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被孩子綁定可致精神分裂症？貝特森論語言與「元語言」之運作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可以說是最讓人好奇又擔心的精神疾病，這是因為它的幻覺症狀動搖了我們對真假的認知和確信。在今天，腦神經科學或精神科醫學從腦病變的研究視角中找到有效治療精神分裂症的方法，以腦神經藥物來抑制某些機制作用，以消除幻覺，讓病人得以重新投身社會。
回顧【大腦與哲學系列】文章——
一、【大腦與哲學系列】腦神經科學與人工智能所理解的意識可能是錯的
二、【大腦與哲學系列】從柏格森看還原論和機械論對意識理解的局限
三、【大腦與哲學系列】柏格森論物質與心靈之間的絕對差異——雙重性
四、【大腦與哲學系列】加布理爾：否定心靈的獨立性是意識形態作祟？
五、【大腦與哲學系列】加布理爾：「我」不是大腦，意識不是一個物
我們今天談的人類學家貝特森（Gregory Bateson）並不否認腦本位的精神分裂研究和治療，但他更為着重語言及意義的作用。雖然腦神經藥物治療對宏觀的社會健康治理來說是一種更有效益的策略，但貝特森認為語言或社會溝通模式的研究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和治療有着重要價值，這是因為語言是「正常人」與精神病患者都有的共通性，如果是從共通性出發治療，那我們就不會把患者看成是不可拯救、需要被隔絕出社會的異類，而且反而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系統是怎樣構成。
語言與元語言的區別與運作
對貝特森與其他 50-60 年代的研究者來說，精神分裂症最核心的特性表現在患者的語言行為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溝通方面有三個明顯弱項：1，他不懂歸類他人訊息的溝通模式（例如：開玩笑、指責、命令、客套話等等）；2，他不懂歸類自己訊息（包括言語的和非言語的，例如語氣、身體語言、表情等等）的溝通模式；3，他不懂歸類自己思想、感覺的模式（幻想、鬧情緒、確知事實）。
不單是這些日常溝通模式出現問題，從更根本的語言和邏輯結構來說，患者連種屬關係和三段論都無法準確理解。
最為人所熟悉的三段論例子是這樣的操作：
大前提：動物都會死；
小前提：人是動物；
結論：人會死。
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推論過程中，三段論卻會被扭曲：
凡人會死；
凡草會死；
人是草。
對日常溝通模式難以分辨、無法準確推展種屬關係和三段論這兩大類症狀，實質上都是同一個問題：精神分裂患者無法使用元語言（meta-language）。所謂元語言，就是談論語言的語言。因為語言在本性上就存在不一致性，所以元語言對人類溝通效果來說是必要的。
語言的不一致性包括一詞多義、象徵、相關詞、幽默、言語內容和形式的差別（例如情人用溫柔俏皮的語氣說「討厭」，實質表達的是喜悅）等等，而我們在社交時，為了準確理解他者語言的意義和目的，就會需要採用元語言來釐清不一致性，避免誤解和尷尬。比如我們會問對方是在開玩笑還是認真，這個問題的作用在於確定對方是在用哪一種語言模式表達，讓我們可以採取一個相應的語言模式來理解他的話。用元語言來輔助語言是「正常人」的重要能力，而精神分裂患者恰恰就是不能夠有效運用元語言，除了導致他無法與他人有效溝通和理解自己的內心狀態，也會讓他出現錯誤信念、幻覺或幻聽。
焦慮母親與雙重綁定的困境
那為什麼一些人會無法使用元語言，甚至發展成有幻覺的精神分裂病患呢？在所有人的成長和學習經歷中，語言都是系統化傳授的，而元語言卻不會被當成一種正式教育，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其他形式學會元語言。因為在家庭或學校環境裡，不同的人都在使用不同語氣和說話節奏，不同角色又會有社會分配給他的語言內容，不同場合和時間社會規範也會有所改變（例如節日中某些日常禁令會被懸置），語言模式的錯誤歸類又會引起衝突，所以即使我們並不會正式學習元語言，但會在社交過程中一直積累元語言的經驗和應對習慣，理解語言的表意與實意可以不一，並且懂得反思和詢問。
元語言的學習其實與語言學習同樣基本和自然，在客觀上語言的不一致性是正常的，不會導致精神疾病。這意味着，元語言的缺失來源於言說主體自身，而不是出自語言的本性。貝特森認為元語言缺失的第一個構成條件是雙重綁定（double bind）情況的不斷發生：所謂雙重綁定指的是某個言說者所講的兩句或以上的話之間的意義是相互矛盾的，這導致訊息接收者無所適從。它的結構一般是這樣的：言說者先提出一個禁令：你不能不做 A，之後又會提出另一個相反的禁令：你不能做 A。接收者不論做 A 還是不做 A，他其實都是既遵守禁令，又同時違反禁令——無論如何他都不能贏，必定犯錯受罰。
但好像禪師說話時也會刻意使用雙重綁定，以讓弟子悟道，並不會使他變成精神分裂。因此精神分裂和元語言的無法使用還需要有第二個條件的出現：雙重綁定的發生環境決定著訊息接收者的生死和成長，而且他無法逃離這個環境。這個會持續出現雙重綁定，而且訊息接收者無法逃離的環境就是家庭。
貝特森在自己的研究以及他所參考的資料中都發現，許多精神分裂患者從小就處於母親對他長期施加雙重綁定的環境中，而且這些母親都有焦慮傾向。貝特森所說的焦慮不是今天意義下的焦慮症，而是指母親對孩童長期抱有的矛盾情緒和自我懷疑。
這位母親的焦慮理由可以有很多原因導致：孩子性別不是她想要的；孩子的出生是意外；她沒做好心理準備就結婚，因而覺得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都是違背她意願出現——簡單來說，她覺得孩子對她自己的自我理解和人際關係構成阻礙甚至威脅。在焦慮母親—精神分裂傾向孩童（不一定指有血緣關係，只要有這種負責養育和下禁令的成年人和接收禁令的孩童就可以形成這種關係結構）這對關係之中，雙重綁定的發生是更細微的。
貝特森提出了這樣的典型例子：母親會因為自己的需要或對孩子的厭倦，命令孩童去睡覺，暫時疏遠他——這種情況很常見——但是，如果這位母親有焦慮傾向，她在下這個命令時，立刻又意識到她這樣說會顯得自己沒有母愛。為了達到讓他去睡的目的，同時又掩飾自己的厭倦感，以免顯示自己沒有母愛，她會強調叫孩子睡是因為他累了，「我是為了你休息才叫你去睡」——用一種親暱的語言表達疏遠的指示。
對於這位母親來說，因為她的焦慮，無論孩子去睡還是不去睡，她都會有負面反應：如果孩子去睡，她會不滿他反映了自己的疏遠需要，讓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好母親，之後對孩子作出過度強迫性的親愛姿態，以彌補這個自責意識；如果孩子不累，她會意識到自己撒謊被看穿，而且不能讓孩子暫時離開自己，所以會用更強硬的語氣命令孩子睡覺，強迫他相信自己是真的累了。無論如何，母親的焦慮都會加強，而且這個孩童怎樣做，母親都會對他產生負面情緒（懲罰的產生），不可能贏。
但這兩個條件（持續發生的雙重綁定和不能逃離的家庭環境）本身還不足以導致精神分裂或元語言缺失，而是會促成第三個最有決定性的條件：如果孩子意識到母親說的話表裡不一（表面意義是關心他休息，實際意義是要疏遠他），處於高度焦慮的母親可能會爆發，壓抑孩子使用元語言去質疑她的用意，阻止他意識到語言的表裡不一致性。
因為雙重綁定不斷發生，而發生的環境又決定孩子的生死、無法逃離，所以他必須學會制止元語言的使用，以滿足母親的焦慮要求。長久之後他無法區分語言的表裡意義，沒有工具去理解語言模式，而且當他與母親以外的他者溝通，需要辨認他人訊息或表達自己時，就會因為害怕懲罰而不自覺但又自動地排除了元語言。
元語言缺乏的人並不一定會患上精神分裂症，當他在社交經驗中察覺到他者的話語有多重意義時，他可能會只選取一個解釋，這也不會產生精神問題；但他也有可能回想起長期處身的雙重綁定情況，開始懷疑母親一直以來表達的親密或正面訊息其實是厭惡，繼而精神崩潰，誘發出精神分裂症。
缺失元語言的精神狀況
缺失了元語言，就無法理解意義內容和意義形式之間的不一致——而這不只會影響到日常溝通，也會導致患者不懂區分自己的幻想、記憶、無意識流動的影像與現實和真確感知之間的差別，因為不論是外部活動著的語言還是內在思想，都存在著內容和形式的二元關係。
精神分裂患者或者元語言功能失當的人在社交時也會開發出三種不同的感知習慣：某些病人會將別人說的話的表面意義當成是唯一意義，因而不理解笑話、反諷或誇張修辭，甚至因而作出合邏輯，但是社交不恰當的行動或反應，例如某個人用髒話辱罵病人的母親，這個病人會以為這句話是將會發生的事件，因而想要立刻趕到母親身邊保護她，這個行動是合乎邏輯的（母親將受害，需要去保護她），但在社交上是過敏和不恰當的。
另外一些病人則相反，覺得別人所表達的表面意義都是假的，背後必定有什麼隱喻，變得多疑和恐慌，害怕被對方欺騙。例如某個陌生人對這類病人說「今天天氣很好。」他可能會以為這個陌生人想要加害於他，或者是對他作出性暗示，而真實意義只是禮貌性地問好。
另外還會有退縮性和冷漠僵硬的傾向，病人因為拒絕使用元語言理解自己和他者的溝通用意，因而將任何話語都一併當成無意義，對自己與他者的社交需要不當一回事。
嚴重的精神分裂患者甚至會有幻聽、幻覺或錯誤信念。在這些症狀中患者自己在用象徵說話和思考，但因為他缺少了分辨模式的能力，不能把象徵定義為象徵，反而以為自己的言語或思想的字面意義就是真實意義；幻聽則是他腦海裡隨機浮現的聲音，但他卻無法將它們辨認為無意義，反而把這些聲音感知為有不可見但存在的人與他對話。
換句話說，「正常人」與精神分裂患者其實一樣，都會有幻想、象徵性思考、零碎的記憶影像或聲音，但前者在元語言的辨析功能下能夠過濾和區分清楚真實、外部與幻想、內部的語言和思緒，而精神分裂患者則因為被壓抑了區分字面意義和真實意義的能力，任何浮現在腦海中的語言都會被一併當成外部而來的真實刺激。
延伸閱讀——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精神病是大腦問題？還是因創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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