的相信，那幹嘛要改變我的習慣呢？」另一種否認則相反：「對於生態的惡化，我知道我無能為力，但我無法接受這種想法，所以我必須做些什麼，哪怕是一些於事無補的事情。」這正是促使我們去購買有機產品的背後邏輯。相信吃這些快腐爛的、貴的離譜的「有機」蘋果更有益健康，再也沒有比這更天真的信念了。如果我們選擇購買這些產品，那麼我們就不止是一個消費者，而是幻想自己正在做一件有用的事，在踐行我們的理念，在賦予自己良心，在參與一個宏偉大業。

回歸大自然母親？

別再上當受騙了。北京的霧霾已經清楚揭示出這種主流環境保護主義的局限，它是災難與日常的結合，罪感與冷漠的混雜。如今，生態問題已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之爭的戰場，我們在其中運用各種計謀變戲法似得讓那些真正重要的問題消失。

主流的生態主義話語拷問著我們，仿佛我們生來就有罪，仿佛我們對大自然母親有所虧欠。我們持續承受著來自生態主義超我的壓力：「今天你為大自然母親做了什麼？你有沒有把廢紙丟進回收箱？玻璃樽呢？易拉罐呢？明明可以騎單車或者坐公車的時候，你是不是選擇了開私家車？你是不是開冷氣，而不是開窗？」

此種個體化所牽涉的意識形態利害是顯而易見的：每個人都忙於檢視各自的良心，而忘了去提出更重要的問題——整個工業文明的弊病。消除自我罪惡感太容易了：垃圾回收、吃有機食品、使用可再生資源等等。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繼續問心無愧地做一個好孩子。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斯勞特戴克（Sloterdijk）在他最近的一本書《二十世紀發生了什麼？》（What Happened in the 20th Century?）中譴責了「真實的激情」，這是上個世紀的特征，是醞釀極端主義的沃土，它引發了種族屠殺。斯勞特戴克也提出了他對二十一世紀的倡議：我們人類不能再忽視生產活動所帶來的副作用。地球不再是人類生產活動的背景或前景，而是一個即將耗盡的客體，由於我們的疏忽，它可能無法繼續成為人類的家園。

哪怕我們變得足夠強大，以至於能夠影響生存的基本條件，我們也還是要承認人類只是一個小星球上的物種之一。從這個意識出發，我們必須調整自己在環境中的位置： 不再是英雄主義的工作者，利用「取之不盡」的資源發揮自己的創造力；而是一個謙卑的中介，長期與周圍環境合作、談判以達成對雙方來說都安全和穩定的平衡。

（文章譯自Bibliobs，作者為齊澤克，原題為Trier, manger bio, prendre son vélo… ce n’est pas comme ça qu’on sauvera la planète，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