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愁滿眼前心自如，一世仁心不離身
鴉片戰爭後，滿清開始了自強運動，推行約三十五年，最後以中日甲午戰爭戰敗終止推行。這場洋務運動實際運作的是官員，他們吸收了西方知識，一開始是先附會到古代經典，為的是要證明經典上曾經出現過，所以是可行方案。後來他們慢慢察覺中西文化之差別，逐漸改變完全以中國思維去「超譯」的思維。到了民初，滿清被推翻，知識分子勵精圖治地想讓中國奮起，於是開始檢討中國出了什麼問題。在這場運動中，出於實用的立場而採用西學是當時主流。雖然之前自強運動失敗了，但其中西文化思維之分判卻是一直被知識分子所重視；而由此分判也可看出民初知識份子的思路所在。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一九四九年的著作《中國文化要義》，思索中國文化的問題，此書也是梁先生思索四十多年來的結晶。此時正逢中共建國，此書提出一個口號為「認識老中國，建立新中國」。故在前言中梁先生自言不是為了學問而問，而是為了實用目的，這也表明了梁先生那一代人自民初以來一貫對中國文化闡述之風格。本文以《中國文化要義》一書為主軸，闡述梁漱溟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的看法，以此查識到其中的儒家思想及其精神。
中國文化之特徵
高喊「求救中國」的口號下，梁漱溟先生歸納出了中國文化五大毛病。分別是幼稚、老衰、不落實、落於消極後亦再沒前途和曖昧而不明爽。中國古代施行家族制，雖擺脫了宗法社會封建社會，然而依稀影子卻一直揮之不去。家族制度下個人的想法不被重視，塑造了個人無須要思考的環境與封閉型社會，這樣的環境容易使迷信與盲從孳生，久之流俗詬病特多。梁漱溟批判此現狀特徵，是「幼稚」的特色，而單純非尚未進步的情況。
造成現象的根源在哪呢?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思維比起西方早熟而老衰，評判標準為兩個文化下的「理智」與「理性」特長不同。他這樣定義這兩個名詞的：
「人類理智有二大見徵：一徵於其有語言；二徵於其兒童期之特長。語言即代表觀念者，實大有助於知識之產生。兒童期之延長，則一面鍛煉官體習慣，以代本能；一面師取前人經驗，豐富知識。故依理智以為生活者，即是倚重於後天學習。……蓋理智必造乎（無所為）的冷靜地步，而後得盡其用；就從這裡不期而開出了無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這便是理性。理性、理智為心思作用之兩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來密切相連不離。譬如計算數目，計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確之心便是理性。」[1]
梁漱溟先生看待理智與理性的角度是以中國文化脈絡去看待。他認為理性最高表現是達到儒家精神境界。儒家精神早已存在，故梁先生認為中國理性早啟，卻沒有好好發展，久之原初精神喪失，不許懷疑改變。只要觸犯了便受到嚴厲制裁，使整體落入「老衰」。
中國古代追求維持社會和諧，在資源分配與文化背景影響下維持了家族制。儒家思想的壟罩下，中國只重視倫理；古人把精力放在倫理社會的平衡穩定上，其他則不重視，造成經濟政治發展停礙不前，而沒有現實基礎，理想社會變成眼高手低，成為「不落實」的半套政治現況。梁先生提到根據「天演」的角度，他者文化發展應該是力量求得利益，利益則培養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如是迴圈推進不已，利與力二者互通為一。而中國只積極倫理，其經濟政治「落後之後，不再積極」，導致如此的態度是「曖昧而不明爽」，千年來朝代更替看似好像有進步，實則又無什麼明確實績，維持老一套。引進西方思想後，中國好向處處皆有西方的概念原型，然觀其脈絡變化，又不同於西方，結果就是事事而非，模糊不清對待事務之態度。
中西文化發展之不同
反觀西方由於中世紀過分壓制人的自由遂產生反動，成為近世自由觀念之確立。而西方中世紀走向了集體生活，在近現代由集體轉為國家；中國卻是社會與國家相融，導致只有社會有沒有國家。梁漱溟先生認為西洋中古社會靠宗教，近代社會靠法律；宗教自來為集團形成之本，而集團內部組織秩序之釐定，即是法律。如此，西方符合了力（國家）、益（法律）和理（科學）三者積極向上的方式。
而中國社會卻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此即是說：在文化比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國走道德禮俗之路。漫長時間在禮俗之中因人情說情導致道德禮俗敗壞以及法律不張。加上中國把農漁牧礦等知識劃在學問之外，理性早熟反而壓縮了理智，使得沉浸在自然境界中，無法成就出科學來。
對中西印文化演進世界哲學看法
在早期梁漱溟先生在北大教書時，有自講自寫了講義，後來編輯成一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裏頭講述了中西印三者文化之區別，形成梁先生特殊的中西融合觀點。
梁先生在此書提到了生活一詞，生活是無盡的意欲，意欲的意思類似於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講的意欲，從各民族所展現的意欲樣貌，就是不同文化之表現。
梁先生認為人生活在世界上有三種態度：一是努力改變世界為人類所用，遇到困難就解決掉；二是遇到了困難可能採取調和之路，調和自己的意欲，如屋子漏水不修反而感受到一種情趣之樂；三是完全不管生活需求，捨棄掉所有的意欲。三種態度恰好對應到西方、中國跟印度三個文化上。實際上梁先生所談的是從現在眼光來看較偏於心境上的轉折。人必有向前看、調和、與面對死後世界的人生之路；而在面對現實上，梁先生回答當時熱門的西方化，認為所謂西方化是指獲得科學精神，又稱德莫克利特（民主）精神。一種進步且進步標準在於實用的精神，此種實用看法較偏向杜威(John Deway)實用主義。此外另一項科學象徵是工業化，梁先生區分了手藝與工業化的區別，唯有科學精神才能發展出工業化，否則其他都只是手藝。故中國文化若要學習西方便在於學習科學精神，其方法便是開啟類似工業化的模式。
儒家精神的實踐
梁漱溟先生一生歷經許多中國重要轉折，其思想也有所變化。梁先生早先是興趣於佛家，認為一切人生問題都是在內引發的，但人卻總向外找尋解決辦法。他個人帶著好奇心想理解欲望，梁先生入佛家找尋答案，後因父親過世收拾遺物時看到父親對兒子的期望，感嘆兒子喜好釋門，對於祖先留下之德禮不知留意。此為梁先生由佛轉儒的契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也可見一斑：
「乃至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也是一樣無從為人曉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宣導，可有那個出頭？這是迫得我自己來做孔家生活的緣故。」
獨排眾議，在興盛打倒孔家店口號的年代，一肩想擔負起孔門的想法，實是很不容易的。然歷史變化難以預料，中共建國後以馬列主義為準則，梁漱溟先生晚年的思想也有所轉變，改支持馬列主義。但他仍是以儒家的看法去融合馬克斯思想中的下層與上層建築的概念。他認為儒家思想在上層，有教化與促進下層建築進步的功用，也曾對毛澤東這樣說明；而對於下層建築部分，梁先生積極推動鄉村建設，因為這些舊有的制度敗壞導致中國文化失敗，故梁先生認為要吸收西方科學技術輔以儒家精神，重新建立起一套新制度，成為新中國文化根基的新農民。
梁先生於一九三一年夏在山東鄉村開設研究院，並辦學校，教導出日後的村長跟輔導人員等，教材主要是他自己寫的《中國民族自救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這項建設能夠有所發展，仰賴的是一同梁先生一起到山東的朋友們，他們日後多擔任教導工作或是鄉村指導人員等，直到中日戰爭來臨，才一分為二，一部分往四川，其他的仍在山東準備抗戰的後期工作。抗戰開始後，梁漱溟先生也退往四川，在1940年又創立中學，熊十力先生也在這時來幫忙。1943年，梁先生遠赴香港，為民盟籌辦《光明報》，有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避難，因支持張君勱先生的組織而被國民黨惦記，於是張先生說只有不在國民黨的視線內才能自由地說話，遂眾人前往香港。後梁先生於1945年回到重慶繼續辦講學，直到1949年重慶解放，政府收回學校為止。文革時期，梁漱溟先生的朋友團體也各自離散了，雖仍有書信往來，但可惜文革時燒毀了大部分信件。
梁漱溟先生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從早年在北大任教影響學子到在文革時反抗中共。即使在避諱談孔子的偉大的中共會議上，梁先生依然不卑不亢地論述孔子思想。此外，在透過鄉村的發展中，由地方官員與農民等的互動當中，施行道德教化，構成了以倫理思想為主軸的新團體，減少政治階級化的惡況。儒家在逆境之中仍不屈不饒精神在梁漱溟先生身上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便由此嶄露出耀眼的魅力光芒。在思想上，梁先生堅信儒家思想之價值，使得儒家思想不被絕跡，且增進後學對於儒家思想之信心；在行為實踐上，為學習中國儒家思想的後世給予了實踐上的示範，從思想到實踐，梁先生真正展現了一代大儒的風範。
[1] 《中國文化要義》，頁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