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2020】《上流寄生族》：如何脫離上、下層的階級結構？
奉俊昊的新作《上流寄生族》於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奪最佳影片、最佳外語片、最佳導演與最佳原創劇本四獎，亦是首部獲最佳影片的外語電影。本文比較《上流寄生族》與奉導前作《末世列車》，分析電影中對於下層階級的描繪，並討論兩部電影中所呈現的抗爭意識。
【以下內容包含《上流寄生族》與《末世列車》情節，敬請留意】
這是一部政治宣言
名導奉俊昊的新作《上流寄生族》（下稱《上流》）近成熱話，它不僅長居南韓的票房冠軍，還榮獲當屆康城影展的金棕櫚大獎。故事講述金基澤（宋康昊 演）一家四口長期失業，住在殘破不堪的貧民窟下層，連 Wi-Fi 上網也無力支付，非常潦倒。有一天，金的兒子代朋友到富户朴家當補習老師，陰差陽錯下，金家扮成各種專業人士，有的是入讀美國名校的藝術系學生，有的是精通各樣家務和廚藝高強的管家，逐漸取替朴家的奴僕和工人。他們變相寄生在朴家之中，日間照料朴家，夜裡偷閒享受，最後釀成各種鬧劇及悲劇結局。
有說《上流》是黑色幽默喜劇，辛辣地點出貧窮百態，然而，筆者認為，與其（迂迴地）視《上流》為無關痛癢的諷刺喜劇，欣賞它怎樣以隱喻描述貧民情況，笑過喊完，然後步出戲院繼續過寫意人生；不如「直接」地看清楚這齣電影，皆因奉導在此相當直白（甚乎稱得上露骨）：《上流寄生族》是一齣明碼實價的政治宣言。
馬派的上層建築與下層階級
儘管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在著名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裡善意地指出，馬克思主義者經常掛到嘴邊的「上層建築」，是未加思索（或，沿用阿圖塞的說法：知性的勞動）的圖形式想像、文學式隱喻，但「上層建築」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通用術語。更甚者，在傳統的左翼眼中，它是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圖式（schema）。
傳統左翼認為，這一套「上層建築」模型論，不論是古代社會，還是封建時代，抑或是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總能套用其中，是一種恆定的人類學公式。簡言之，所謂「上層建築」，泛指上層階級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及合法性的衍生物，譬如說：宗教、美學、國家和法律系統等「無形物質」。
上述種種，深深影響社會各層，下層階級尤甚，構成了他們的意識形態（視自己為虔誠的教徒也好，守法的公民都好）；弔詭的是，上層建築與上層階級的命運如一，它們通通由下層階級的勞動付出所支撐。可以想像到，倘若沒有（刁）民眾的俯首稱臣，以及經濟支撐，他們甚麼都不是。換言之，下層階級是上層建築（及其階級）的阿基米德點。
是故，上層建築和（居於其中的）上層階級，跟下層階級看似關係疏遠，著實形成了一種緊密的動態循環系統：它們互相影響，相互依存。當然，補充一句，我深信英國左派學者伊格頓（Terry Eagleton）會前來娓娓道出，上述都是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化約論主張：將一切人類文化產物，包括信仰和藝術等，皆簡化作管治功能，然後粗莽地扔諸腦後。
車廂之間的階級分野
無論如何，奉導看來非常擁戴這套模型說，或是不自覺地深受影響。比方說，在他勇闖國際影壇的前作《末世列車》（Snowpiercer，下稱《末世》）中，整條列車是社會階級的淺白隱喻：前卡列車的富户天天珍饈百味，享受人生；相反，尾卡列車的居民寢食難安，日吃蟑螂製成的蛋白榚，過著集中營般的非人道生活。
就此，奉導巧妙地補上了前卡富户和尾卡難民的意識形態，尤以後者最精妙。一方面，前卡住户及其子嗣深信列車發明者（及車長）Wilford 是救世主；另一方面，尾班貧民固然不受 Wilford 崇拜的一套，他們追隨反抗領袖 Gilliam 的指導，勢要搗破 Wilford 的橫蠻霸權。
有趣的是，也是這齣電影之妙處；隨著劇情的發展，主角 Curtis 策動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後，我們見到 Gilliam 暗裡跟 Wilford 連繫。實情是，看似對反的二人實為聯盟，達成了奇特的對立統一：一邊廂，Gilliam 獲得 Wilford 的批準，以適度的造反運動換取適量的權利（食物也好，居住空間都好），以及宣泄貧民的憤怒情緒。另一邊廂，Wilford 通過造反運動引發的傷亡事故，減少列車總人數，以便管治，並定期擄走貧民車卡的幼童，作運行列車的核心動力（勞動付出）。
就此，前卡列車與尾卡列車看似天淵之別，一邊像天國一邊似地獄，但二者實為一脈相通，互相依存。換言之，Curtis 那些看似激進的行為，還有 Gilliam 的貌似解放之思想，通通都歸結為上層階級的陰謀，是 Wilford 的管治工具，用以維繫列車的結構和運作，促進車內社會的安定、繁榮。
脫離階層循環的答案是？⋯⋯
根本上，《上流》和《末世》是一脈相承，道理顯然易見：住在豪華大宅、地牢上層的朴社長一家，當然是上層階級了；宿身下層住宅，飽受雨水、尿水和 Wi-Fi 等問題困擾的金基澤一家（補：對住在舊唐樓或公屋的港人來說，可謂相當寫實，毫不誇張），還有寄生在朴家豪宅地牢的管家及其丈夫，固然是下層階級。換言之，階級喻意再一次呈現在奉導作品之中。為怕觀眾看不懂，電影每逢到金家的場面，奉導還特意要求攝匠，以仰視的角度拍攝金家眼望窗外街景的情況，表現出「低人一等」的感觀。
不僅如此，故事的主要發生場景，朴家住的超級豪宅，它不單是一種物質財產，還象徵了某種特定的「上層建築」。有別於《末世》，《上流》並無大規模流血衝突，也沒富人像奴隸主般勞役窮人的典型場面，然而，奉導特此安插了前管家的丈夫一角：他長期寄居地牢，天天吃朴家的飯餘菜渣，心智日漸扭曲，淪為崇拜朴生養育之恩的半瘋傻子。即言之，一個徹底地被生存環境異化的人類，跟活死人無別。
同時，在電影最後，貧窮的金家長子（崔宇植 演）立志奮力賺錢，夢想自己終有一天發大財，購入朴生的住址，釋放因事潛藏地牢的父親，還予自由。在此，雖說上述二人的表現不同，一個半瘋半癲，一個重捨生存意義，他們無不受制於這所「豪宅」之中，借以整個社會系列循環下去。比方說，假如金家長子真的攀上「上流」，得以購入豪宅，留待其他人替補原來的下流位置，遷入那所殘破的下層住宅和地牢，正如爸爸金基澤取代前管家丈夫的道理一樣。
換言之，就跟《末世》刻劃的生態系統循環一樣：有人升遷了，也有人不再受勞役之苦，他不過是成為昨日自己的敵人，換成其他人補充下層位置，繼續受苦。即是說，整個社會系統再生產出供以自身運作的條件，持存下去。如果認為《上流》的結尾太抽象，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其實奉導一早在《末世》交出了一項淺白、露骨的答案：與其讓上下層系統不斷循環、替換，真正的答案不是殺死車長 Wilford，也非接管主宰列車的分配權，而是推翻整架列車（即，社會分配系統），完全跳出既有（牢固的）框架。
最後，不管我們是否認同奉導的價值觀，讚同那種老掉牙的「上層建築」模型說，換作現實，跳出框架之談豈可容易，但起碼《末世》和《上流》的結局稍稍地告訴我們，有時看似激進、以為能改變一切的行動，實在是滋養既有系統，反倒沒法改變困局，循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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