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理論解釋不了生活？布迪厄告訴你的實踐、場域與慣習
你有沒有考慮過，為甚麼再複雜精巧的理論，也解釋不了（更別說指導了）你全部的生活？為甚麼人和人之間的審美品味會有這麼大的差別，以及這些品味為甚麼會有「高級」和「低級」的區分？為甚麼讀大學時有些人可以瀟灑自如就全面發展，而有些人付出全部努力也只能勉強應付？法國社會學家與思想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研究與思考對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或許會有些啟發。
實踐理論
布迪厄認為，行動者在實踐中會運用一套「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這種實踐知識與學者們發展出的「理論知識」（theoretical knowledege）形成了某種對照。如果從行動者的角度去呈現實踐的邏輯，而不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去分析這套邏輯，我們會看到實踐邏輯不同於理論家邏輯的特性。
首先，實踐是緊迫與模糊的。大部分情況下，行動者在實踐中並不會對自己所處的情境進行充分的考慮，不管這種考慮表現為某種自利的理性算計，還是對於某種規範的遵從。實踐的緊迫性與模糊性密切相關，現實中的很多行動在前反思、前語言、前物件的狀態下進行。雖然一些行動者在事後被問及行動的動機時可以提供一種解釋，但是那種解釋未必是行動中的真實邏輯，而可能只是一種事後的分析。
其次，實踐是總體性的。這意味著實踐並不會像研究它的各門學科那樣分裂成不同的碎片，沒有甚麼實踐會天然屬於經濟學的領地、生物學的領地、心理學的領地，並對應著任何一門學科的單一法則。再次，實踐會受到經濟條件的約束。這意味著實踐本身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可選擇的東西非常有限，許多理論上的合理目標在實踐中可能根本不會被考慮。因此，實踐的邏輯只可以被提煉到某個程度，超過了這個程度便不再是實踐的邏輯，而是理論的邏輯了。
由此可以把解釋實踐活動的理論分為兩種，一種是沒有考慮到實踐邏輯的「唯智主義理論」 （intellectualist theory），一種是考慮到實踐邏輯，並在持續反思中與實踐保持互動的「實踐理論」（praxeology）。如果說「唯智主義理論」是學者從自己的角度思考研究物件的產物，那麼「實踐理論」則要將這種思考研究物件的過程本身也變成需要被思考的物件，通過這種反思（reflection）意識到「唯智主義理論」的局限。所以，強調「實踐的邏輯」絕非讓我們拒絕理論思考，而是讓我們超越純粹理論的思考。從這一認識出發，布迪厄對各種唯智主義的二分法（譬如「主觀」與「客觀」，「能動」與「結構」，「唯心」與「唯物」）進行了深刻批判，甚至從二分法之外看這些二分法如何被歷史地建構。這是一種「將反思進行到底」的研究立場，由於反思在布迪厄思想中的重要性，他的社會學有時也被稱為「反思社會學」（reflective sociology）。
儘管有此明確的反思立場，布迪厄在研究中並不拒絕理論概念的使用，只是他力求使這些概念具有以下特徵：這些概念務必是要與常識決裂的，不僅與日常生活中的常識決裂，而且要與學界的套話決裂；這些概念務必是關係性的，反映了一種現實社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而不是割裂的、實體化的；這些概念是動態的、開放的，可以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而不是一個僵化封閉的系統。基於這些原則，布迪厄創造性地發展了場域（field）、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等分析概念，並應用於對現實社會的研究。但這些概念只是維根斯坦意義上的「工具」，是認識現實的技藝與武器。下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布迪厄的「工具箱」或者說「武器庫」中相對重要的幾件。
場域與慣習
任何一個有點野心的思想者，可能都會懷有對世界圖景的總體想像。布迪厄顯然屬於「有野心的思想者」之列。在他的理論思考中，這個世界由一個又一個彼此聯繫同時又相對獨立的「場域」構成。一個場域就是歷史中形成的一束關係，在其中的各個位置附著了某種特殊的吸引力。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說，比較恰當的是「遊戲」（play）。人是很容易陷入無意義感的，好在這世界提供了不同的遊戲讓我們去參與：不同的遊戲規則、不同的遊戲獎勵、不同的身份角色。遊戲少不了爭奪，只是每個人看重的東西都不同。如布迪厄自己所說：「一個分化的社會……是各個相對自主的遊戲領域的聚合。每個場域都規定了各自特有的價值觀，擁有各自特有的調控原則。」布迪厄認為，權力場域構成了這個世界最基本的「元場域」，在當代社會「元場域」的基本表現則是國家（state）。權力場域的根本重要性，使得研究者在研究一個特定場域時，首先要清楚這個場域相對於權力場域的位置。比如，知識份子場域在整個權力場域中就構成了「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集團」，而這一場域內部又依據相對權力場域的遠近而發生分化與鬥爭。
在布迪厄看来，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場域的遊戲機制是天然正當的。這畢竟是一個歷史地形成、並在人類自身的反復鬥爭中搖擺不定的世界。任何場域的遊戲規則都有一個競爭、博弈、正當化自身的過程。再野蠻的暴力也會傾向於給自己披上正當化的外衣，並在施加對象的「誤識」（misrecognition）乃至「合謀」（complicity）的基礎上成為一種合法的「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對這個過程機制的「揭露」或者「解蔽」（revealing or uncovering），並不是讓行動者陷入虛無，而是讓人看清自己所處的位置，並以自己的方式獲得「解放」（liberation）。
現實的世界，人們不僅投身到了不同的場域，並且為了不同的「利益」（interest）而進行奮鬥。之所以會有如此差別，源於一種歷史中形成的「性情傾向」（disposition）上的差異，這種性情傾向布迪厄稱之為「慣習」（habitus）。所謂慣習，由「積澱於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係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示」。慣習至少表達了兩層意思，一個是「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即某種社會結構施加於個體並表現在個體身上的限制；一個是「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即為實踐提供原則和指導的機制，這種機制可能會改變場域的形態。
舉例來說，一個長期在某種「理想主義」氛圍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形成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慣習，並表現於言行等各個方面；當他／她進入一個主導原則是「去理想主義」甚至「反理想主義」的場域時，他／她的理想主義慣習既是一種限制自身的力量，讓他／她感受到與場域的格格不入，同時也是一個改變場域的力量，讓他／她影響場域的微觀互動、行事規則、結構風格。當然，也有可能他／她會經歷一個轉變，成為與這個場域渾然一體的一部分，並通過貢獻自己的力量強化這個場域原有的風格。不管怎麼說，場域與慣習永遠處於一種互相影響、互相塑造的狀態，不能拋開一個只談另一個。
文化資本
投入任何一種遊戲，都需要一些「資本」（capital），「一種特定的資本總是在特定的場域中有效，既是鬥爭的武器，又是鬥爭的利害所在」。資本在時間中累積起來，並具有產生利潤和權力，以及複製自身的潛在可能。布迪厄區分了資本的三種主要形式，即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其中文化資本的概念最有特色，並且這一概念也構成布迪厄研究文化品味、教育系統、知識分子等問題的關鍵切入點。
文化資本有不同的存在狀態，一種最容易被察覺的是「客體化的狀態」（the objectified state），表現為圖書、器具之類，是文化在物質媒介上的體現，很多時候可以變成「文化商品」來進行購買（比如藏書、鋼琴、藝術品）。另一種在當代社會越發明顯的文化資本則是制度化的狀態（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表現為社會對於某些文化資格的認可，比如文憑、職稱等等，這種文化資本一般依賴於某種社會制度的安排。而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察覺，卻極少被分析的文化資本形態則是身體化的狀態（the embodied state），表現為心智以及肉體的一種性情傾向，比如談吐、審美、修養之類，這種狀態的文化資本往往是在潛移默化中獲得的，尤其在家庭成長的早期階段。
在布迪厄看來，整個社會的階層劃分與文化資本的分配保持了連貫性。現實之中，文化品味是分等級的，較高等級的品味（如欣賞古典音樂、舞臺劇、博物館）往往需要大量的時間投入才可培養，並高度依賴於成長早期的開發，不是每個人都可獲取。而較低等級的品位（如欣賞通俗音樂、肥皂劇、雜耍）則完全不需要早期的投入，簡單易懂，輕鬆易得。社會的精英階層顯然有更多的機會與閒暇培養高級品味，高門檻與小眾的文化趣味強化了他們作為精英的自我想像。同時，成長於文化資本充裕家庭的孩子在進入精英大學時，可以順利融入精英大學所推崇的文化氛圍，他們逍遙自在，「全面發展」，並對「庸庸眾生」的「不思進取」及「低俗品味」表現出一種近乎本能的排斥與厭惡。而成長於文化資本貧乏家庭的孩子，能進入精英大學已經殊為不易，但融入一種精英文化卻意味著對自我過往的「否定」，他們勤奮刻苦卻難免「眼界狹隘」，力求上進卻終難獲得精英階層應有的「氣質」與「能力」。於是乎，借助文化資本的可繼承性，教育系統成為複製社會階層的關鍵環節。現實中的階層分化與人們頭腦中的品味評判形成了一種隱秘而牢固的對應。
結語
布迪厄的研究橫跨社會學、人類學、哲學、教育學，並將不同的傳統融會貫通，形成了鮮明的個人特色。他幾乎憑一己之力，將法國社會學推向了「塗爾幹學派」以來新的歷史高度，產生了世界影響。作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布迪厄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的言說，在全球化問題、性別平等、底層苦難、大眾文化等議題上都發表了大量言論，成為法國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被譽為「繼沙特（Jean-Paul Sartre）之後，法國左翼行動派知識份子第一人」。不過，或許因為過於犀利的批判與咄咄逼人的風格，在法國學術界，懼怕布迪厄的人和欣賞他的人想必一樣多。
面對「文化資本」的分析所引起的巨大爭議，布迪厄明確表示，自己批判的並非「文化」本身，而是「將文化用作一種符號支配的資本和工具」。而針對有人認為他過分誇大了社會決定力量的批評，據說他曾回應：「伽利略發現了自由落體運動定律，但並沒有消除人類飛行的夢想。」事實上，布迪厄本人就是突破了這種社會結構力量的一個範例。他的人生經歷與學術研究扣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棱角分明的整體，讓身居高位者自省，給出身寒微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