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荷：與傅柯並行，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並非對立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塞荷（Michel Serres） 於2019年6月1日逝世。塞荷的名字可能在中文世界或許較陌生，但他是傅柯的思想同伴，是法國國民熟知的哲學家，亦是最熱衷想要結合人文與科學的思想家。
戰爭陰霾下的童年
1930年9月1日，塞荷生於法國南部的阿讓（Agen）。據他憶述，他的整個童年與青少年時期都被戰爭籠罩著：二戰、集中營、廣島與長崎，戰後就到殖民地戰爭，每天面對的是饑餓、轟炸、死亡與數之不盡的罪行。戰爭，總是戰爭。這些切身體驗塑造了塞荷的身體與感官，延續至終身，他指自己永遠無法再直視自己幼年的照片，或畢加索的反戰巨作《格爾尼卡》（Guernica）。
由此死亡成為塞荷一生研究的母題之一，而戰爭經驗亦影響到他對倫理學的看法，尤其是一種對於學科取態的倫理學。縱使如此，塞荷卻是個樂觀主義者，認為世界會漸漸變好，他曾稱相比自己人生最早三分之一那段時間，現今的歐洲猶如天堂。
與傅柯並行的人
塞荷於1952年進入法國最高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至1955年畢業，取得哲學學位。可是塞荷回憶時卻語帶諷刺地說：你能想像一個進入了法國最高學府的人，最後要靠自學嗎？他表示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師範學院，哲學只有四個研究方向——塞荷稱之為四條超級高速公路（superhighways）：馬克思主義、現象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包括社會學、民族學與精神分析）與認識論（epistemology）。塞荷對前兩者不感興趣（當時沙特與梅洛－龐蒂的存在主義式現象學大行其道），而自然科學的背景使他對後當時人文科學的進路抱有懷疑，最後他選了當時已經沒甚麼人關注的認識論研究——縱使法國有很強的認識論傳統，但已經被放棄了。
塞荷畢業後執教，成為傅柯的大學同事兼好友。在傅柯撰寫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詞與物》（法：Les Mots et les choses／英：The Order of Things）期間，他與塞荷經常就眾科學領域之間的結構成關係作討論。書中提出的知識型（épistémè），以指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與塞荷對於科學領域結構的後設思想有所契合——傅柯較集中在人文科學，而塞荷則對自然科學更感興趣。
塞荷至1968年才完成並出版博士論文《萊布尼茲的系統及其數學模型》（Le Système de Leibniz et s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而取得博士學位。1968年亦正值六八學運的一年，法國師生對大學制度的不滿在這種「五月風暴」中總體地暴發出來。其後傅柯（Michel Foucault）當上新成立的巴黎第八大學（Université Vincennes à Saint-Denis）哲學系系主任，就邀請了塞荷到新大學當任教授。
人文與科學統一的認識論
傅柯指在自己的求學時代，法國思想界有兩大傳統：一是經驗、意義與主體的哲學（代表有存在主義與現象學），另一是知識、理性與概念的哲學。從傅柯與他老師（Canguilhem），至塞荷的老師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與他本人，都屬於後者的概念哲學傳統，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對人類的科學史作考究與再詮釋，並試圖提出一套能在歷時與共時的維度下描述眾科學的後設框架。
巴修拉認為科學的發展進程是斷裂的（這觀點要比湯瑪斯・孔恩（Thomas Khun）提出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要早）：科學不只要跟常識斷裂，亦要跟舊有的科學理論斷裂，否則只會成為新科學的障礙（比如牛頓力學就是愛恩斯坦物理學的障礙）。這理論影響到塞荷的科學觀，他形容每個科學領域就如萊布尼茲式的單子，有著自己的生命與可知性（intelligibility），但他不像老師著重斷裂性，他認為科學之間有著一個結構性的統一，連結著眾多獨立的科學領域。
塞荷跟老師的另一個差異，是巴修拉主張人文學科與科學是分隔的兩個領域，塞荷卻不認為兩者有明顯的差異，甚至兩者從來都在互相構成對方。塞荷反對一般對於科學與非科學（non-science）截然二分的區隔，諸如藝術與文學等普遍被認為是非科學的領域，但其實都有著科學學科（scientific discipline）的結構，因此應該被當作跟科學同層級的知識型（épistémè）。例如塞荷指出在物理學家明確地提出熱動力學（thermodynamics）理論之前，法國文學家左拉（Emile Zola）的小說中已經顯示出熱動力學的構想；他亦考究過古羅馬詩人與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的《物性論》（De Rerum Natura），認為這首長詩對於二十世紀的物理學有所貢獻。塞荷亦將自己的戰爭經驗與這種學科觀連結起來，他指正因為科學從人文學科分隔開來，我們才會有以核子武器為代表的終極暴力。
塞荷為人文學科提供了一個始於科學、而非科學至上主義的角度，來重新閱讀已經碩果纍纍的人文學科。比如法國的結構主義普遍以索緒爾語言學為基礎，塞荷則提出一種以數學，尤其是代數與拓樸學（研究幾何學形狀之間的關係的學科）為基礎的結構主義。
綜觀塞荷的基本思想，我們看到他所言的認識論，並不如傳統哲學分支下所理解，塞荷不聚焦於問「知識如何可能？」的康德式問題，而是著重提出新的知識框架，透過重新審視過往的思想，重構與開拓新的知識領域。
塞荷著作：從赫米斯到姆指姑娘
塞荷終身的興趣是探究世界與世界中事物的連結方式，因此他的研究領域幾乎無所不包，從題材上有時間、死亡與天使，學科上有藝術、宗教、文學與科學史，他亦關注各種社會議題，比如資訊科技與社會、數碼人文主義，與開放知識的可能性。塞荷於幾十年間出版了超過八十本著作，他的書中交錯著科學的技術分析細節與詩性的語言，並巧妙地運用了法文的發音特性，因此亦被指為「不可能翻譯」。
塞荷的奠基之作，是借古希臘神話中的信使之名，一系列名為《赫米斯》（Hermès，負責在眾神之間作傳訊與溝通）的書。五書分別是《溝通》（la communication，1969）、《干涉》（l'interférence，1972）、《翻譯》（la traduction，1974）、《分佈》（la distribution，1977）與《西北航道》（Le passage du Nord-ouest，1980），系列旨在探索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溝通方式。塞荷亦有專書討論文學家與思想家中被忽略的科學構想，比如以上提到的例子就出自於《火與霧的信號：左拉》（Feux et signaux de brume. Zola，1975）與《物理學的誕生，自盧克萊修的文本中》（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1977）。塞荷的後期著作則離開歷史考察與評論，改以一種結合詩、哲學與宇宙論的方式，來表達已經蘊含於自己早期著作的各種形上學。
塞荷的大部分著作都旁徵博引、包羅萬象，對讀者有一定的背景要求。然而他卻同時是位「國民哲學家」，在法國國民之間廣受歡迎，他講述數碼人文主義的《姆指姑娘》（Petite Poucette，2012）更賣出超過 27 萬本。可惜在塞荷的洋洋著作之中，目前只有五本譯成了中文，包括：《萬物本原》（Genèse）、《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Le Mal Propre: Polluer pour s’approprier?)、《危機時刻》（Temps des crises，於大陸與前書合集成《生地法則》）、《寄食者》（Le Parasite）與《姆指姑娘》，如今哲人已逝，希望將來會有更多塞荷的譯作，讓我們以他的眼光學習重新審視人類的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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