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瑪・褒曼】隨風而逝，夢中的野草莓｜朱珏瑾

作者｜朱珏瑾

盛夏午後，女孩一個人在草地上摘草莓，半滿的籃子放在她身邊。男孩熱情地跑了來，對她說大膽的情話，模樣主動得近乎無賴。後來他們接吻，籃子從女孩手中掉落，草莓撒了一地。再後來女孩哭了，不為摔壞的草莓，只為自己對愛情的背叛。以上畫面被垂垂老去的伊薩克看在眼中。這不過是他故地重遊時做的一個夢。夢中的女孩是她的初戀情人，而男孩是他表哥。在現實生活中，女孩最後嫁給了這位表哥。老年伊薩克夢中看到這一幕，是追憶嗎，是心痛嗎，是懺悔嗎。然而一切早已隨風而逝。

《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是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極重要的作品，它不僅如早一年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那樣為他贏得了巨大聲譽，也為他後來的「上帝之沉默三部曲」扎下了堅實的根。在這個基礎上，他將挖出一條在表達上更直白，也更尖銳的道路。這條路彷彿一直向下通往堅硬的地殼，挖得愈深即與上帝行得愈遠，並最終把人跟上帝之間的固有邏輯徹底扯斷。他選擇成為這個離經叛道者，因為他生命的起點是被父親及「上帝」毀掉的。

年少時的褒曼體弱多病，常尿濕衣褲及嘔吐，但他又遇見了一位極其嚴厲、總因此懲罰他的父親。父親是位牧師，身上這種慈愛與冷酷形象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成了籠罩褒曼一生的陰影。在自傳《魔燈》（Laterna Magica）中，他記述道：「一個牧師的家庭彷彿生活在一個淺盤上，避不開別人的眼光。牧師住宅必須得隨時接受教區公眾的批評和談論。」上帝在大多數人心中或許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但在幼小褒曼的世界裏，他看到的則是上帝如何讓他生活在一個冰冷的家庭，不斷受罰，再去當眾請求寬恕，更看到上帝如何用婚姻捆綁著他的父母。

回到《野草莓》，我偏愛這部電影正因為它雖有褒曼一貫與家庭疏離的冰冷，但在冷之外，你仍能看到純淨的青春，及留在夢境中的一絲甜美。「野草莓」，幾乎是褒曼對童年僅有的溫暖回憶。他出生後不久，就被帶到了瑞典達拉納省的「夏日別墅」居住，並且「在記憶中常居於此」。跟電影中出現的別墅場景一樣，那是一個「彷彿永遠是夏天的地方」。他的母親僱傭了一位年輕的女孩照顧他，女孩名叫林奈亞。褒曼寫道：「我當時六歲，特別喜歡她動人的微笑，白皙的皮膚和滿頭漂亮的紅髮。我很聽她的話，常常採集一些野草莓來討她喜歡。」林奈亞也愛帶著褒曼去游泳，每次游完後「她就用一條大浴巾把我們倆緊緊裹在一起取暖」。童年，夏天，年輕的女孩。青春的樣子就像滿地野草莓，不需要任何人照料——被摘掉，被踩壞，風一吹過，照樣會自然而然地長出來。當童年隨著成長早已變成沒有歸路的田園，「野草莓」折射出褒曼內心一種滿是生命力的希望、與父母和解的可能，讓老朽的人再次夢見自己回歸為純淨的孩子。

另一方面，錯誤的婚姻關係也常見於褒曼的作品。電影中三段婚姻——男主角伊薩克與妻子，伊薩克的兒子與兒媳，路上遇見的互相嘲諷的夫妻——無不冷冰冰且充滿了怨恨。你看不到他們之間有「野草莓的香氣」，只感受到那種腐壞的，接近死亡的氣息。反倒是路上偶遇的三個年輕人，雖然處在三角關係中，卻愛得明媚張揚。剛剛紅著臉爭論完、扭打過一架，接下來又可以歡快地摘下鮮花，唱起響亮的歌來。伊薩克的初戀曾被表哥插足搶走，婚後又遭遇妻子出軌，看上去他感情生活的失敗都是因為第三者的加入。然而這三個蹦蹦跳跳的年輕人出現在他面前，卻揭示出一件事——人與人之間並非在他者出現的那天完結，而是在彼此變得冷漠的那一刻。從那刻起，兩人的互動變成了厭惡生成器，交流只是在給對方施加刑罰，再被加倍奉還到自己身上。伊薩克這個人物帶著褒曼父親，更帶著成年後褒曼自己的影子，電影中他一再忽略掉身邊的人，也把自己永遠出賣給了孤獨。

如何回溯這冰冷的一生呢？如契訶夫所寫：「我活著的時候是孤獨的，死後也將孤獨地躺在墳墓裏」，褒曼讓老年伊薩克做了一個夢，夢裏他見到一口棺材，走近了看，棺材中仰面躺著的竟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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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自己死亡」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寫作手法。奧地利女作家伊爾莎・艾興格爾（Ilse Aichinger）有一個著名的短篇小說《鏡中故事》（德文：Spiegelgeschichte，英文可以譯為「Mirror Story」或「Story in a Mirror」），即關於一個死於墮胎手術的女人，在手術檯上重新「醒過來」的遭遇。她從鏡中看到自己被愛人強逼著去打胎，繼而一幀幀向前，看到自己懷孕、遇見所愛之人，看到無憂的童年，看到自己忘掉所有語言，回到襁褓之中，直到再次死去。人在死亡後的清醒凸顯出在世時的盲目，這種觀看充滿了無限反省和自憐的意味。伊薩克與棺材中自己的照面，就等於是從鏡中審視自己。後來他的初戀情人也舉著一面鏡子，讓他「看清自己」。人生的回溯之旅從棺材中這面無形的鏡子中展開，鏡子帶領他一路回到起點，讓他在回望中終於認清自己看似成功，實際上愛情失敗、婚姻失敗、家庭失敗的孤獨人生。此時此刻，只有最初的野草莓地是明亮溫暖的，然而一切早已隨風而逝。

《野草莓》上映幾年之後，褒曼來到瑞典法羅島——一個符合他内心深處的理想，無論外觀、色彩、情調、陽光，還是風景、河流、丘陵、樹林和石楠叢生的荒野，每一樣事物都讓他感到愉悅的地方——開始了「上帝之沉默三部曲」的拍攝，並最終在此度過餘生。島嶼，迷人又孤獨的意象，成了統領褒曼一生及其藝術世界的絕佳符號。遠離穩固的社會基礎，遠離傳統基督教框架，徹底放逐生活，在這裏，上帝終於「死了」， 褒曼說：「法羅島是我的避難所。我在這裏如在母親的子宫中一樣。」也許到這個時候，野草莓才真正重新生長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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