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十人引介

十九世紀末西方武力來到中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歷史書紀錄了這一切改變。器物上不斷的更新，前所未有的西洋文化活生生呈現在眼前，國人被迫接受這一切。從前師長傳授的知識無法應對所看到的世界，國人需要開始思考這一切，而新思維就在這樣環境下誕生。自康有為推動維新運動失敗後，以服務帝王為主的儒家思想就不再是主流。西方的大炮和思維用來改善生活前卻先被用來屠戮自己同胞，讓民初知識份子一方面檢討自己文化的弊病，另一方面也檢討西方思想的正確與否，形成了中西的比較。儒家給予人積極向上的動力還有傳統優良品德，都讓儒家沒有隨著王朝覆滅中消失，反而注入了更多新元素，形成我們所看到這一百年來的儒家思想變遷。

在百年之間幾經變化的儒家思想，複雜程度更超越前幾千年。戰爭使中國人們四處遷移，沒有形成以地緣為基礎的學派。直到戰爭結束後，才有機會在各地開顯出不同學派樣貌，甚至留學海外，在海外傳播儒家思想。故本次新儒家思想系列不強加分類學派，而是以時間線為軸，從諸位先生最活耀的時期為代表各自表述，繼而分別點出各時間點中思想與歷史事件交織而成的儒家精神光輝。

民初時期——蔡元培、胡適、梁漱溟、柳詒徵、馬一浮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政府把清朝舊名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嚴復為首任校長。1916年蔡元培任校長，進行改革，以培養人格為首要目的，廢除年級制改選為自由選科制，汰除不適任的舊師並聘請新批知識份子，使得北大風氣蔚然一變，成為中國中西學術思想重鎮，也成為日後新文化運動與傳承儒家精神的搖籃。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學者中，胡適是當時的大學者；他寫下中國第一本哲學史，以宇宙論、人生論和致知論來解析中國思想，是當時前所未有的新方法。梁漱溟則被聘請講印度文化，梁先生既是佛家也是儒家，對於文化復興方面用力下苦功；他認為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

上述幾位先生是以自身思維理解儒家精神輔以學習西方知識，建構中西融合思想。之外，另有兩位先生以儒家經典主軸，另闢蹊徑，試圖以儒家經典融會西方思想。馬一浮先生曾任教北大，後在四川創立復性書院，最後回到浙江擔任文史館長，其認為讀書當求明理，更貴在養德，儒學的精神就在於德和理這二字。馬先生一生讀書懇切學問，創立六藝新說，以古代六藝融入西方思想各方面，構成中西思想融會。柳詒徵先生任教南京大學，認為儒家經典皆為不可忽略的歷史，它們不僅承載前人之經驗，反映歷史之得失，更是當世或未來的先導。

諸位先生雖然在文史哲三方面各有側重，但他們的共同點都在於要發揮儒家精神以解決人生問題，縱使人生際遇不同所遇事件相異，人之根本需求與渴望，卻是不曾改變的。

西南聯大時期——馮友蘭、方東美

因為1937年的八年抗戰開始，於1938年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以及在長沙組成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統一西遷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下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在大後方培養學術人才，有「內樹學術自由，外築民主堡壘」的美稱。因為前方正在打仗，所以在西南聯大提倡民族士氣作為教育工作之一。當時馮友蘭任職西南聯大文科學長，講授中國哲學史。馮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用處，本不在於求知識，而在於求智慧；而研究哲學是「進學在致知」，獲得真理則是「涵養須用敬」。馮先生用宋明理學的「理」，重新詮釋了千年來的儒家思想，新理學成為馮友蘭先生新創之學問。

方東美先生，在西南聯大時期應電台之請向全國青年廣播，講中國人生哲學以激勵民心士氣。方先生認為儒家主導了中國人的生活，典範人格為聖賢。方先生從易經「生生之謂易」轉化為「生生之德」，把宇宙人生改成一個創造歷程。時間即生命，生命即創造，開創了所謂的大易之說。方先生認為未來哲學復興在於中國哲學的創造，透過哲學智慧重新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形成統一的科學思想系統、統一的宇宙構造理論以及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兼及道德、藝術、宗教等不同領域。

馮、方二位先生皆提取中國思想中一個概念進一步闡發，使之成為中國哲學乃至世界哲學的一個轉折點。兩位與前一時期的先生們亦師亦友，有些思想痕跡可以看到傳承關係，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洋哲學的概念越漸熟悉，其中西融合便不只是不同時期之轉移，而是中國思想漸漸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出來。

兩岸各自建國後——傅斯年、錢穆、徐復觀

歷史總是無法預料，中日戰爭結束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內戰，再然後就分裂為兩個不同政體。來台後蔣中正接受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建議，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遂於台灣草山上創立中國文化大學，早先創文史哲三系，是為現代儒學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先驅。中國思想在台灣落地生根，形成了不同的新詮釋。現今有一個新名詞為「港台新儒家」，專指1949年後香港台灣兩地儒學的發展，包括鼎鼎有名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與其弟子。而在這些先生之外也有另一批來台的學者，雖專精不在哲學，但是對於儒家精神，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港台新儒家為顯學，許多書刊論文都有詳論，他們承自宋明理學，有一套新的闡發，在此不詳論述，以下想介紹在這個脈絡之外的其他學者。

錢穆，著名史學家。他與胡適先生對於新文化的見解不同，錢穆先生反對新文化，在北大時期常與胡適先生爭論。錢先生對於中國哲學的看法為中國思想當屬共同性和一貫性，比如他認為儒墨思想雖然有所差異，但實際在差異中又有共融，此見中國思想特別富有和合性。故治中國哲學必當就中國思想之發展與演變中來說，如果以治西方哲學之態度與規則來治中國思想，則實有失卻真相處。

傅斯年，胡適學生，傅先生在官場上有所成就，早年便與毛澤東不合，反對共產黨與蘇聯，是蔣中正面前的紅人。傅先生著作《性命古訓辯證》，其書以性、命二字為主考究在中國思想中的演變，並由二字延伸到中國的宇宙與人生境界，最後得出宋明理學是先秦儒學之集大成的結論。

徐復觀，熊十力弟子，早年聽從其師之言從政而不走學術，來台後軍中退伍，致力於學術研究。其思想特色與對儒家看法可由其著作《中國人性論史》窺見：「西方思想家，常把內在關連組成思想體系，以相對應的文字組織表達出來；這便使讀者容易順著他們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尋下去，作如實的瞭解。而中國的先哲們，則常把他們體認所到的，當作一種現成事實，用很簡單的語句，說了出來；並不曾用心去組成一個理論系統。… …吾在內在關連的發現中，使散佈在各處的語句（例如《論語》中的「仁」），都能在一個完整生命體中，盡到一份構成的責任，佔一個適當的位置；並彼此間都可以發揮互相印證的作用。」

上述除了錢穆先生外另外兩位先生都由中國哲學中一些關鍵字入手，如性、命、仁和禮等等。他們各自進行考證與創立新詮釋，新詮釋往往建基在宋明理學，這讓百年來的儒學有越來越傾向宋明理學為主軸的闡發。宋明理學的時代背景恰好與百年來中國環境有相似之處，故對此傾向情有可原。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學者密切的交流，儒學仍在變化，而儒家精神卻是自古不變的，百年來幾位先生的努力發聲，使得儒家思想注入新活力，確保了儒家精神的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