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書成不得斷國論，落筆復歸古者涯

漫長的一百年過去了，這些儒學學者對於上天所賦予的使命，在他們一生當中盡力地付諸實踐，讓中國傳統思想在這些語言文字與生命中被保留了下來。錢穆先生的仙去可以看成是代表1949年前北大乃至中國學術的那一代的時代結束了。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錢穆先生也隨著大學撤退到西南方，因為戰爭消息傳遞不易，跟許多學者一樣，錢先生雖然堅信中國會勝利，但當下風氣仍是徬徨難安。錢先生於是興起撰寫《國史大綱》一書，以中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的信念為出發點，希望留給後世一本中國人寫的史書。先生的心情在開頭序言當中流露，讀來甚是感懷不已。茲錄如下：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黃。)

中國傳統教育思想

錢穆先生早年在蘇州中學教書先後被呂思勉和顧頡剛兩位先生慧眼相中，自1931年起在北京大學開始任教，來台後依然教書不綴，其精神令人感佩。先生一生提倡中國傳統思想，教課方式卻也不古板，深受學生的愛戴。先生認為教育與宗教不同，宗教固然亦在教人作人，但宗教有一前提便是重視相信的信仰，教育則重開悟。先生認為信仰是對外在世界有所求，而體悟是在往自己內心求。以此分內外，在教人作人方面也可分內外。知識技能在外，心情德性在內，先生認為內部的心情要更重於外在的知識技能。如孔子雖教學生成為官員必要會的六種技能，但更重視在教仁、教恕、教樂和教不慍等，幫助學生建構良好的心情德性。《論語》中許多對話都是在這些德目上面闡述而起。

不只是《論語》先生又舉〈大學〉，〈大學〉當中最有名的即是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心、國、天下皆是實際人生，但皆屬於外。要做到這些需要許多知識的幫助才能完成，但若沒有內在的一番心境，即擁有想要做這些事情的動機與決心，便不得其所。傳統意義上，小學教以灑掃應對，是教導外面事務之應對。但亦要從應對中透悟到內心的涵養。小學是由外而內，而大學是由內而外，內聖外王，本末精細，一以貫之。先生認為人生道理從人事應對的原理原則上，可以投射到教育的核心概念，教人作人，兩者是相輔相成，而不會是雙線並行。以此，傳統上中國教育思想的背後便是有這一套人生大道理存在與支持。

人性根源來自心

性善或惡問題是中國思想家們常常爭議的一個題目，原因牽涉到統治者要如何管理國家之施政立法之根源。若全然性善，那只要發揚人民心中本然善性即可。反之若性惡，那麼便需要立法並教化人民揚善去惡。故千年來各有不同立場出現，在論述舊說法時也加入了新的想法。錢穆先生對此問題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梳理性情問題，其詮釋也是後人理解儒家思想的一條路徑。先生觀察無論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似乎都對人心抱有或多或少的一種不放心態度。尤其是對於情感，似乎更多的不放心，而有些竟是幾乎完全不信任。中國思想很早便注重人心，也很早便提出「性」字的命題來。而相較於人心，人性好像更難理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不斷有重大討論的議題。

錢先生對於人性的看法，他自稱與孟子的「人心皆同然」相同，即認為人心皆同然便是「性」。也就是說人性是每個人的內心都是相同的，在孟子的說法裡是性善。而錢先生倒不全然是只有性善，而是認同詮釋人性的方式，並非肯定前提。先生進一步提出，若人心皆相同，那古今中外就有千千萬萬的心，每個內心不一定相同，於是先生提出歷史心與文化心，從歷史與文化來認同當前的個體心有相同之處。此非偏重某一面，而是個體心積累成為歷史與文化，而後者又反過來影響前者，在個體身上表達出來。由於有相同之處，所以才說「人心皆同然」也。

性情同等重要

錢穆先生由柏拉圖思想中對心靈的三分，情感、理智和意志來確定人心的組成，而相較於柏拉圖，先生把理智放到最高層面。錢先生把情感看得最重，認為人心的基礎是情感，情感重要性不能被抹煞，若情感無價值，那麼理智和意志也無以立基，發揮出價值出來。但是若人過分重視情感與好惡，不看重理智和意志。那麼便與禽獸沒有區別。這樣便會便認為人和禽獸甚至和一切生物相同。對於人心與情感的看法，錢先生舉北宋思想家王安石早年的思想來面對此性情延伸出的人禽同與不同問題。王安石是北宋提倡孟子學的其中一人，他的提倡使得宋人開始重視孟子。王安石早期想法為性情是同一的，他說喜怒哀樂還未表現出來時，是性。而喜怒哀樂表現在外在時，是情。性是情的本原，情是性之運用，故兩者是同一的，是性善的。而錢穆先生認同的是情感的重要性，不應該強調人性而看不起人情。錢先生舉出反例，說若我們太輕視人性好惡，而過分相信好惡的天則，就會近似於共產主義者一般，用那套階級鬥爭理論來輕視好惡，錢穆先生對此感到懷疑。並且他認為這與古代專講天理而去人欲的說法，有同樣的危險在。

錢先生重視人心皆同然看法，透過此種態度把人的生命與現實事件緊密相連，一方面不把心性之學束之於道德高閣，消解學術弊病。二來先生認為學術明而後文化明，學術復興而後文化可復興。此種想法在國難當前時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道德情感，也是儒家精神的展現。

中國學術精神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傳統學術精神的出發點乃是一種人文主義。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事問題之各項實際措施。先生把歷史分成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三個面向去討論，三者相互影響；在這些客觀事實中尋找歷史的脈絡與動態。先生認為中國之史學精神，在於經世明道。表達學術之興亡與國家的命運相連一起。

故先生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都有著關懷，假以「一切實際人事」一語包含之。他認為古代中國哲人之言辭，似乎只是一種人生經驗，與其績效之概括的敘述與紀錄而已。實則不然，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實際上；以另一方面為證，錢先生特別重視「用」一字，他認為漢學的通經致用與宋學的明體達用兩種精神都以「用」為思想的表達，此不僅串連了自古以來儒家的思想流派，也進一步連結了整個傳統學術與個人生命，以此構成了人文主義式的現世關懷。

漫長的一百年過去了，這些儒學學者對於上天所賦予的使命，在他們一生當中盡力地付諸實踐，讓中國傳統思想在這些語言文字與生命中被保留了下來。錢穆先生的仙去可以看成是代表1949年前北大乃至中國學術的那一代的時代結束了。新的儒學發展更加寬廣了，但新一代的思維與著重部分也因時代需求不同而離古人越來越遠了。我們從十位先生身上看到了傳統知識份子的風骨，然傳統的背景已經消逝，而我們已繼承了精神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