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畑勲：《再見螢火蟲》與民族主義的傷痕
每當我們講到吉卜力製作室，我們總是會先想起宮崎駿。這也無怪，因為吉卜力製作室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出自於宮崎駿之手。也許是因為宮崎駿的陰影太廣，我們也很容易會因此而忽略了吉卜力製作室的另一員猛將——也就是常年擔任宮崎駿製片人，藝術成就同樣極高的監製，高畑勲。
在動畫之外，高畑勲也是作家。他曾經撰寫過畫作評論，例如《來自一張畫》（一枚の絵から）就是他談論六十幅古今中外的名畫的散文集。在動畫作品之外，他最著名的主張大概是來自《十二世紀的動畫：從典藏繪作裡發現能成為電影及動畫的靈感》，主張現代日本動畫的來源能追溯到十二世紀的日本古籍《鳥獸戲畫》。
但是，高畑勲最為人熟悉的，還是他的動畫。要認識高畑勲，最好大概就是從高畑勲最有名的作品《螢火蟲之墓》談起。
《再見螢火蟲》與民族主義
《再見螢火蟲》（火垂るの墓，或譯《螢火蟲之墓》）的成型是一場意外，是一部充滿著波折的作品。《螢火蟲之墓》是在尚未完成，仍有片段留白的狀態下上映——一般來講，動畫假若未完成，大多數都會押後放映。會以未完成的狀態放映，在日本動畫史上可謂絕無僅有的少數例子。
而最重要的是，《螢火蟲之墓》（當時跟《龍貓》一起兩票同映——也就是憑一張票連續觀賞兩部電影），票房並不理想。《螢火蟲之墓》的失利和不順，既導致了高畑勲短暫退下火線，也導致了吉卜力為了收回失利而開拍《魔女宅急便》。
縱使《螢火蟲之墓》並不是一部很成功的商業作品，它卻很大機會會是日本動畫史上最嚴肅和最深刻的一部作品。
《螢火蟲之墓》改編自野坂昭如的同名小說，以二戰末期的日本作為舞台，講述男主角清太在神戶空襲以後，帶同妹妹節子四出逃難，迴避戰火。最終，兩人皆因為過於衰弱，無法抵受戰時殘酷的社會環境，分別死去。
《螢火蟲之墓》描寫的主題雖然關於戰爭，但作品對戰爭的描寫，並不僅僅是關於美軍怎麼轟炸城鎮殺人等等片面的描述，而是在於戰爭的殘酷，與及這種殘酷所引申出的無能感。
男主角清太的母親在電影開場之際，正正是因為神戶空襲，重度燒傷；但戰爭殘酷的地方是，縱使清太知道遠方的醫院可能可以救活母親，但戰爭時期，清太不可能把傷重的母親送到遠方的醫院，因此他無能為力。他所能作的，就只是短暫欺騙未知母親已死的妹妹節子。
類似的無能感在電影的後半亦很清楚可見：節子營養不良，清太猛向醫生索藥，但醫生只是默默重複營養不良的診斷，暗示節子的狀況難以改變。
在高畑勲的描寫底下，戰爭時期的日本人是一群陷入矛盾的無能者。他們活在無能，卻拒絕承認自己的無能，繼而將這種無能寄託在「戰爭」、「社會」、「天王萬歲」等等虛無縹緲的口號。當角色無法解決問題，他們轉而將自己的無能發洩在他人身上，以民族的大義作為藉口，指責他人。
當清太投靠叔母，叔母轉而將清太母親遺留下來的和服，轉賣成白米。但當清太等人希望吃米，叔母卻屢次責罵清太和妹妹節子「未有為國家工作」，是「一整天遊手好閒」的人們，藉此批評兩人毫無戰爭的意識。
說這番話的叔母同樣是「未有為國家工作」而「一整天遊手好閒」。但叔母卻將自己的無能——不管是無法獲得糧食的無能，還是自己對國家沒有貢獻的無能——轉而發洩在清太等人身上。「國家的未來」成為了叔母用以投機取巧，並壓榨清太與節子的藉口。象徵著日本人身份的「和服」，卻由此被求生的叔母典當，豈不諷刺。
社會上的每個人都為了自己而活，卻要矛盾地堅守著對舊日光輝的堅持，甚至乎以這種舊日光輝作為藉口。當清太與妹妹逃難到防空洞，兩人活在因為戰爭而生的二次災難之中，清太卻會想起昔日登上摩耶號的經歷，並唱起歌說要「依靠銅牆鐵壁的城堡」抵抗敵軍——直至清太回想起自己身處於防空洞。他的周遭沒有巡洋艦的燈火，而只有營養不良而生病的妹妹，不知道去了哪裡打仗的父親，還有螢火蟲所帶來的一點點光芒，映照著一種舊日日軍殘留的光輝——一種短暫的，到了第二日早晨就失去的光芒。
節子曾經比喻，螢火蟲就像是日軍特攻隊的戰機。這個比喻能一語相關地串聯整部電影的矛盾：螢火蟲不僅僅象徵著戰爭、與及美軍空襲神戶而帶來的火災，與日文標題的「火垂る」互相呼應，還暗示著某種對昔日榮光的懷念——這種盲目而且虛無縹緲的民族主義。由是者，戰爭或者完結了，死去的節子和清太的幽靈卻在最後的鏡頭，遙遙地遠望著社會，那也許是如學者 Wendy Goldberg 所講，是受難者與民族主義的幽靈作崇，促使我們不僅僅需要悼念戰爭的死難者，還必須謹慎地對待這段敏感的歷史。
更多《再見螢火蟲》劇照：
《再見螢火蟲》在製作上的不順及票房的失利，令高畑勲短暫離開動畫製作。在他的動畫生涯裡，縱使也有《百變狸貓》（平成狸合戰）這樣名利雙收的作品，但更多是如《再見螢火蟲》票房失利、卻口碑極佳的作品。例如，他在2013年完成的作品《輝耀姬物語》就大幅超支、進度延遲，結果用了九年才製作完成的作品。因為高畑勲追求完美的性格，不單作品張數多，高畑亦堅持在同一幅圖中繪畫人物和背景（而不是先畫背景，再將賽璐璐的膠片疊加在上），使得作品以極為緩慢的速度製作。
在吉卜力製作室中，高畑勲與宮崎駿無論在作品風格、工作態度、性格，都總是南轅北轍。縱使如此，兩人卻是識英雄重英雄，高畑勲生前的訪問更指兩人多年來互相提攜，亦敵亦友。吉卜力的製片人鈴木敏夫甚至形容：宮崎駿製作電影時最先會想到的觀眾反應，就是高畑勲的反應。兩人惺惺相惜，亦難怪宮崎駿在高畑勲的送別會，會說自己認識到了一個難得的人——這大概是這擁有「巨大的才華」的人（高畑勲語），能給出最不吝惜的一系列稱讚吧。
參考資料：
《順風而起》，鈴木敏夫著，萬里機構，2014。
《The Soul of Anime: Collaborative Creativity and Japan's Media Success Story》, Ian Cond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3.
〈Transcending the Victim’s History: Takahata Isao’s Grave of the Fireflies〉, Wendy Goldberg，出自《MECHADEMIA 4 War/Tim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_________________
下載《香港01》App ，按「＋」號加入《哲學》搶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