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文學家已逝　在「哀悼」與「歷史」之間應如何取得平衡

簡單地將之稱為詩人、散文家、譯者、學者，是不能公允地描述他在文學創作與論述上的顯赫——無容置疑，余光中絕對擔得起「文學家」的名譽。那不單純是關乎數量與質量，更是為了指稱他在中文創作歷史中那些鮮明深遠的看法：在現代詩中發起「新古典主義」，唐詩宋詞、古典的節奏與韻律，在他的筆下迎來現代的重生；提出著重彈性、密度與資料的「現代散文」類型；他對文字的細緻堅持更深入至中文語言層面，以創作與論文如〈 橫嶺側峰面面觀〉、〈論中文之西化 〉、〈 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等，討論中文西化的問題。

要討論余光中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必須將之置於那個特定的、風起雲湧各種勢力爭持拉扯的世代之下，方能理解余光中主張中的銳利與堅執：「新古典主義」的詩風必須要回到由五十年代萌芽、七十年代激化的台灣現代詩論戰；現代散文的提倡，可以理解為余光中嘗試檢討五四之後、新文學運動以來被濫用的「散文」文類，抨擊各種參差不齊的學者散文、花花公子散文、浣衣婦散文；對漢語文字的剖析，則是檢視自清末以來翻譯日漸普及、英語大量滲入中文生態的情況下，渴望在融和歐化用語以令中文更為豐富的好處下，繼續保留傳統中文簡潔、優雅的特質。余光中在文學與語言範疇提出的倡議，若果脫離其萌發的語境將之單獨抽取成「樣本」看視，是無法理解作者舉動中的魄力，在時代的交替之際，力主己見以星火燎原的影響力。

另一個困難在於，幾乎在每個對余光中的「光明」讚譽之中，似乎都包涵著「不足為外人道」的陰暗面。在1972年至1974年之間的現代詩論戰中，以左翼美學為宗的唐文標撰寫〈先檢討我們自己吧〉批評余光中等人的作品為「傳統詩的固體化」、「傳統詩的液體化」，認為其詩作在華麗辭藻中逃避現實，提出「現代詩無用論」；面對唐文標的偏激，余光中採取了更為偏激的用詞——威脅當時的《現代文學》編輯白先勇與姚一葦不得刊登唐文標的作品，並撰寫〈詩人何罪〉指唐文標之獨裁，比文化大革命更甚，直接給唐文標扣上了「紅帽子」。

相同的戲碼，在1977年至1978年之間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重演，並且不再僅限於文團與文團之間的美學之爭，更牽涉到政治層面；此一事件亦是余光中在中台文壇中廣受罵名的誘因。七十年代台灣文壇「現實主義」興起，發展出「鄉土文學」流派，以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作家為代表。在戒嚴時代，「鄉土文學」中的民族關懷、對低下階層人民的人道同情引起了不少文人的恐慌，害怕他們的作品「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銀正雄：〈 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其中以余光中於1977年發表的〈狼來了〉言辭最為激烈。他將「鄉土文學」與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並置，認為作家藉此宣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並且在文章結尾大呼「狼來了」，讓各位作家小心被「抓頭」。陳映真在2004年的〈惋惜〉中詳細說出「抓頭」真有其事，自己便是其中一名被「抓」的對象：1977年，余光中向特務王昇提供自己的「黑材料」，指在文章當中看到「馬克思之處」，呼籲對陳映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陳映真：〈惋惜 〉）

這些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文學—政治事件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漸沉寂，或許如同台灣作者楊佳嫻在社交網站所言，因為余光中佔據的文學位置實在太高了，各種的譏諷與批評如同「遠雷」，其名聲始終不墜。

要談論「名聲」，最為奇妙的莫過於在余光中身後，竟有不少內地媒體將之報導為「愛國詩人」，甚至有網友表示要幫余光中「見證兩岸統一」。箇中原因，大概可從以下的節錄入手：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鄉愁〉節錄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就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鄉愁四韻〉

那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白肉苦瓜〉節錄

不只詩作，在余光中的散文與文論創作中，亦常見各種呼召「母親中國」、直接或間接的隱喻與意象。或許必須理解的是，余光中在七十至九十年代不停呼告的「祖國母親」並非共產政權下的中國，而是那個尚未經歷文化浩劫、繼承五千年文明史，始終以純粹而完美的姿態存在於史書與古典詩詞之中、以壯麗山河與古蹟文物顯影於文字之中的異質地（heterotopia）——「文化中國」。只有以此為前提，才能解釋為何在台灣戒嚴的三十年間，一方面不斷以「回頭的浪子」自居並呼籲文學回歸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卻又對左翼或抱持馬克思思想之文人與作家義正辭嚴，甚至意氣用事地為對方帶上「紅帽子」加以批鬥與恫嚇的「余光中」形象。

「眾所週知，作為一名作家，余光中雖然在散文、翻譯與現代詩的寫作上有若干貢獻，但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以公開文章〈狼來了〉一文恐嚇論辯對手，說要「抓頭」；又私下寫信向特務王昇告密甫出獄兩年的陳映真有共產黨思想，在威權時代，這種行為已是明白的要致人於死地了。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政治行為上與官方「密切合作」的余光中，雖然換得了高於他文學成就應有的一世榮寵——他的文學地位多半是透過「教科書」這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灌水的結果，而非寫作同行或讀者一致心服的認同——但「抓耙子」的政治污點卻如影隨形，直到此刻都未能消解。」

摘錄自朱宥勳：《轉型正義還要遲到多久：台灣文學的「余光中難題」》

或許也稱不上「奇妙」，這位近九十歲高齡的文學家，以個人生命跨越了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見證冷戰興衰、台灣戒嚴到戒嚴，兩岸關係轉變，如此巨大延綿的時世轉移必定會影響個體的看法。如同那個經典的「回頭的浪子」之比喻，在七十年代的〈在古董店與委託行之間——談談中國現代詩的前途 〉是為一種「再認識中國的古典傳統」的感召，致力推動中西結合的「中國文藝復興」；而到2003年余光中首次回到中國、在泉州華僑大學講學時，「浪子之情」變成了實在地域的感傷：「離開了家，才知道家的可愛；離開了國，才知道國得可貴。一個人只有當了浪子後，才能明白這一切。」

要引證余光中所愛之「國」並非「共產政權中國」很容易，但是相反，要證明那就是現在的中國，亦可馬上索引大量的事件與講話支持。事實上，在余光中去世以後的數天，簡述余光中生平與抒發哀情的新聞稿或文章在各大媒體與社交網戰鋪天蓋地而來。若果單純從這些「事後」的報導與訴說出發，彷彿能夠見到兩個完全分裂的余光中形象——一個平易近人、對晚輩親切照顧的文學前賢，或一個勾結政權、置異見者於死地的污點文人。二者並無衝突，余光中在文學領域的成就亦不宜因特定時期的敏感政治而加以全然否定。但是在「哀悼」與「歷史」之間應該如何取得平衡，要「以文定人」或是「以史定人」，不以一方壓倒另一方，大概才是我們作為「哀悼者」必須處理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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