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樂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上）

01哲學編按：加拿大政治經濟學教授伊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是研究傳播媒介與傳播理論的先驅，對於提出「媒介即是訊息」的加拿大傳媒理論家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影響甚深。本文選自《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的同名章節，他提出任何記錄與傳播媒介都可以區分為倚重時間或倚重空間兩種，並以此為主軸，疏理西元前至十九世紀的西方媒介及文化史。

作者｜哈樂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譯者｜何道寬

克羅伯（A. L. Kroeber）教授在《文化發展的構型》（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6）中，描繪過西方文明史各個階段廣泛的文化現象。他在許多地方做了暗示，解釋文化成分的相對長處和短處，不過他沒有進行詳細的討論。我打算做一點補充，就給他當一個注腳，僅此而已。在此過程中，我準備探討一下傳播對文化特質消長的意義。傳播媒介對知識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傳播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有必要研究傳播媒介的特徵，目的是評估傳播媒介在文化背景中的影響。根據傳播媒介的特徵，某種媒介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而不適合知識在空間中的橫向傳播，尤其是該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適合運輸的時候；它也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空間中的橫向傳播，而不是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尤其是該媒介輕巧而便於運輸的時候。媒介或是倚重時間（time-biased），或是倚重空間（space-biased），其涵義是：對於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這樣或那樣的偏向。

一旦我們冒險做這樣的探討，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生活其間的文化有一定的偏向。對其他文明偏向的興趣本身就可能暗示，我們自己有偏向。我們對其他文明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些文明所用的媒介的性質。我們的了解，要看其是否能夠保存下來，或者是否能夠被發現。考古發現就是這樣的情況。黏土和石頭上的文字比莎草紙（papyrus）上的文字，能夠更加有效地保存，因為物質產品突出時間和持久性，湯因比（Arnold Toynbee）之類的文明研究往往有一種偏向：倚重宗教問題，忽視空間問題，尤其忽視行政和法律問題。現代文明和報紙廣播有密切關係，在考察其他媒介主導的其他文明時，現代文明自然有視覺偏向。我們只能敦請大家注意，我們必須始終警覺這種偏向的涵義。也許我們可以希望，考慮其他媒介對各種文明的意義，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見自己文明的偏向。無論如何，這可以使我們對自己文明的特徵抱更加謙虛的態度。也許我們可以假定，一種媒介經過長期使用之後，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有何特徵。也許我們可以說，它廣泛的滲透性創造出來的文明，最終難以保存其活力和靈活性。也許還可以說，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

埃及文明似乎受到尼羅河特性的強烈影響。由於利用定期氾濫的河水，自然就要依賴一個絕對權威的統一領導。有人說，西元前4241年，埃及人發現恒星年以後，能夠計算出新的曆法，從而避免太陰曆遭遇的困難。恒星年年曆的發現和使用，使宗教節日固定。這就促進了絕對王權的建立，也把歐西里斯（Osiris）和太陽神拉（Ra）的權威強加於人，把尼羅河和太陽的權威強加於人。君主制度在空間上成功控制了埃及以後，對萬世千秋的關注，即對時間的關注，就應運而生。永生的觀念加強了君主的地位。木乃伊的製作和金字塔的修建，成為強調時間控制的手段，同時出現的還有葬禮中的象形藝術和象形文字的雛形。君主飭令依賴的口語本身，也具有創新的有效性。墓葬中的文字使這種有效性永恆不息。這樣的裝飾演變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逐漸向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拼音文字前進。到了美尼斯王（Menes）時代（約西元前3315年），許多字元已經具有純音符的價值，而且逐漸按照拼音文字書寫。君權神授的獨裁制度，終於在西元前2850年產生了象徵絕對王權的金字塔。私有財產不復存在，一切可耕地非王土莫屬。

以石頭和象形文字為核心的知識壟斷，受到莎草紙的挑戰。這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新媒介。西元前2540年之後，國王的權威開始走下坡路。王權的衰落也許和太陽曆的發現同時發生。僧侶階級用太陽曆來克服恒星年的缺點，恒星年每年要多出一天。自此，國王的地位下降，從偉大的國王降格為太陽神拉的兒子。太陽神崇拜的主祭被推崇到主神的顯赫位置，日光城成為僧侶權力的中心。寡頭政治取代了絕對的王權。約西元前2000年之後，普通人獲准參加宗教儀式，他們也可能長生久視，可以享受政治權利了。天堂的大門和地獄的虎口同時向人打開，「一種駕馭人的桀驁不馴意願的最有力的工具」就設計成功了。莎草紙和軟管筆日益普及，僧侶書寫體和職業抄書人也同時出現。文字和思想因此而世俗化。讀書寫字普及以後，國家的行政管理隨之而延伸。這場社會革命的結果，是傳播媒介從石頭轉為莎草紙，僧侶階級地位日益重要。這就給埃及文明構成了強大的壓力，使之暴露在入侵者的鋒芒之下。這些入侵者裝備了有效的進攻性武器。西元前1660年至西元前1580年，入侵者建立的喜克索斯王朝即「牧人」王朝奪取並統治埃及。但是，埃及的文化成分促進了力量的重組，資源的調動向著驅逐入侵者的目標前進。馬的引進，輕型馬車的使用，不僅使埃及統治者趕走西克索人（Hyksos）人，而且使之征服大量的領地，建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

政治組織的拓展包容了不同種族和宗教的民族，這反映了用時間辦法解決空間問題的行政管理。於是，國王就不得不解決政權在時間上的延續問題。於是，日面（the solar disc）崇拜應運而生。這種崇拜提供的帝國宗教，表示埃及人和外族人的區別。但是，埃及沒有解決強大僧侶階級的敵視問題，所以帝國還是慢慢走向衰落，並且最終被亞述人（Assyrian）和波斯人征服。難以書寫的象形文字支撐的知識壟斷，抗拒變革的要求，終於使埃及帝國壽終正寢。莎草紙的供應充足，宗教又對文字產生保守的影響，所以象形文字維持不變。輔音符號的出現，主要是用來轉寫外國人的姓名和詞彙。口語越來越和文字脫節，儘管伊坷拉頓（Ikhlaton）曾經努力使之接近一些。

和尼羅河文明相對，兩河流域缺乏團結的必然要求，所以它一早就出現了若干個神權政治的城邦。在這些城邦裡，神廟的首席僧侶直接代表神。這些城邦的發展呈現出時間上的連續性，表現出讀寫文化的成長過程。憑藉讀書寫字，複雜的計算系統使人能夠彼此交流，後代也可以看懂這些計算系統了。黏土作為書寫的媒介，隱含著一些必然的結果。這些泥版難以運輸，有促進非集中化的傾向。潮濕的泥版上刻字比較困難，象形文字因而消失。約定俗成的符號和程式化的楔形文字模式隨之產生。和黏土刻寫相關的硬筆應運而生。這裡的語言基本上是單音節詞彙，字元的開發要滿足簡單和一致的需要，以確保分散城邦的交流。寺院財產和貿易的管理，自然要在早期文字的發展中突出數學的作用，又在以後的發展中強調抽象過程的作用。

寺廟財富的積累引起城邦之間的競爭和戰亂，因此而出現了軍事領袖和軍隊。宗教組織成功地解決了時間問題。與此相對的空間控制問題，使權力向國王的集中必不可少。對廣袤的領土進行控制，必然要求權威的委任，必然要強調法律，以抵消宗教組織的嫉妒。摧毀舊都城，建立新都城，以增加國王的名望，也是基於同樣的目的。被征服都市的神祇被放在征服者的神祇之下。蘇美爾（Sumer）帝國的最終崩潰，閃米特入（Semites）侵者的勝利──政治組織遭遇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同樣，蘇美爾帝國的文化制度在外族的統治下頑強地保留下來，也是顯而易見的。閃米特入侵者把各個城邦主神的地位重新做了安排。

巴比倫（Babylon）上升為新的都城，漢摩拉比（Hammurabi）的改革，是閃米特民族取得最後勝利的標誌。君主集權有利於宮殿建築的發展，君主們喜歡用石頭雕刻，把石頭作為銘刻的媒介，尤其喜歡把法律刻在石頭上。其意圖是建立龐大的帝國並使之協調一致。征服者的語言不能和被征服者的語言統一，但是征服者還是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字。漢摩拉比把閃米特語定為官方語言。他們說的是閃米特語，但是他們的書面語言卻是蘇美爾人的非閃米特文字。征服者的需要加速了文字的定型。「蘇美爾文字是詞本位，阿卡德文字是以音節為本位。」蘇美爾語固化為僧侶階級神聖的語言。漢摩拉比建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這個帝國有共同的成文法、共同的首都、共同的曆法。統一的度量衡促進了遼闊領土上的貿易。60進位制促進了數學的發展。這種進位元制對分數很方便，英國至今還在利用其優點。24小時計日的進位制保存至今。

在操亞利安語（Indo-Aryan languages ）的幾個民族的統治下，略有修正的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保留下來。他們的戰爭工具更加有效，尤其是戰馬和戰車。這些入侵者在西元前1740年攻陷巴比倫，統治巴比倫，直到西元前十三世紀末尾。北方地區沒有充足的書寫材料，比如黏土，雖然這些地區也建立了政治組織，但是他們找不到解決時間問題的有效辦法。西台人（Hattian）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組織嚴密、高度集權的行政機構。他們有一個強大的都城，一套四通八達的傳播系統，可是他們在西元前1150年進攻巴比倫，卻久攻不下。亞述人成功地顛覆了西台人的聯盟，把阿拉姆人（Aramean）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他們靠的是騎兵和西台人開發的鐵制工具。亞述人帝國的組織以行省為基礎，行省由總督管理，總督收繳貢賦。西元前729年巴比倫陷落，萬神殿又重新排序，亞述人的亞設神（Ashur）身居眾神之首。巴比倫的宗教和文化力量強大，所以亞述人發現它難以管理。西元前689年，亞述人毀掉巴比倫，在尼尼微（Nineveh）建立一個圖書館，來收藏蘇美爾人的文獻，試圖以此建立一個有威望的都城。他們入侵埃及，於西元前674年把埃及變成一個行省。然而，事實證明，管理兩個強大而迥異的宗教中心面臨不可逾越的障礙。西元前612年，尼尼微城就被毀掉了。

亞述帝國在擴張的過程中，征服了許多不同語言、種族和文化的民族，摧毀了阿拉姆人的城邦。亞述人大規模驅逐異族，以根除當地小規模的文化。這些政策大大地促進了貿易。西元前十二世紀，駱駝馴化之後，駱駝商旅的線路得以延伸。帝國版圖的擴大，促進了貿易和產業的發展。反過來，貿易和產業的發展又要求高效率的文字，阿拉姆文字日益加強的主流地位，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亞述帝國在擴張的過程中，征服了許多不同語言、種族和文化的民族，摧毀了阿拉姆人的城邦。亞述人大規模驅逐異族，以根除當地小規模的文化。這些政策大大地促進了貿易。西元前十二世紀，駱駝馴化之後，駱駝商旅的線路得以延伸。帝國版圖的擴大，促進了貿易和產業的發展。反過來，貿易和產業的發展又要求高效率的文字，阿拉姆文字日益加強的主流地位，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知識壟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僧侶組織的支配，受到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這類複雜文字的保護。知識壟斷阻礙了政治組織的發展。擺脫這些知識壟斷的現象，發生在巴比倫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邊緣地區。在這些地區，原始民族中新興的語言需要簡單明快的表現方式。西元前1500年之前，閃米特民族在和埃及人的接觸中，顯然在巴勒斯坦發明了一種拼音字母，然後在腓尼基（Phoenicia）海岸邊完善了這個字母表。他們從埃及人那裡得到莎草紙，又熟悉葦管筆，所以這些處在邊緣的閃米特人能夠借用埃及文字中最簡單的符號，並拋棄其中複雜的成分。喜克索斯人的入侵顯然在阿拉伯半島的北部和南部之間製造了一條壁壘，使阿拉姆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分道揚鑣。阿拉姆文字的演變和陸路貿易有關，它要一套簡明規範的字母、可以寫在羊皮紙上的字母。腓尼基文字的演變，要滿足海上貿易的需要，這和莎草紙的使用有關。腓尼基文字把人類語音分解為代表22個輔音的基本成分。

靈活的字母表有利於貿易的發展，促進了腓尼基商貿中心的興起，如此，依靠獨特語言的一些小國應運而生。西元前1200年之後，巴勒斯坦地區說的話可能是希伯來語（Hebrew）。口頭傳統有了文字記錄，而且埃及人對文字神聖的強調也反映在希伯來人留下的文獻中。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重視雕塑，這反映在希伯來人對偶像的禁止中。於是，文字取代了雕像。對文字抽象的專注，為血緣關係走向普世道德鋪平了道路，為反對絕對王權的先知鋪平了道路，也為強調一神教鋪平了道路。法律被收集起來，編制成法典。《舊約》之類的文獻紮根，開花。亞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搗毀了地方上的聖所，西元前621年之後，他強調耶路撒冷是唯一的聖所。亞述帝國陷落之後，巴比倫人開疆辟土，於西元前586年奪取了耶路撒冷。

波斯人佔有長弓長矛這類新武器的優勢，還有改良後的拼音字母的優勢，他們迅速建立了一個取代亞述帝國的波斯帝國。在僧侶的支持下，居魯士（Cyrus I）于西元前536年成為巴比倫國王。西元前525年，其子岡比西斯（Cambyses）又把埃及併入波斯帝國的版圖。亞述人統治兩個風格迥異的宗教中心所遭遇的困難，由波斯人繼承下來。但是，他們採用寬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些困難。他們容許臣服的民族保留自己的神祇和宗教。西元前539年，猶太人從巴比倫囚徒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猶大城（Judah）成為一個有效的宗教組織的中心。波斯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行政系統，其基礎是一個道路網和一個郵路網。他們用驛馬維持地方和首都之間的通訊聯繫。帝國劃分為三個總督轄區，每區由三位官員治理，總督、都督、國務秘書各一位。三人各自為政，直接向都城和國王負責，由國王任命。然而，國王集權的體制很快就產生了一個行政能力的問題，一個連續性即時間的問題。管理巴比倫、埃及和耶路撒冷等頑強的宗教中心有問題，管理帝國邊緣的民族比如希臘人也有問題，這些因素都增加了帝國千秋萬代的困難。亞歷山大引進新戰術，在西元前333年和前331年的決定性戰役中取得勝利，推翻了波斯帝國的統治。這些東方帝國把遼闊的地區組織起來，成功地解決了領土問題，但是它們不能夠解決長治久安的問題和千秋萬代的問題。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著力於空間上的控制，然而，面對巴比倫和埃及這些地區的宗教壟斷，它們並不能解決時間的問題。

地中海北岸的希臘人接受了腓尼基-閃米特人輔音型的字母表，和小亞細亞的操亞利安語言的民族不同，他們沒有受到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的全面影響。不得不跨越海洋的實際情況，使他們能選擇對自己重要的文化特質，並拒絕其他的文化特質。由於沒有文字，他們積累了強有力的口頭傳統，而且善辯。他們辯論的中心，是北方來的王朝何以能夠征服其他民族。《荷馬史詩》（Homeric Hymns）這個代代相傳的朗誦吟唱作品，反映了一代又一代聽眾的需要。這個強大的口頭傳統，修正了腓尼基人的輔音型字母表，使之適合希臘人自己的需要。希臘人把24個字母中的5個字母用來表現母音。母音和輔音同等重要，所以每個詞裡都要使用母音字母。他們的書面語成為適應口頭傳統需要的工具，字母表的使用意味著對語音而不是對視覺的關注，對耳朵而不是對眼睛的關注。以前的幾個帝國建立在以視覺為基礎的傳播之上。與此相對，希臘的政治組織著重的是口頭討論。希臘免於受文字崇拜問題的困擾，東方的帝國卻被它搞得很尷尬。在希臘，文字的引進大概拖延到西元前七世紀初。大量而經常從埃及得到莎草紙有困難，石頭用作媒介又有局限性──這些因素相加的結果，是保護了希臘人的口語傳統。他們沒有浪費精力去學習第二語言，圍繞複雜的文字，是無法建立知識壟斷的。

口頭傳統及其活力在希臘文明中至關重要。這個傳統對西方後來的歷史產生影響，這是顯而易見的。口頭傳統的影響如此深重，以至於產生這樣的後果：凡是參與了這個傳統的歐洲人，都不能夠客觀地看待這個傳統。文字和印刷對現代文明的衝擊，對於理解以這個傳統為基礎的文明來說，是增加了困難。也許，我們可以引用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的一句話，從中得到一些滿足。他說：「進步永遠是在發展希臘人的構想中產生的。」

口頭傳統的強大，在《荷馬史詩》中表露無遺。六音步詩能夠靈活地表達各種內容，這個韻律中的口頭傳統，也是顯而易見的。赫西俄德（Hesiod）的詩歌與荷馬的詩歌形成強烈的反差。他的詩歌促進了個人與行吟詩人的決裂。他發展了挽歌抑揚格（iamb）的形式，用以滿足人們更加敏感的追求。西元前七至六世紀，埃及的莎草紙傳入希臘，里拉琴（lyre）問世，職業行吟詩人的地位因此而削弱，抒情詩歌的大發展令人矚目。

口頭傳統的強大不僅使字母表適應其需要，而且使希臘人借用的文明得到適當的修正。《荷馬史詩》中的神祇被賦予了人形。對自然和科學的關注取代了超自然力。愛奧尼亞哲學家拒絕了詞語含有創造力的觀念。希伯來人的「上帝雲」不再是創造的標誌。西元前747年，擅長占星術的迦勒底人發明了準確的紀年體系。這就促進了對週期性天象的研究。西元前585年5月28日，泰勒斯（Thales）預測到日食。迦勒底人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奧林匹亞人的傳統認為，神和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這個傳統突出了空間觀念，以後又促進了幾何學的發展。幾何學主宰的自然科學所關注的，是事物的內部屬性，而不是其外部關係。

希臘生活對幾何學和空間關係的關注，在他們殖民的過程中得到強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關心土地，執著地尋找土地。這個關注的弊端十分顯著，其根源就是土地的壟斷。西元前七世紀，殖民地和雅典的成文法都得到了發展。這就給債務人構成了沉重的負擔。但是，口頭傳統的力量仍然是顯而易見的。希臘人尋求獲得自由的手段，其結果非常有效。個人的成就之所以可能，其原因就在這裡。德拉古（Draco）、梭倫（Solon）、克萊塞尼茲（Cleisthenes）等人建立了一套能夠適應不斷調整的機制。根據愛奧尼亞人的傳統，梭侖尋求普世的真理。他相信，違背公正必然要擾亂公眾的生活。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於是，權威的根基就被摧毀了。房子旁邊銘刻著債權人權利的石頭，被推倒摧毀了。這就避免了奴役他人勞動的破壞性力量。梭倫發現民主的秘密在於，「在全體民眾中生長出來的法律」。

貿易對土地而言日益重要，梭倫改革就是其反映。但是隨著一個商業階級的興起，隨著西元前六世紀僭主（tyrant）的興起，這些改革之不足，又暴露無遺。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崇拜，抵消了太陽神阿波羅崇拜和愛奧尼亞人的哲學。僭主鼓勵藝術。西元前537年，他們搜集了許多神諭，以抗衡特爾斐阿波羅神廟的威望。貿易增長，人們對金錢日益關注。這說明，對幾何學和空間關係的興趣是有局限的，對算術和時間的興趣是有必要的。關於空間的外在關係的學說，涉及非連續的關係，它忽略了連續性的重要意義。酒神崇拜後來有所修正，東方傳入的密特拉教（Mithraism）對它有一些影響。神秘的奧斐士教的復活，對酒神崇拜也有影響。稍後，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提出了數論而不是幾何學理論。由於這些時空觀念的發展，酒神崇拜和太陽神崇拜的妥協就可以實現了。這就為推翻僭主和克萊塞尼茲的改革開闢了道路。梭倫關注的問題主要是與土地、空間和幾何有關的問題，相反，克萊塞尼茲關注的問題主要是與貿易、時間和算術有關的問題。克萊塞尼茲從貴族的手裡拯救了對時間的控制，他採用了太陽曆，用太陽曆來管理議事會定期輪流選舉的制度。於是城邦就取代了家族國家。

口頭傳統的有效作用在國家的發展中表現出來。希臘人成功地阻止了波斯帝國的擴張。到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文化蓬勃發展。從米利都來的愛奧尼亞難民，有力地刺激了哲學思辨。品達（Pindar）完善了酒神儀式和合唱抒情詩，為戲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歐裡庇得斯（Euripides）的筆下，戲劇取得長足的進步。到了西元前五世紀下半葉，寫作開始侵蝕口頭傳統。尼采指出，音樂的意義是個體在歡樂的音樂中消解，他又指出音樂對悲劇的意義。先是音樂精神的消失，接著就是悲劇的衰落。法律越來越多，這反映了人們對散文的興趣。伯羅奔尼薩（Peloponnesian War）斯戰爭開始以後，散文文學迅速增長。到歐裡庇得斯的時代，人們已經在大量閱讀劇本。到西元前五世紀末，牛耕式的轉行書寫法已經被放棄，書寫法改成從左到右。雅典人採用了愛奧尼亞人的拼音字母。他們還編制了法典，把許多律法重新出版。

雅典文獻的增加使希臘人產生分化，加重了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分歧。雅典帝國無力對付分歧的文化產生的緊張關係。雅典的法庭無法逃避偏愛民主國家的指控。國家之間的合作提出了雅典帝國不能滿足的要求。結果是戰爭爆發，雅典戰敗。

西元前四世紀，柏拉圖試圖用蘇格拉底對話的形式，來拯救希臘文化的殘餘。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蘇格拉底的對話處於散文和詩歌之間。在第七封書簡中，蘇格拉底說：「沒有一位有理智的人，膽敢把他理性思考過的東西轉換成語言，尤其不敢把它轉換成一種不可改變的形式──凡是文字表現的東西都是不可改變的。」亞里士多德對科學的興趣是以散文的形式反映出來的。但是，亞里士多德或柏拉圖都沒有想到，圖書館對於城邦是必需之物。意味深長的是，後來在西元前335年，亞里士多德還是建立了一座圖書館，另一座圖書館開館於西元前330年。文字傳統使口頭傳統的活力走到盡頭。用尼采的話來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問題，容許人人讀書，不僅會糟蹋寫作，而且會糟蹋思想。」

口頭傳統為希臘的文化活動提供了社會環境，這個作用對西方的歷史具有重大的意義，對羅馬的歷史具有現實的意義。希臘文化成功地解決了時間問題和空間問題，這對羅馬文化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喚醒了羅馬本土的力量。在西元前六世紀的後期，希臘神話和建築引進了羅馬。希臘為改革而作的鬥爭，以德拉古、梭倫和克萊塞尼茲的著作而告終。以後在羅馬，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十人團（decemvir）在西元前451年和西元前450年制定的「十二銅表法」（Twelve Tables），使平民的權力日益增長。西元前253年，一位平民出任祭司長──這就是改革的圓滿結局。

（未完待續）

選自《傳播的偏向》，哈羅德．伊尼斯著，何道寬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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