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哲學史
上世紀八十年代，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教授熱烈爭論「研讀哲學史是否重要？」，這個「是否重要」的問題，當然是指對哲學研究者（以及被訓練成為哲學研究者的學生）而言。普大哲學系當時並不規定哲學主修生必須修讀一些哲學史的課，其中一位教授哈爾曼(Gilbert Harman)以為這個情況將會更改，這是他不贊同的，於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門外貼上一張標語，上寫：「向哲學史說不！」[註一]
三十多年後，另一位哲學教授紀泰(Raimond Gaita)在澳洲墨爾本大學演講，題目是「為何修讀人文學科？」，講辭有這麼一段：
對於大部份人文學科來說，要了解這些學科，便不得不知道，它們的歷史並非「只是歷史」。人文學科的學者——當然包括哲學家——帶著批判精神與過去的、遠至古希臘的思想家周旋，從而得到滋養。[……]帶著批判精神與過去周旋，這樣做可以幫助我們跟現在保持一種距離；這種距離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認真地、毋自欺地嘗試拒抗淪為不過是自己時代的孩童，這裏「孩童」一詞是取其貶義。[註二]
雖然紀泰在這裏是泛論人文學科而不是專談哲學，但他對哲學史的看法還是很明顯的——哲學史並非「只是歷史」。紀泰和哈爾曼是否對哲學史有互不相容的看法？
讓我們先弄清楚哈爾曼的看法，因為「向哲學史說不」這句「口號」實在很容易令人誤解。哈爾曼後來向另一位哲學家解釋，說他並非敵視哲學史研究，更不反對學生研讀哲學史，只是不贊成將哲學史定為必修課；他認為哲學史的知識對哲學研究很多時候都沒有幫助，正如科學史的知識對科學研究沒有幫助一樣，因為當代哲學家研究的問題，跟哲學史上的哲學家研究的問題，即使表面上相似，其實因時代之異而不盡相同，根本沒有歷久不變的哲學問題。哈爾曼也談到有些人將某些哲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奉為圭臬，他認為這是不智的（雖然他沒有解釋這點，但他的意思大概是古不一定勝今，今亦未必勝古，我們應該就著作論著作，看內容而不是看時代，那樣的評定才公允）。[註三]
在哲學與哲學史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我的立場和哈爾曼的相當接近，以下我會提出一些論點和例子以支持或補充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認為紀泰說的也很有意思，可以理解為與哈爾曼的看法相容，也可以說是重要的補充。
哈爾曼的看法基於一個劃分，就是哲學研究和哲學史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從事哲學研究的是哲學家(philosophers)，他們研究的是有待解決的哲學問題；從事哲學史研究的是哲學學者(scholars of philosophy)，他們研究的是哲學的史實、發展、和人物的生平及思想。這個劃分大致上是成立的，至少事實上有很多哲學家完全不研究哲學史，也有不少研究哲學史的學者從不用心於解決哲學問題。然而，我們不應視這個劃分為涇渭分明，因為絕大部份哲學學者都有堅實的哲學思考訓練，有能力討論和處理艱深的哲學問題，稱呼他們為「哲學家」並無不妥。[註四] 此外，有些哲學家做的哲學史研究，揉合了自己的哲學和研究對象的思想，例如羅素的萊布尼茲研究和海德格的尼采研究，這樣的著作不應該勉強歸類為哲學史研究或哲學研究，而是兩者的合體。
換句話說，哲學研究對哲學史研究有幫助，可是，哈爾曼認為反之則大多不然。假如說哲學史的知識對哲學研究完全沒有幫助，那肯定是太極端的說法，很容易提出反例，例如研讀某一歷史上的大哲學家的著作，從中學習如何處理（某些）哲學問題，這已是哲學訓練，對自己將來處理哲學問題，當然有幫助。還有，認識某些哲學問題的歷史脈絡，對了解和試圖解決那些問題，也應該多少有點幫助。那麼，哈爾曼認為哲學史的知識對哲學研究很多時候都沒有幫助，這個看法豈不是明顯錯了？非也，但哈爾曼的看法需要進一步澄清，才會顯得合理。
哈爾曼的意思應該是：哲學史的知識不會對哲學研究提供多少獨特的幫助，即是說，這些幫助大多不必依靠研讀哲學史而得到。試想像一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哲學的學生，畢業後申請哲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打算研究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裏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他在本科修了當代的心靈哲學、語言哲學、知識論、形上學、和科學哲學等課，成績優異，形式邏輯的訓練也很強，但從沒有修過哲學史的課，對哲學史的認識十分有限；哈爾曼會認為這位學生已有足夠的哲學訓練繼續研究心靈哲學，即使他在本科有修一些哲學史的課，這對他的哲學研究也不會有額外的幫助。
假如這位學生打算研究的不是功能主義，而是一個在哲學史上已經有不少討論的問題，例如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或知識論裏的外在世界懷疑論(external world skepticism)，對該問題的歷史脈絡的知識便會對研究有點幫助。不過，這些哲學史的知識也許仍然不是必要的，只有些輔助作用，因為研究的問題已經和哲學史上的不完全相同，甚至有頗大的分別，例如科學新知識所帶來的全新的考慮點——正如哈爾曼所說，沒有歷久不變的哲學問題。就算缺乏有關的哲學史知識，仍然可以集中研究一個哲學問題的當代版本，以加深我們對這個版本的了解，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研究，仍然是很有價值的哲學研究。
然而，「沒有歷久不變的哲學問題」這個後設哲學的(metaphilosophical)了解，要從歷史的角度才能夠得到。紀泰提醒我們哲學史並非「只是歷史」，這是非常恰宜的提醒，除了點出研讀哲學史同時是學習處理哲學問題（哈爾曼不會否認這一點），更讓我們明白到哲學史視野的重要：哲學史視野的重要不在於幫助我們研究個別的哲學問題，而在於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哲學研究必有時代限制；如果缺乏這個意識，便容易流於獨斷，不會考慮可能有其他截然不同、卻是合理和有洞見的看法，最終成為紀泰說的「自己時代的孩童」。另一方面，哲學需要有哲學家願意成為「自己時代的孩童」，專注於解決當代的哲學問題；這裏「孩童」一詞是取其褒義——這些孩童會長大成人，開枝散葉，產生下一代的哲學家，延續哲學的發展。
[註一] 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網頁：https://philosophy.princeton.edu/about/eighties-snapshot。
[註二] 紀泰演講的部份講辭，包括這一段，可見於以下網頁：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study-humanities-24569。
[註三] 見 Tom Sorrell and G. A. J. Rogers, eds.,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3-44。
[註四] 哲學訓練不夠強的學者，就算只是寫一位哲學家的傳記，在解釋這位哲學家的思想時，也會顯得縛手縛腳；例如 Rüdiger Safranski 和 Julian Young 都寫了尼采的"philosophical biography"，但在哲學內容方面， Young 的那本尼采傳記比 Safranski 的豐富和深入得多了，反映出兩位作者哲學功力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