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大拙：現代主義佛學 將襌學引介到西方的大師
佛學西漸的弘道者
鈴木大拙（Daisetsu Teitaro Suzuki）於1870年生於日本金澤，雖為武士之子，但明治維新後封建制度崩塌，武士階級衰落，加上父親早逝，鈴木的母親要在貧苦中撫養他成人。聰穎的鈴木後來入讀了東京大學，得以通曉中文與梵文等佛教文獻所用的語言，同時亦習得歐洲語言（包括英文）。在學期間，鈴木亦於鐮倉的円覺寺跟隨釋宗演（Soyen Shaku）學習佛學，坐禪是當中重要的一環，鈴木亦從釋宗演得到「大拙」這居士名號。後來鈴木陪同釋宗演赴美交流，充當英文翻譯，這使鈴木在著書立說之前，已經透過這些釋宗演的譯本，對佛學傳入西方起了作用。
往後鈴木以英文書寫了大量普及禪學的作品，並訪問歐美各地，向西方世界介紹禪這種學問。在鈴木的作品之中，以英文書寫的《襌宗佛學引論》（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被譽為二十世界對西方最具影響力的襌學著作。鈴木的西傳襌學更廣泛影響到西方的思想家，包括《美麗新世界》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弗羅姆（Erich Formm）與心理學大師榮格（Carl Jung）（他更為《襌宗佛學引論》作過序）。無容置疑，鈴木對於北美與歐洲的知識分子初次認識東方的佛學，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襌的目標與方法
襌到底是甚麼呢？鈴木曾對這問題作過簡潔的論述。襌的目的是要除去其他佛教教派的一切表相，並直接教授佛陀自身的根本精神。所謂佛陀的精神的根本就是般若，它使人超越事物的表象而得見其本質，洞察世界的根本意義，結束為個人利益與痛苦帶來的煩惱。然而，般若會被無明與業遮蔽，而襌的目的就是要喚醒般若。
那麼如何才能喚醒般若呢？鈴木指我們要從切身體驗著手。作為理智之表現的邏輯與語言只會遭到襌的蔑視，使襌保持無言的狀態。襌貶抑語言、形式與理智，因此我們常聽到關於襌的故事，都是主張無深思熟慮的行動（掃地、砍柴、柴做飯、坐襌等），每當有經驗淺的修行者想要直接提問得道的方法，就會遭到一番斥罵。襌學的基本觀點，是認為形式與理論都無法觸及事物的核心，真理究竟為何，就完全依靠個人的體驗來把握，而不訴諸理智的作用或系統的學說。以較為哲學的語言來說：人類在科學與理性之外，還可以擁有直觀的知識，並可以憑以此得到的知識作為襌這種宗教的基礎。
從襌到日本文化與新佛學
在將襌學引介到西方的過程中，鈴木同時亦向外國輸出日本的文化。他另一部英文著作《襌與日本文化》（Zen and Japanese Culture），就以襌來理解日本的各種文化面向，包括日本藝術、武士道、劍道、茶道與俳句等，憑此鈴木將襌學與日本的文化精神與美學扣連起來。
論到學理，鈴木的襌學並不可等同於由中國傳入，並有長遠歷史那種傳統的佛學與襌學，而被學者歸為一種現代主義佛學（modernist Buddhism）或新佛學（Neo-Buddhism）。總的來說，鈴木的襌學有去傳統化的傾向，他對於傳統佛學作的新解釋，撇開了佛學本來的儀式性與形而上學的面向，不再強調要深究佛學的宇宙論，及輪迴、重生、業等傳統佛學核心概念。現代主義佛學著重個人的內在修為，要多於跟隨傳統的儀式與經文；新佛學不需要信徒在寺院長時間的訓練與修行（比如背誦佛經與熟記法印）。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新佛學的信眾集中於生活實踐，新佛學變成一門帶有民主色彩的宗教與實踐，甚至會對抗現實中的議題（比如環境問題與解殖問題）。
回顧傳統佛教：
佛學現代主義及其浪漫主義源頭
如學者 David McMahan 於《佛學現代主義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ddhist Modernism）中指出，鈴木首先是在大學受教育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在寺院修行佛學的僧侶，相比於傳統的佛學經典與教義，鈴木的襌學事實上更多是西方思想影響下的產物，當中一個重要源頭是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與觀念論哲學的理解。
我們可以比較鈴木的現代主義佛學與一般理解下的德國浪漫主義：質疑理性與語言對於探求與表達真理的可行性，主張非理性的詩性語言與藝術，要比以理性語言表述的哲學更能把握真理；對於藝術家與創作者的重視，並認為藝術家對事物的感受性要比一般人強；深感到人與自然之間處於異化的關係，而想要重新達到人與自然之間的統一。對於最後這點，鈴木認為西方哲學還是失敗了，但日本的襌師與詩人的「問答」（mondo）與「公案」（koan）卻真正能夠使人與自然之間有完全的融和。
鈴木對於發展與推廣現代主義佛學（或新佛學）無疑有極大的貢獻與影響力，可是若我們要回溯傳統，反問他對有深厚傳統的佛教／學的解釋是否恰當、合理，這種解釋又有否為佛學開拓更多可能性，這些問題就仍然有待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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