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龐蒂：科學與語言 - EP67

梅洛—龐蒂的理論中意識的意向性與身體圖式之間的連接，是受胡塞爾影響；而對存有問題的重視，如對藝術作品作為開顯世界的想法，則源自海德格的啟發。梅洛龐蒂一方面跟隨這兩位現象學的前輩的步伐，另一方面亦極為重視當時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

梅洛—龐蒂的分期雖不如海德格明顯，但他後期漸漸對語言投放了更多的關注，同時質疑現代科學與現代哲學。這可以跟胡塞爾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現象學》與海德格的《關於科技的問題》一起思考：胡塞爾批評西方科學因伽利略提倡的「自然的數學化」，即將本來跟人類活生生地接觸的自然世界，化成物理學、幾何學等建基於數學的自然科學，從此人類即將自然視作可計算的客體、對象以把握；海德格將工業革命後的機械技術視為一種世界觀，世界的所有有形或無形的事物，甚至人本身，都變成可被探索、被操縱的資源，這就阻隔了整個西方形上學的發展。

梅洛—龐蒂亦有很多著述，質疑現代科學與哲學的世界觀。他跟胡塞爾、海德格三者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梅洛龐蒂兼具胡塞爾的科學背景，並比海德格對藝術作品投入了更多的關注。

對科學主義的懷疑

綜觀西方現代的自然科學，它最明顯的一個特質在於它的目標只有從自己的視角看出來的事實，而沒有對意義的探討。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與科學原來並不是兩門獨立的學科，天體的運行、數字的法則、和聲的規律等等，古希臘人都並非從現代自然科學的態度來設想，都不是單純的對客觀事實的探究。哲學與科學為一體的思想，不見得就只限於是宇宙論，也可以是存有論的。畢達哥拉斯將他的數學與和聲學上的發現延伸至對世界之絕對真理；柏拉圖於《理想國》(Republic)最後也舉出了天體圖作為世界之秩序層級。古希臘人會給關於自然之知識一種跟自己之生命存在有關的意義，這些跟他們的思想與世界觀相連合。

至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伽利略說大自然是一部大書，而這書是以數字寫成的。然而，科學之偉大仍然在上帝之榮耀之下，因為自然這部大書是上帝之傑作。時間稍後於他的笛卡兒，身兼數學家、幾何學家與哲學家，他以一種非常接近科學與神學的方式來建構自己的哲學，梅洛—龐蒂指笛卡兒對自然的觀念其實跟猶太教─基督教神學觀念實同出一轍的。笛卡兒比斯賓諾莎更早就肯定，自然就是神，或者說自然只能作為上帝被理解。在這意義被理解的自然，仍然不只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到了十八世紀，自然科學研究漸漸形成一種科技的思維，其目的在於了解與控制自然，改善人類生活，因此有了工業革命。如此自然科學主義漸漸成形，科學竭盡全力去探究所謂世界的客觀現實，以之作為唯一的是其所是，作為客觀性的最高判準、真理的最根源基底。這種科學最大的特質在於它是以支配自然為最終目標，不論是在科學知識體系之建立的認知意義，還是製造出能改變環境與生產工具的實用意義。

科學家有很多潛藏的預設，但他們自已不會直接面對這些預設。海德格批評自然科學的特質並非精準，而是狹獈，它將自身規範在一個小的範圍之內，故此它對世界的某一部分作起描述與預測時，當然會來得準確，但此舉就忽略一切自身範圍之外的東西──那些梅洛—龐蒂稱為不可見的、模糊的東西。這也就是胡塞爾所論的歐洲科學的危機，這種以科學等於一切事實與真理的最終根基的科學主義，是二十世紀整個歐陸哲學一直在批判的。

哲學家／語言：梅洛—龐蒂後期語言觀與存有論

關於自然觀念與科學典範轉移之間的關係，梅洛—龐蒂指出並不如我們一般所想的，「科學的發現不會引發自然觀念的改變；而是，自然觀念的改變使這些科學發現得以可能。」那麼，科學的觀念從根柢上就不只是科學自己的問題，而應該最先是關於自然的哲學問題了。「哲學家所能夠介入的並不是事實的層面，而是當科學性存有與前科學性存有連結起來的那一刻。」哲學所做的是對科學作事後的後設思考工作，前科學的經驗是外於科學的領域的，哲學要在這裏工作的話，就要用到非科學式的語言。

論到科學與語言的關係，最直接的是我們看到科學理論是透過語言被表達出來的。即使那是一種看似絕對客觀、純然描述性的科學性語言，但它始終仍然是一種語言性的表達。「他（科學家）想從被哲學的觀看事物方式拖著後腿之中逃離。」不只觀看事物的方式，諸如眾多互相矛盾衝突的形而上體系，科學家也嫌棄哲學家的語言模糊、不確定，並不勝任作為描述客觀事實的工具。科學家的語言量化，使用符號、數字與方程式，對應情況可以切換變數；哲學家的語言質性、主觀、充滿歧義、帶有情緒與價值，甚至含有神話等比喻意象。然而如之前所述，科學的世界並不是世界的全部，而只是以某一個觀點看出來的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的全部要回歸到非科學的語言去，回到哲學去。

哲學的語言是怎樣的？這就要對應到梅洛—龐蒂後期哲學中的語言觀。作為第一個認識到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之重要性的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對於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兩個核心：語言的分界性(diacritical)結構與能指(signifier)及所指(signified)之間的隨意性(arbitrary)關係，他只接受了前者而拒絕了後者。即是說，梅洛—龐蒂承認一個字詞之意義在於它跟所有它以外的字詞都不同，由此肯定了這字詞的獨異性與意義；可是他否定這種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相反，他認為語言尤其是字詞就是人對存有之世界的表達。梅洛—龐蒂在接觸過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對任意性之否定）與海德格的存有論式語言觀（語言是存有之居；是語言自身在說而不是我們在說語言）之後，遠離了《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的語言觀，而轉到一種接近存有論的語言觀。

梅洛—龐蒂在《可見與不可見》(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中說，「有一個靜默(silence)的世界存在著，這就是被知覺的世界。有一種秩序，其中存在著非語言性的意義(non-linguistic significations)……但它們並不因此就是實證的(positive)。」而且「這靜默不會是語言的對反。」我們原初地已經在語言之中，語言是我們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非語言的、知覺的世界，並不與語言的世界對立，兩者以某種關係並存與交流著。「靜默」即被知覺的世界，其中有著非語言性的意義，即那些尚未被說出來，或更甚者是不可說的（如不可見的）卻存有著的東西。所以並非我們有著語言，而是語言有著我們。語言以某種狀態給予我們可以說的東西，但在此之外就是不可說的東西。這個被知覺的世界，亦可稱作土壤(sol, soil)，而交錯(chiasm)的土壤就是自然，這是梅洛—龐蒂最後、最重要的概念。

小結

從以上這兩方面來看，梅洛—龐蒂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跟海德格的哲學工作重叠，但他對科學與語言問題有著很不同的表述。科學語言只能說可見的與可說的東西，這只是土壤的一部分。哲學家抱著這種對語言的自覺與把握，實在有可能可以比科學說出更多不可見的存有部分。這就是為甚麼梅洛—龐蒂在說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分野時，說哲學是用看的，而科學則不是用看的，只竭盡全力把握卻不試圖觀看或理解。「科學家所關注的是找到立足點，他的思維受著銜接而不是觀看所引導。」科學只關注要對自然之控制與預測，並以為這種控制與預測奠基為終極目標，即「找立足點」。然而我們在思考時應該記著，梅洛—龐蒂令人說服地證明了：對自然之觀念的改變（這是屬於哲學的）促成科學觀念與成果的改變，而不是倒過來科學觀念影響著自然觀念。因此，自然的問題才是我們的基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