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市的勝利到香港的衰敗
1. 格雷瑟和《香港2030＋》
看《香港2030＋》諮詢文件，不禁想到格雷瑟（Edward Glaeser）的《城市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 2011）一書。對城市研究稍有認識的讀者，相信對格雷瑟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這位哈佛大學城市經濟學家，正是當代最著名的集約型城市（compact city）倡議者。
格雷瑟在書中提到底特律著名的失敗例子。面對傳統重工業的流失，當地市政府不斷大興土木，力圖通過大型基建來重振經濟。但公帑投資卻如泥牛入海般，完全無法挽回底特律衰敗的命運。格雷瑟一語中的地指出，城市最重要的不是硬件基建，而是軟件制度，能為人提供自由開放的交流互動空間，但規劃者卻往往忘記這簡單的道理──這難道不正是當下香港的寫照嗎？
《香港2030＋》提出集約型城市、公共運輸導向的集約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城市（smart, green and resilient city）等嶄新概念──但其實也不那麼新，因為它們原是香港長期行之有效的發展策略。〔註一〕問題是當政府大肆宣揚，到底是進一步改進該等策略，抑或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呢？
對格雷瑟來說，規劃的首要任務乃是促進人的聯繫和互動。在資訊科技空前發達的年代，人反而愈益湧進擠迫市中心──面對面的緊密接觸，仍是人最需要、而集約型城市最能提供的便利，最有利於城市的不斷創新和改進提升。多元化的交通系統、混合功能的社區、方便步行、縱橫交錯的街巷網絡，均是成功的要素。
但請看看我們的《香港2030＋》，請看看那些新市鎮發展的構想圖，僵化的分區規劃，千篇一律的石屎森林，連綿不斷、不見天日的商場結構，大而無當、人跡罕至的公共空間，切斷而非連接街道的鐵路系統等等──所有能夠在天水圍找到的規劃失誤，皆悉數在未來新市鎮中繼續找到。
（格雷瑟 Edward Glaeser，圖片來源：TED）
問題實在簡單明白不過：在西方，集約型城市原是解決城市過度擴張（urban sprawl）的工具；但在香港，它卻變成了城市過度擴張的工具。
2. 波特、雷默爾和雅各布斯
我最早認識格雷瑟的名字，並非源於《城市的勝利》一書，而是他合著的名為“Growth in Cities” (1992)的成名作。〔註二〕文章引用美國1956-87年170個城市六大工業的數據，以測試波特（Michael Porter）、雷默爾（Paul Romer）和雅各布斯（Jane jacobs）關於城市發展的理論假說。其中波特著名的「競爭優勢論」，單一行業中小企業雲集的群聚效應（clustering effect），廿多年來成為不少國家的政策藍本；雷默爾則強調單一行業具壟斷性的龍頭企業，在帶動發展中扮演的領導角色；只有雅各布斯強調多元混雜的產業結構，隨機互動，不拘一格 ，才是帶動城市飛躍發展的真正動力。
格雷瑟等人的研究明白無誤地指出：競爭比壟斷市場的效果為佳，多元則較單一的產業結構優勝。在這場著名的理論測試中， 雷默爾處於下風，波特亦僅屈居次席，雅各布斯大獲全勝。自此之後，格雷瑟一直奉雅各布斯為理論啟蒙導師。
（雅各布斯 Jane jacobs，圖片來源：The Center for the living city）
相信對城市研究稍有認識的讀者，亦肯定對雅各布斯的名絕不陌生。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僅有高中學歷的記者，建築和規劃專業的門外漢，雅各布斯竟能全憑一己之力發起社區運動，對抗紐約規劃部門的主管莫西斯，徹底扭轉了格林威治村舊區的命運。然後，雅各布斯寫下了《美國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一書，這部徹底改變城市規劃和都市更新觀念、甚至堪稱二十世紀美國最具影響力著作之一的巨著。
時至今日，甚具地方特色的格林威治村，已成為市無人不識的紐約市地標，國內外遊客必到的蘇豪區景點。區內舉目皆是四、五層高的古典平房，現已遍佈各類工作室和文創產業，成為紐約以以整個北美的時尚寒暑表。雅布斯的舊居位於赫德遜街555號，她當年正是從閣樓的窗戶往外望，把繁盛的街道生活描繪成「行人道上的芭蕾舞」（sidewalk ballet）──這已成為城市研究者最常引用的金句。
問題同樣簡單明白不過：香港喜歡宣揚自由競爭的理念，但骨子裡卻信奉雷默爾，對單一行業壟斷的局面照單全收。
3. 盧卡斯和雅各布斯
格雷瑟最早接觸雅各布斯的著作，乃是198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學唸博士的時候，盧卡斯（Robert Lucas）教授的課堂上。這位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實堪稱芝加哥學派的掌門人，在他1988年一篇關於人力資本、廣為傳誦的重要論文“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卻罕有地挪用了雅各布斯的想法，強調人力資本的集體累積，以及知識轉移的動態界外效應，對城市發展舉足輕重的作用。〔註三〕
雅各布斯城市研究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無人不識，但其城市經濟學著作《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卻一直鮮為人知。直至1988年盧卡斯在論文中直言，其理論乃深受雅各布斯的啟發，得以解開了困擾經濟學家的創新增長源頭之謎，”New Growth Theory”、”dynamic externality”或“Jacobs externality”等述語便不逕而走。
問題卻在於，盧卡斯對雅各布斯的理解，卻極盡斷章取義甚至是蓄意誤導，硬搬亂套在新古典主義和微觀經濟學的論述中，而忽略了雅各布斯所真正重視的制度結構演變的過程。盧卡強調人力資本的投資，如教育及技術水平的提升，除有助提高個人的生產力和收入外，亦啟動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學習和模仿。這些無疑都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卻對雅各布斯焦點所在的動態市場機制（真正的mechanics！），竟完全不置一詞。
（雅各布斯城市研究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無人不識。圖片來源：Slate）
正如在2006年雅各布斯百年歸老後，後人所作的回顧中指出，盧卡斯由於無法解答為何高增值行業，總是要滙聚在如紐約這些成本最高的地方，於是借用雅各布斯的理論來打圓場。「但必須指出的是，盧卡斯基本上並無觸及《The Economy of Cities》的內容，又或雅各布斯任何關於知識轉移過程的具體描述。對於那些並不熟悉雅各布斯的讀者，還會誤以為她在談論城市如何變成一所巨型大學。」〔註四〕
問題亦是簡單明白不過：主流經濟學家不願觸碰感敏的產業及市場結構問題，便把所有事情都說成是教育和人才的問題，包保冇錯。
4. 王于漸與雅各布斯
盧卡斯的人力資本理論，深深感染了一代的主流經濟學家，而他們則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各地政府的政策──盧卡斯的學生之一、香港大學前首席副校長王于漸，在本地經濟學界亦地位崇高，同樣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影響至深。
在其《Diversity and Occasional Anarchy》（2013）的近著中，王于漸按照其師博的思路，將人才素質看成推動經濟發展、以至地方競爭力關鍵要素。他指出儘管港英年代基於人才外流的危機，大舉投資擴充大學學位課程，卻忽略了非學位課程的重要性；到了1997年之後，一方面是由於特區政府面對財赤危機，另一方面是大學學位課程的成本已經很高，政府不願再進一步擴充例如是非學位課程，遂一直令教育投資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Diversity and Occasional Anarchy”這個書名，顯然並非主流經濟學的常用名詞。它其實源於書中一篇關於城市經濟學的文章，介紹雅各布斯的理論及其對盧卡斯、以至整個經濟學界的深遠影響。若單從字面上看，卻不無巧合地，倒還保留了幾分雅各布斯的原有神髓。但這和什麼人力資本的投資、什麼知識轉移的效應毫不相干，卻涉及在雅各布斯的筆下，當一個城市發展至一定規模，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林立，三教九流、百花齊放；編織成錯縱複雜的市場網絡，多元開放、隨機混雜，所孕育出來的創新和即興創意(innovation and improvisation)。
然而，正如她的成名作早已預視的，雅各布斯不但關心城市的飛躍發展，也更關心城市的衰落和消亡。 除了因為戰爭或天災等極端情況外，一般來說城市的衰亡皆並非由外力造成，反而更多是受到內在消極因素的影響所致。創新和即興創意的良性循環之所以被打破，令城市的發展無以為繼，主要禍根包括囿於過去的成功經驗，拒絕淘汰過時和失去競爭力的產品。尤有甚者，是既有產業取得規模和制度上的優勢，刻意阻撓新的創新調整進程。
對此雅各布斯更提出「富人的尷尬」(embarrassment of the riches)的獨特見解，指出城市達到一定的發展水平後，已經累積了大量財富，卻無法找到（更確切應是刻意排斥）新的投資機會。「財富唯有用於大量炫燿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包括進口一些昂貴但沒用的產品，推動一些沒有社會效益的基建項目，又或利用大筆公帑投入短期救濟工作，但就是不願把資金投放在創新和新興產業──尤其是那些令低層社會成員受惠的新業務之上」──相信世上再沒有一套經濟理論，能較「富人的尷尬」解釋香港目前的發展困境，來得更加貼切。
總括而言，雅各布斯的關注焦點其實在於：一個城市的發展必然經歴有升有跌、高低起伏的發展周期挑戰，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城市若能有效取得真確的訊息反饋，產業及市場結構能夠不斷創新和調整，則自然會構成一個持續的良性循環，令城市繁榮安定能夠延展下去；相反當城市不斷取得錯誤的訊息反饋，又或被特殊利益團體所刻意愚弄和誤導，則會出現如她所說的「每况逾下的交易」（transaction of decline），形成不做不錯、愈做愈錯的惡性循環──This city is dying，you know！也就不再是一個遙遠和未知的噩夢。
〔註一〕 Tieben, H. (2013). “How to Create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Inherent Problems of Recent Urban Layouts for Micro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y of Living.” Paper submitted to Sustainable Building 2013 Hong Kong Regional Conference. 12 -13 September 2013.
〔註二〕 E. Glaeser, H. Kallal, J. Scheinkman and A.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92. 利用google scholar的統計，這篇文章被引用逾5000次。
〔註三〕 Lucas, R. E. (1988)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文中花了一整節”Cities and Growth”(p.35-39)的內容，來討論雅各布斯理論的重要性，但當中卻完全沒有任何對雅各布斯原著的引述。根據Google Scholar網站的統計數字，盧卡斯此文獲得多達逾19,000篇論文引述。
〔註四〕 Desrochers, P. and Hospers, G.J. (2007). “Citi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s: An Essay on Jane Jacob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XXX, 1: 11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