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自我的脆弱與無助：納思邦論憤怒
十年前「憤青」一詞還很流行，在大學的我們常常自稱「憤怒的青年」。作為憤青，我們常常在發怒，生活中出現很多事件似乎都會讓憤怒自然而起。
在平常的生活中，我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身邊人發怒。年輕時和爸媽一起生活，他們不經同意走進我的房間翻動我的物品，我自然會發怒。經過這麼多年尷尬的對抗，父母開始明白和尊重我的獨立。憤怒在個人關係中，似乎可使得自己獲得控制，也能通過宣示而獲得尊重。
在公共生活中，憤怒也有著重要的作用。社會中的不義之事常常讓我們感到憤怒。當足夠多的憤怒得到表達，那麼事件就會獲得更多人的關注。「憤青」因而成為流行網路詞彙，儘管後來退出了舞臺。
憤怒作為人類的自然情感，對我們的生活有著各種的作用：在人際關係中獲得控制和尊重，在公共領域中表達要求和關注。憤怒也每每被認為是行動目標得以完成的重要驅動力。在電影《不敗雄心》（台譯《打不倒的勇者》，陸譯《成事在人》，INVICTUS）裡面，麥迪文(Matt Damon)飾演的南非橄欖球隊長說，今晚必須保持憤怒，才能獲得明天世界盃比賽進取的動力。沒有憤怒，很多政治運動都無法動員人們支持和參與。
由此可見，憤怒十分重要，因而憤怒常常被認為是正當的。儘管如此，著名哲學家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的新書《憤怒與原諒：怨恨、慷慨、正義》(Martha Nussbaum, 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提出對憤怒的規範性討論，認為憤怒雖然有著好處，但遠遠說不上是正當的情感。
憤怒不會無端產生
納思邦是位多產的哲學家，研究領域廣泛。她在古典學、文學與哲學、大學通識教育、政治哲學、女性主義等等領域都寫過影響巨大的論文和專著。而關於情感的哲學問題更是納思邦長期著墨的領域。納思邦對人類情感的觀點深受斯多亞學派的影響，她的觀點或許並非哲學主流。比如在關於情感的大部頭著作《思想的跌宕》(Upheavals of Thoughts)裡面，納思邦提出情感並非如我們日常所想，只有純粹的心靈衝動。情感其實包含許多認知上的內容，比如信念、評價性的判斷等等。這些都在各種情感中處於核心地位，一旦改變，這些情感也會變了樣，甚至消失。
在《憤怒與原諒》中，納思邦堅持此觀點，並遵循這一思路對憤怒進行分析。憤怒當然有心靈上的衝動和欲望，但憤怒同時包含各種認知內容。像其他情感一樣，憤怒總會涉及自我：不是說情感只關乎自己，而是說情感總會與自我的價值圈相關。即使事物本身存在客觀的內在價值，我們對事物的關心也有價值高低的排序。因為價值的排序，我們未必會對所有的事情作出同樣程度的情感反應。憤怒也一樣，我們或許並不會與巴西群眾一樣感到對其政府首腦同樣的憤怒，因為這與我們所關心的事物離得太遠。我們會對身邊的人和事較為關心，我們也會對相關的人類情景產生情感跌宕。這些都會涉及我們的價值認知與判斷。
同時，憤怒也不會無端產生。我們憤怒，是因為不公平或者錯誤的對待造成了痛苦。公平審訊（至少我們認為公平）的結果，並不會引起我們憤怒。不恰當的傷害才會激使我們生氣。如果沒有這種對錯的信念，憤怒並不會發生。比如，當相信女性普遍承受著長久以來的性別不平等所帶來的傷害，我們才會因此憤怒。相信當下性別已經平等的人，並不會為此而憤怒，更會反過來認為女性主義者小題大作而感到生氣。所以，憤怒（以及其他情感）並不只是純粹的衝動。於是乎，憤怒（以及其他情感）也有是否有根有據(well-grounded)的邊界，比如當下認為性別已經平等而對女性主義者產生的憤怒，很可能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其信念並不符合事實。
憤怒的核心
除此以外，借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分析，納思邦認為憤怒還有一個特別的核心成分。亞里斯多德認為，憤怒包含一種報復的欲望。當我們感到憤怒時，我們會渴望報復對我們帶來傷害的人，就算這種報復未必能夠實現。沒有報復的欲望，憤怒將不是憤怒。當好友受到侵犯，我們為她感到痛心，花時間陪伴她，盡可能幫助她。這種情感明顯不是憤怒，而是哀傷和關心，情感的對象和關注點都在好友的傷痛，甚至不是侵犯本身。當開始關注侵犯者時，情感會變得不同。侵犯者犯下如此錯，使得好友如此受傷，必須讓他承受同等的傷害作為懲罰方可解恨。這種情感才是憤怒。我們會相信很多傷害不公，但因關注點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感。英年早逝或許是不公的，但我們不會因此憤怒，而更多是哀傷，因為我們不會渴望天公受到報復。這就是憤怒作為情感的特別之處，使得憤怒的對象和關注點與其他情感不一樣。
分析過憤怒之後，納思邦提出了全書最核心的問題：既然憤怒具有各種好處，也可能是具有進化論意義的人類自然情感，憤怒是否就因此具有規範性的基礎呢？用日常的話來說，有根有據的憤怒，是不是在道德上就說得過去而變得恰當呢？納思邦的結論很簡單：憤怒，就算有根有據，都是不恰當的。
來自親密的憤怒
納思邦的寫作風格在英美哲學傳統中獨樹一幟。全書除了細緻的分析外，納思邦還借助大量的文學、人物傳記來詮釋她的觀點。是否符合哲學論證的要求或許需要商榷，但閱讀《憤怒與原諒》並不會感到沉悶。全書從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亞》(Oresteia)引入，之後穿插文學、小說、電影的闡述和詮釋，最後還討論了曼德拉的生平故事。納思邦通過內容豐富的分析和闡述，展開她對憤怒的想法。
對憤怒的討論，可以從個人關係中講起，特別是親密關係。我們經常會向身邊人發怒。有時憤怒並無根據，那憤怒自然不正當。有時，對親密的人的憤怒有根有據，這時的憤怒就正當了嗎？因為親密關係的特殊性，這個問題讓人糾結。
納思邦認為，親密關係之所以特殊，在於親密關係是美好生活的核心成分。對方的幸福是我們幸福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也關涉到特別重要的信任，親情、愛情、友情無不需要深深的信任，而這種信任讓我們變得脆弱。因此，當親密關係瓦解時，我們會感受到強烈的無助，尤其是當使之瓦解的原因是對方所帶來的傷害。這時候，我們特別容易發怒。同時，親密關係裡的憤怒並不能像公共事務那樣，完全交給公共規則處理。想像一下家長與子女間的關係，情侶間的關係，在不侵犯法律的情景下，很多問題無法僅通過公共規則妥善處理。所以，親密關係間的憤怒也很特殊。
儘管憤怒自然而發，有時能夠揭示存在的問題，但憤怒也經常走錯路。納思邦提醒，憤怒所包含信念和價值判斷常常奠基於有問題的風俗觀念。就算是模範般的家庭，家長對子女的憤怒，也可能被自身不自覺的觀念所誤導。孩子追求獨立追求快樂，會經常被看作離經背道。在浪漫、婚姻關係中，憤怒許多時候不過來自於對性別角色期待的落空，而這些性別角色未必正當。
憑甚麼他可以這樣傷害我？
而憤怒最大的問題，在於憤怒的報復欲望。當因受傷而發怒時，我們會渴望對方承受同等的傷害，而最好這傷害來自於我和我的願望，不然我們無法解恨。這種欲望在理性上並無道理。
除非相信冥冥中的宇宙平衡，渴望對方承受同等的傷害根本不能彌補曾經受過的痛苦。報復犯錯的情人，無論傷害程度如何，都不可能彌補其背叛所帶來的痛苦。這種渴望顯然十分不理性。
另一種看似較為理性的反應是，報復有時並不是為了彌補受過的痛苦，而是出於地位的比拼。當因受傷害而發怒時，我們會將傷害看成某種侮辱和貶低。憤怒時我們常常會出現類似的想法：「憑什麼他可以這樣傷害我？」因為被傷害，我們會感到自我受到貶損，就好似競技體育中被衝撞後，運動員需要憤怒回擊，否則就會被看不起。這種報復並非為了彌補痛苦，而是渴望重獲地位：既然被傷害是地位的貶損，那麼通過報復傷害對方，我的地位自然會重新上升。
純粹關注相對地位的報復看似令憤怒變得合理，其實不然。納思邦認為，這種報復的思路實質上不過是我們對地位過分焦慮，展示出來的不過是一種過分的自戀，彷彿所有的問題都關於我和我的地位，並且遮蓋了真正應該處理的問題。借用Jean Hampton的分析，如果有充分的安全感，人們不會將受傷看作一種貶低。不過人們很少感到充分的安全。所以我們渴望通過表達憤怒，渴望通過報復來提高自身的地位，以獲得某種安全感。
然而提高自身的相對地位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它過分自戀而讓我們忘記，那些傷害的行為本身是值得討論的道德問題：背叛本身就是錯誤的，這種錯誤不會因為報復後自身地位提升而消失；因為過分關心地位，我們也忘記去真正地治療受害者（自己）的傷痛，忘記建設性地關注和治癒傷痛本身。更重要的是，憤怒的報復，渴望自身獲得地位，實質上不過是不肯去承認自身的脆弱和無助。這樣只會讓我們不肯向前去進行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我們不斷渴望通過憤怒來強調自己作為家長的地位，其實不過只是在權威受損後，通過懲罰孩子而重新鞏固相對較高的地位。這種憤怒只會使得家長與孩子的溝通受損，互相不能去嘗試理解對方，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
在這個意義上，原諒也是有問題的，儘管我們習慣將原諒看得很高。原諒正是憤怒的反面。如果憤怒的報復過分關注相對低位，原諒背後其實具有更加明顯的對權威的預設。「我原諒你」似乎已經設定了，我處於更高的地位來賦予你某種價值。追求原諒的情感和狀態也會誤導我們忘記問題的實質。所以，「愛意味著不需要道歉」，儘管很老土，但很有道理。
憤怒在公共政治裡
不僅個人關係如此，公共領域的憤怒也同樣可疑。我們會因為看到各種的社會不正義而憤怒，例如我們會憤怒於系統性的種族和性別歧視。這些歧視被我們看作是嚴重的貶低，於是乎，我們渴望通過打擊和貶低壓迫者。納思邦認為，這個想法不過是誤導，並且遮蓋了真正的問題。我們本應該追求的是對人的尊嚴的平等尊重。歧視之所以成為問題，正正在於其否定了這種平等，因而傷害了被歧視者的幸福與機會。地位高低的互換，並不能夠創造平等的社會，而不過是用一種不平等替換另一種不平等。
通過分析幾位著名的非暴力運動領導人——甘地(Mahatma Gandhi)、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以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的想法和策略，特別是曼德拉，納思邦提出另一種她認為更合理的情感，她稱之為大寫的「轉變」(Transition)：從關注過往的傷害轉變為專注未來的福祉，從憤怒過渡到同情地希望(compassionate hope)。「轉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處理日常的人與人的關係，同時，它也是在追求正義的政治生活中更好更合理的情感。
我們過去常常以為，在追求正義的道路上，特別是需要通過運動來推動的革命式正義，憤怒是必不可少的：被壓迫者的憤怒揭示了社會的不正義，與此同時，憤怒也是人們反抗不正義的必要動力。就如在個人關係中，憤怒不時走錯方向，運動中的憤怒也可能會誤導人們，特別是憤怒中的報復欲望更會令到運動變得不正義。納思邦認為，上述三位領導人在理論和策略上，都是非憤怒的代表。
一般認為，三位領導人所帶領的運動都以非暴力作為其最核心的概念。納思邦並不同意。她認為，非暴力不過只是運動的外部表現，一種策略。真正投身於非暴力，更重要的是要在心靈中進行一次革命，「帶著愛和慷慨的精神，用新的目光去看待運動的目標和看待壓迫者」。在某種意義上，非憤怒是非暴力能夠推動運動成功的必要條件，因為非暴力可能只具有消極意義：我們克制不做某事。而非憤怒會使得非暴力運動更具成功的正面創造性：我們希望創建民主的社會，和其他民主社會中的夥伴平等合作參與，而不是將他們打倒。
在納思邦看來，曼德拉的實際行動徹底展示這種非憤怒的可行。在電影《不敗雄心》中，Morgan Freeman飾演的曼德拉正是如此向南非人民、世界人民傳達著慷慨包容的態度。僅從南非橄欖球隊參加南非世界盃的故事來看，曼德拉對當時代表著種族隔離的白人統治的橄欖球隊的態度，令到南非人民在「一個國家，一支球隊」口號下去團結重建南非。納思邦認為，這種慷慨和對過往錯誤的「善忘」是才是理性的態度，通過自身內在的修養達到非憤怒，才能獲得尊重和信任，才可以真正獲得合作達成目標。憤怒或許是自然而發的，一旦憤怒出現，我們更應該過渡，認識和承認不正義，而後通過信任和合作向前走改變不正義。
承認脆弱與無助
問題可能是，非憤怒就算看上去很合理，但真的那麼容易嗎？我們都需要承認，憤怒是人非常自然的情感，甚至可以說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性如此，納思邦提倡的非憤怒是否要求過高呢？
曼德拉不是聖人，納思邦能夠說明，非憤怒並非不可能。困難，但可以實現。從人性來論述道德或政治上的要求不可理，是十分常見的反對思路。然而，我們或許需要反思一下，人性上做不到，就能說明道德或者政治上的要求不合理嗎？這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應該」蘊含「能夠」的問題，正如David Estlund所說，人性上做不到，更多指的是人沒有做某事的動力和意願，所以才成為人性上做不到。假設一下，一個人完全無法提起任何意願和動力去將垃圾扔到垃圾桶裡，這完全不能證明，禁止亂扔垃圾是不合理的要求。一個人無法提起意願去從憤怒過渡到慷慨與愛，並不能證明非憤怒要求過高，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未能足夠努力。
在憤怒方面，我們或許不願意做的是去承認自身的脆弱和無助，所以我們才會希望通過放縱我們的憤怒來獲得不能久遠的控制感。所以，真正需要我們努力的，應該是勇於去承認脆弱。這一點上，我感覺，也許就像是重新投入到愛之中吧。
（本文部分小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