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緒爾：能指和所指——語言的任意性 - EP87
（上篇：維根斯坦：家族相似性 - EP86）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最先可以追溯到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研究語言學的方法。結構主義先後被應用在人類學、精神分析、文化研究、文學批評與馬克思主義研究等各個領域。結構主義興起時，正值存在主義的鼎盛時期，跟強調人的主觀性和意識哲學存在主義不同，結構主義強調結構的客觀性，特別是深層的、無意識結構的重要性。
語言系統
索緒爾把語言視作一個系統，在系統之內的各個項目之間是互相關連的，是整齊有序的。符號項目之間彼此連接，構成不同的語法和語義，而語法和語義一起就構成了加諸在所有個體身上的規則。換言之，如果人們想表達自己的思想，就必需遵守規則。然而，這些規則儲存在哪裡呢﹖
索緒爾區分了語言系統（法︰langage / 英︰language system）、語言（法︰langue / 英︰language）與言語（法︰parole / 英︰speech）。語言系統是指深深地烙印在人們意識深處的語言結構，共通於所有使用語言的人類，不管他所用的是哪一國、哪一種語言；語言是存在於世界上的個別文化族群所使用的發音與記號的元素與法則，例如英語、法語；言語指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內，由某個特定的人的有意識的說話行為。例如我們喜歡用語帶相關的字詞來開玩笑，實然在把玩著語言系統的元素與規則，但這也屬於言語的一種表現。
能指與所指
索緒爾認為語言的要素是符號（法︰sign / 英︰sign），而符號又分為能指（法︰signifant / 英︰signifer）與所指（法︰signifié / 英︰signified）兩部份，它們的關係猶如一塊樹葉的兩面。粗略而言，能指是符號的音響形象（法︰image acoustique / 英︰sound-image）在人們心理中造成的心理印跡；所指則是符號的音響形象所代表的意義，亦即是概念（法︰concept / 英︰concept）。人們需要謹記的是，能指並不是指物理的音響形象和有形可見的符號，而是指「聲音在人們心理造成的印跡」。能指和所指一起結合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符號，例如「豬」這個字，當人們念出「豬」這個讀音時，這個讀音在你心理產生的印象就是能指，而同時地你會想到關於豬的概念，那就是所指。而你之所以能夠把「豬」這個符號的音響印象和概念關連起來，索緒爾認為是心理聯想的作用。
任意性原則和差異性原則
了解什麼是能指和所指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結構主義的兩個重要原則──任意性原則和差異性原則。
任意性原則表達了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其實是任意的，「豬」這個能指和豬的概念的結合只是人們約定俗成的組合。換言之，「豬」這個發音，這個文字，從一開始可以代表狗這個概念。即是說，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一定要以「豬」的發音與文字來指稱那被我們馴服、飼養與食用的粉紅色動物，這個心理中的意義。亦即人們完全可以想像在本來當人們說「豬」的時候，他們心中所出現的將是關於狗的概念。
不過索緒爾並不如後來的結構主義哲學家所認為能指和所指完全沒有固定和穩定的性質，索緒爾雖然指出能指和所指的最初結合乃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但一旦能指和所指的結合關係被確定下來後，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就會固定下來，不會輕易改變，或者說能所和所指的結合關係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至於差異性原則，索緒爾認為內在於整個語言系統之內的各個要素並不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互相關連的。語言系統內的各個要素，例如語詞，它們的價值和意義來自它們和其他要素之間的對立而獲得的。
粗略而言，當人們說「我是男性」時，作為句子主詞的「我」之所以有意義，原因是「我」不同於「你」、「他／她／它／牠」、「我們」、「你們」、「他們／她們／它們／牠們」。當在人們言說「我是生物」時，上述那五個要素充當了一個無形的背景，它們襯托出「我」的意義。雖然人們在言說「我是生物」時不需要顧及、甚至忽略了上述五個要素的存在，但它們作為不在場的要素無形中支持了這句句子作為有效的言說。
句段關係與聯想關係
在「我是生物」這句句子中，上述五個作為主詞的要素，隨時能夠和原本句子中的「我」這個主詞進行互換，而這句子仍然能夠講得通，例如「我們是生物」是合符規則的言說，這種語詞和語詞之間的可互換關係是聯想關係。
但人們不可能只靠單詞就能進行溝通，肯定要用上句子，而語詞和語詞之間進行橫向組合，從而結合成句子就是句段關係。例如「我是生物」這句句子，「我」、「是」、「生物」三個語詞一起組成了一句完整的句子。
但無論是聯想關係和句段關係都服從於差異性原則，語詞之間的互換和組合都是基於語詞和語詞彼此之間有所不同。
（下篇：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人類學 - E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