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青春》：社會系統問題與制度暴力下的「生還者」｜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按：本文寫於8月11日之前，筆者的一些想法已經更變。另本文不代表 01哲學 立場】
近日香港警民之間的衝突，日趨激烈，警方與示威者互相仇恨和鄙視（據說，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公開地稱示威者是「蟑螂」（曱甴）），讓我想起《怒火青春》（法語：La Haine，直譯意思為「仇恨」或「憎恨」，下稱《怒》）。這一齣95年公映的法國電影，是馬素・卡沙維治（Mathieu Kassovitz，但相信大家對他的印象，是從他擔當男主角的《天使愛美麗》（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得來）的自編自導處女作。它為當年僅得27歲的卡沙維治，贏得了該屆康城影展的最佳導演獎，好不厲害。據說，卡沙維治是從美國黑人導演史碧克・李（Spike Lee）的作品《為所應為》（Do the Right Thing, 1989，下稱《為》）獲得靈感，然而，他扔棄了《為》的鮮豔色彩，改為冷峻的黑白色為基調；同時，仿效《為》的社會關懷，卡氏把鏡頭聚焦法國的窮街陋巷。就此，筆者大膽地說，《怒火青春》和漢尼卡（Micheal Haneke）的法國電影《偷拍》可以二合為一：倘若《偷拍》呈現了社會上流（資產及中產階級）眼中的法國，恬靜、和諧的中產生活表象下存在暗湧，那些一直被壓抑著的——來自社會下流的，或是個人不光彩的往事——殘渣偶爾浮現；相對來說，《怒》是一個「平行宇宙」，它為觀眾呈現了低下階層的角度，讓我們看見貧民窟居民眼中的法國（一個污濁不堪、動盪不安的爛地方），是為法國出口的文藝電影中罕有的視域，也是《偷拍》一片（的世界觀裡）所指的「被壓抑之物」。
《怒》的故事圍繞三位年輕人，分別是阿拉伯少年 Said、猶太人 Vinz，及黑人青年 Hubert，他們都是住在貧窮郊區的「街坊」，整天不是在街上流連，便跟幫派分子混。面對這班小混混，市長視之為蟑螂般的存在（補：蟑螂的比喻，完美地包含了「被壓抑之物」的特性，叫人憤恨又恐懼。首先，依其習性，蟑螂喜歡潛伏在不可見的黑暗之中，譬如床底或廚房裡的空隙。人們的基本共識是，只要牠們不露面，哪怕蟑螂是客觀上存在於家中暗角，我們仍可主觀地預設牠們不存在。但當一隻蟑螂在家裡的可見之處現身，隨即激發我們內心的恐懼：蟑螂真的存在！不僅表示牠們連群結隊，包圍著我們的家居而生，還證實了人們沒法穿透、未能掌握的黑暗空間是確然存在的。換言之，我們走過的每一塊地磚，當中的每一道裂縫，均充滿危機。這一種柏克萊式——存在即被感知——意識形態，正是齊澤克所說的「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的認知程序）。為整市容，市長周不時命令警員，驅逐在公屋天台上消閒的小混混。重點是，主角住的地區連日發生了暴動，全因警方濫用暴力。在一次扣押行動中，警方「誤」把一名無辜青年打至昏迷重傷，送院急救，危在旦夕。與此同時，警方在行動途中，掉失了一把警槍，懷疑被示威者取去，弄得人心惶惶。故此，電影瀰漫著極之抑壓的氣氛：警民互相仇視、互不信任。觀眾可以感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擦槍走火，整個貧民區便壓力爆煲，衍生大規模的殺戮或暴力鎮壓。傷者是 Vinz 的好友，偶爾拾到警槍的他，在 Said 和 Hubert 的陪同下，浪蕩街頭，游移在黑市賣槍，或是殺警復仇的念頭之間。
也許，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暴力學（原理詳見筆者的下列文章），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答案。電影的氛圍之所以如此繃緊，因為它有效地描述了一股客觀的暴力。換言之，事情已不是個別示威者、個別警察的死傷問題，已達致更廣泛、更全面的程度，並牽涉每一名警員、任何一位貧民的性命。
另一方面，根據齊澤克的說法，我們可將之定性為系統的暴力：這是一個國家治安機器加害平民的過程，他們以執法者的名義，行駛私刑、動用暴力，勢把人變成「奉公守法」的良民。所以說，無需血花四濺的影像（主觀暴力），觀眾一樣感受到咄咄迫人的暴力。那麼，爭執的兩方可以互相溝通，繼而化解危機嗎？根據洪席耶的歧異論（原理詳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社會的不同階層是沒法溝通的。
準確地說，「政府或管治階層要聆聽市民的聲音」、「上層社會和低層社會要好好交流」等類似想法，對洪氏而言，只屬烏托邦式幻想。猶如戲裡的其中一幕，一隊記者團隊特意去貧民區採訪，試探暴動實情和傷者情況，結果惹來 Vinz 及其他居民的反感。最後，雙方交涉無果，攝影師唯有紀錄 Vinz 向鏡頭說髒話的情況。就此，儘管記者們自命客觀，自覺不抱立場，但他們的產物終究是偏頗的。除了取鏡及節目時限等「物理」因素，限制了紀錄內容，以致沒法「還原」全面的、清晰的事況；更重要是，記者暗裡預設了第三方的存在：一些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新聞報導的城市人及其他中上流人士。故此，正如記者的提問可見，郊區貧民一早被設為跳樑小丑般的存在，記者及其讀者是以奇觀式的心態觀之，是故 Vinz 等人的發言權早已報廢。洪席耶的想法是，任何溝通方案，包括代議政制，都是（自覺又好，不自覺都好）試圖消除政治的治安手段。然而，一些看似消極的行為，卻是唯一有效的溝通。比方說，Vinz 向鏡頭說髒話，著實是表達了他的意見，只是上流人士不會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罷了（因為雙方的語境不同）；另外，街頭衝突作為一種政治的表現，亦可視為示威者向沒法理解自己的當權者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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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的結尾，因為一次失誤（注：不劇透了），連一直充當超我角色（負責壓制情緒容易失控的 Vinz）的 Hubert，也拿起槍來，決意為好友報仇。由此，我們不得不問，電影豈不是鼓吹「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道理嗎？非也，《怒》的激進之處，不是它播放了 Cut Killer 的 hip-hop 歌曲〈Nique La Police〉（直譯意思：「操你媽的智障警察」），不是它呈現了警察、市民反抗及大圍捕等影像（上述種種只屬主觀的暴力）；而是它呈現衝突雙方陷入困局：無論是 Vinz 又好，被整的警員也好，Hubert 都好，無一不在「施害者」和「被害者」的身分之間迴轉。也就是說，當被害者的，以施害者的施害方法回擊時，新的受害者隨之誕生；然後，雙方繼續互相攻擊，大家都自視為「受害者」，皆把責任推給（自己眼中的）「施害者」一方，沒完沒了，不斷循環。就此，非洲印裔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補：多得友人介紹，筆者才得知這位傑出的思想家）研究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殖過程中，提出了「生還者」的概念，以便我們跳離「受害者——施害者」僵化的二元對立。藉此，除了不再彼此指責為罪人，貧民區的居民和警方必須共同承擔大家的責任，同時承認雙方都是社會系統問題的受害者。道理很簡單，難道貧民不是政府施政失效（及保障少數人的既得利益）而致嗎？同時，警方不是被強行夾在示威者及政府之間，作政府的爛頭卒，淪為兩邊不討好嗎？一切的起因，是日積月累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加上政府不擅調整所釀成的災難。總之，貧民和警方都是政府施政無效（及各樣社會問題）的生還者。換言之，恰似剛才的記者視點，難道《怒》不是同樣的預設了既定立場嗎？它一直是以郊區貧民的角度，向觀眾呈現「作為受害者的平民」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跳離電影賦予的視野框架，才能打破警民仇恨的圈子。
最後，正如電影的結局，本文也以 Hubert 的寓言作結：「這是一則有關社會墜落的故事。每下降一毫米，社會都會自我安慰說『目前還不錯』；再下降一毫米，社會仍然說『目前還不錯』。問題不是你為何墜落，而是你選擇怎樣著陸。」
評分：4.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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