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o Esposito ｜《歐洲哲學》導論（上）
一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歐洲哲學》
如果的確如黑格爾所說，一旦「人類生活中的統一的力量消失不見，對立的各方失去了他們的生活關係和互動」，就會需要哲學，那麼對於歐洲來說，最需要的莫過於是哲學。在「歐盟」的名義下，不會經歷分崩離析的巨大風險，除非彼此獨立的對立各方不希望在一個有意義的關係下，讓大家團結起來。歐盟並不是在彼此求同存異而相互關聯，它的各個成員消散在毫無關係的多元性當中，這種多元性甚至缺少建設性的衝突力量。分裂的不僅僅影響是各個成員國，而且還有某種更深層的東西，某種讓大家團結在一起的誘因——彷彿歐洲的現實已經徹底地遠離了其目標，墮落為一個純粹地理學的事實。在世界新秩序下，當一切都呼喚著一個強大的歐洲一極，歐洲似乎不僅缺少可被認同的實體，甚至也缺乏靈魂。因此或許可以說，不僅歐洲內部四分五裂，歐洲與自身也分離了——遠離了歐洲應當具有的意義。其成員國的利益，更不用說它們彼此的價值觀，都找不到任何互相妥協的位置，甚至找不到讓彼此分裂的清晰界限。它們以非常慵懶的方式分道揚鑣，在混沌無序和冷漠不語之間徘徊不前。沒有一個大問題讓人們可以觸及到其核心——從經濟蕭條正在糜爛的傷口，到逐漸增加的移民潮壓力，再到史無前例的恐怖主義威脅——這些問題產生了一個共同的回應，而政治本身遭到越來越多公民的拒斥。唯有當一種高規格的政治形態——尼采稱之為「大政治」——能夠回應對我們造成壓力的經濟上、社會上及軍事上的挑戰，所有這些問題才能一次被解決。由於各個成員國在根源上有著無法消除的差異，經濟統一體就會讓步於這個根源，而缺少政治上的聯合就會讓歐洲無法抵禦其敵人的死亡威脅。
這個困局正好可以為哲學反思開啟新的空間——這並不是因為哲學反思可以輕易而舉地解決各種高度複雜的問題，而是因為在世界舞台急劇變化的時代裡，相比於其他話語，哲學可以事先認識到各種事件的走向。在某些情況下，唯有在巨大歷史時代的黃昏時刻，哲學才能澄清一個時代的輪廓，即使這個時代之前已經被概括為一個固定化的形象。當然，我們可以通過社會科學、經濟科學和政治科學來認識一場危機的各個側面。但是，當所有的參照點都處於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的變化過程中，那麼唯有哲學可以將它們理解為一個整體。當所有的道路都似乎行不通，唯有哲學具有其他學科所缺乏的創造力，而其他學科更多地指向過去，如歷史學；或者沒有太多深度，如政治科學。這樣，當從經濟方面對歐洲的思考不再充分，為歐洲思考一個政治秩序亦似乎十分荒謬，或許唯一還通暢的道路，就是被思想開鑿出來的道路。
那麼，對於解釋歐洲狀況，無論多麼健全的分析工具，都是來自於哲學研究所開啟與創造的工作空間。在諸多古老的哲學—政治詞彙和懷疑論的守夜人之中，我所指的是在過去二十年裡，由法國和義大利發展出並在全世界廣為流傳的生命政治範式。因為若然沒有充分的警惕，而將長期以來我們所經歷的過程視為一場純粹的經濟危機——這直接牽扯到歐盟的政治體制——那這場危機就會進而變成更劇烈的生命政治的危機。無論是活的還是死的身體，數量都逐漸增多，在一段時間裡，從地中海地區流向南歐的海岸，與此同時來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襲擊，這些都代表著這個轉捩點的量級和迫切程度。早前震動歐洲諸國的金融地震，迫使所有人都降低到純粹生存的層面上，同時預示著即將來臨的事件走向。與此同時，歐盟無法將個別成員國喪失的主權融入其機制，這很清楚地說明了，「歐盟」這個概念已經無法表現在一個體制下發生的一切，迄今為止，這個體制除了債務之外，並無任何「主權」。
宏大的移民潮與歐洲格格不入，一方面街巷上已經爆發了鬥爭，另一方面這標誌著幾年前還無法想像的一個質的飛躍。很明顯，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要將這些史無前例的事件一併思考——也就是說，需要把它們關聯起來，逐一釐清。我們很快發現，它們純粹是我們難以想像的東西，因為這些事件完全不同於從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一切：歐洲人口的相對主導地位、在歐洲邊界內部沒有戰爭。突然，彷彿一個簾幕被扯碎了，向我們展現歐洲人民慢慢察覺到的景象，現在它已經赤裸裸並一覽無餘地擺在震驚的歐洲人面前。一種委婉的說法是「人道主義突發事件」，它表達了一個結構性震動的特性，並註定要通過其人口組成來改變歐盟的性質。或許從二戰以來，歐洲政府第一次面對如此龐大的移民群，他們做出的選擇直接讓政治關聯於數百萬人的生物性生命：他們因戰爭與饑饉而離鄉別井。無需誇大關於他們命運這終極問題的重要性，他們要麼苟且偷生，要麼悄然逝去。我們所謂的「歐洲」，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也依賴於它如何回應這種激進的選擇。恐怖主義的襲擊敞開了一個正在潰爛的傷口，而它正讓歐洲以及我們文明根基的未來變得撲朔迷離。無需多想，以爆炸為主要形式的死亡已經成為政治場景的中心，血洗歐洲的街頭。在政治生命與生物學生命直接關聯之處，歐洲大陸的命運已經在游離不定的邊界上（這個邊界將肯定性的生命政治與不知道多大比例的死亡政治危機區別開來）被展現出來了，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甚麼分別。這些都是世界範圍的哲學討論最中心的主要範疇，這一說法進一步證明了我們已經說過的東西。哲學和危機彼此映射，為了理解一方，就必須將另一方作為透鏡。
二
哲學正正亦曾是把握1920年代其他歐洲危機之「形而上學」命運的唯一可行方法，這當然並非巧合。 從這個看法的激進性和力量上看，胡塞爾與海德格（只需要提最響亮的名字）對危機的分析，是其他方法（不論是社會學方法、經濟學方法還是政治學方法）無法與之相媲美的。這並不意味著當代哲學研究可以追溯他們的運動，或者延續他們的立場。相反，本書堅持一種一刀兩斷式的斷裂，這種斷裂不僅將今天的歐洲思想，而且將早先的戰後思想，都與那場知識事件切斷開來，我們不再認可那場事件的預設和結果。相反，有人或許會說，唯有當歐洲危機及其後續的影響的哲學最終消逝了，才能開啟一個新的思想時代，這個時代可以將全球化世界向歐洲提出的各種問題關聯起來。讓我們拋棄那種哲學的東西，不僅僅是拋棄它的內容（其內容很久以前就已經乾涸了），就是劃定它範圍的空間——一個完全局限於歐洲區域的空間。
本書的副標題（「From the Outside」）打破了這個坐井觀天式態度，即將歐洲哲學與其「外部」聯繫起來。思想與外部的關係就是本書的研究物件，也是本書所描繪的理論框架。此外，當研究物件是一個如何看待那些不再是當下各種事件表徵的事物時，就需要從外部來思考問題。本書中提出的觀點是，正是由於缺少這些關注，讓二十世紀早期的歐洲哲學踟躕不前，陷入僵局。這種自我迷戀式的看法讓歐洲無法理解外面發生了甚麼，與之相伴隨的因果關係的顛倒。歷史和政治領域對哲學的影響——不可逆轉的歐洲中心——反而被理解為一個世紀以前的哲學危機的結果。胡塞爾關於歐洲危機的討論，淋漓盡致地表達了這種觀點，但在所有偉大的時代哲學中，它總是以各種腔調引起波瀾。我們知道，哲學家自然而然地認為，歐洲與哲學之間具有同構關係，哲學的危機自然也會引發歐洲危機，所以只有治療好哲學危機，另一方的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如果在那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海德格、胡塞爾、奧爾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本達（Julien Benda）、瓦萊里（Paul Valéry）之間有甚麼交集的話，那就恰恰是以下命題：由於撼動歐洲的危機在本質上是形而上學的危機，最明顯的指向是虛無主義，唯一處置這場危機的方法就是你在引發這場危機的哲學中來治好它。因為那種哲學的問題在於，可以恢復諸多業已喪失很久，流落在外的根基。唯有恢復與古希臘根源的關係，回溯到它本身，歐洲精神才能免於解體力量的威脅，這種威脅來自於外部，最終也是以外部來界定它們自己。
有人認為，二戰爆發時歐洲哲學正是由於擺脫了這種配置（dispositif），才能得到復興，這種觀念在表面上時悖謬的。然而，在達到這一點之前，必須注意的是我們所談的危機哲學並未把歐洲思想當成一個整體。有另一種不同的哲學譜系與之隨行，並與之對立：儘管該譜系在其範圍內，但這種傳統是從外部來看歐洲的，從根本上挑戰了歐洲流行的自我表徵。在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尼采、帕托卡（Jan Patočka）這些名字下，他們引領的聲音證明了一個平行於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等人的歐洲中心論的譜系的存在，而與之沒有絲毫交集。它的特徵是有一個指向外部的張力，打破了危機的佈局，以及它的預設——並不是因為它否定了危機的存在，而是因為他們將危機視作一個源頭，而不是一個特殊時代裡的事件；正如荷爾德林所說，兩極的衝突構成了所有統一——並不是真的這樣，很明顯，因為統一總是能描繪出它自己的各種差異。荷爾德林在寫給朋友博倫多夫（Bohlendorff）的一封信中，他表達了這個激進觀點，即不可仿效古希臘人，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完全不同，而且也因為跟我們一樣，他們並不具有一個讓其成長的獨立特徵。從一開始，它就在與其他與之交匯的各種文化之關係的影響下成長，古希臘精神充滿著兩個對立原則的衝突，我們稱之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對於尼采來說，如果歐洲從一開始就在內部傳承著某種東西，那麼也是在宗教、政治和社會根基上的將其撕成碎片的各種衝突。在荷爾德林那裡，是現代性與古典主義之間的鴻溝，而在尼采這裡，乾脆是所有歐洲價值結成的一道深淵。他付諸實踐的譜系學方法，建立在一個無法追溯的真正的起源之上，後來被危機哲學家用目的論範式將其砸得粉碎。但與此同時，它給出了一個預想，即如果不關注自身的成就，它就會面對一個不按照它的利益來管制的世界，那麼歐洲就會淪為「西亞半島」（western peninsula of Asia）。唯有從外部來看自己，「良善的歐洲人」才會超越他們的原型，摒棄那些讓他們陷入萬劫不復深淵邊緣的狹隘民族主義。
帕托卡從他的去中心化立場來給出這種診斷，他注意到唯有在一系列戰爭、暴力與排外（歐洲借此來認識自己）之後，才能讓另一個歐洲從其中崛起，他稱之為「後－歐洲」（post-Europe）。在持續三十年的哲學研究中，作為一個極權主義的見證者和受害者，帕托卡將歐洲危機的發生放置在普世主義的矯飾與民族主義的陣地之間敞開的裂縫之中。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退卻到尼采所謂的「消極的虛無主義」無助途徑之下的危機中。除非滿足兩個條件，否則我們根本沒有出路：面對窮途末路的歷史，要絕對地停下來；徹底地解釋其最內核的缺憾。唯有記住過去，並承擔面對未來的責任，我們才能建立起後歐洲人的前提條件，他們才能重新掌握由於理性之光造成的盲目，被歐洲背棄的普世價值。
三
在美國流亡期間，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寫作的《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所表達的激進觀念與這種觀點不謀而合。這進一步肯定了這個事實，為了向世界再說一遍，歐洲哲學必須找到一條通向其理論和地理圈子的外部的道路，而危機已經封閉了這些道路。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取得的全世界範圍內成功，對於這個現象給出了一個不錯的看法。這個時代有某種東西超越了所有特殊生活的歷史，超越了所有悲劇性的事件，觸及到哲學工作最深刻的肌理。正如我說過，儘管與祖國關係密切，但哲學思想同樣需要消除地域之見，來接收動量和呼吸：外部總是照亮著內部，而絕不是反過來。正如美國是由最優秀的歐洲知識份子來解讀的——從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到鄂蘭（Hannah Arendt），還有韋伯和葛蘭西——歐洲的災難都是通過大西洋另一側來從各個方位重構的。
但是，阿多諾、霍克海默、馬庫色被迫背井離鄉，他們不只是挪動了一個地方。這徹底地改變了大陸哲學本身的內容。我指的不僅僅是社會研究所在經濟學、政治學、精神分析和藝術方面的研究異軍突起，他們將這些研究十分恰當地定義為「社會」研究；我指的也是這些材料對哲學實踐本身產生的突破性的影響，如今它已經擺脫了自我指涉的趨勢，在表面上被其「外部」所穿透。對於這些思想家來說，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放棄他們的理論特質，尤其是阿多諾將這種理論發揮到了語義複雜性的極限。而這恰恰意味著他們超越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來面對概念與時代的關係，而不墜入馬克思主義學究主義。奠基之謎——這讓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Dialettica negativa）中花了非常多的篇幅來談這個問題，在字面上是難以理解的——就是希望表達出，在哲學上有甚麼東西位於哲學的外部。哲學工作如何與它所並不包含的東西（因為在它的外部）相關聯？阿多諾用了一種二十世紀很少見的激進主義，用一個傾向於驅逐的詞語來提出外部的固有本質問題。
這就是其思想的難以異化的否定特質的來源，它處在這樣一個邊界上，它在與真實相關聯的同時也與真實分離。對於哲學來說，為了打破其獨立的語言，就必須將真實引入自身之中，這樣包含了位於它自身範圍外部的東西。但是，為了能夠批判與之共存的現實，它就必須讓自身外在於現實，然後超越現實。正因為如此，批判理論的要領就在於現實主義和超越性之間的自律關係。哲學必須原理它身處其中的同一性的真實，在既存的一切事物的總體性上，開啟一道裂縫。但是，為了在不可言說的極限處達到這個效果，就必須不斷地用否定性詞語來言說，而不要讓它們滑入到肯定性當中——正如黑格爾最終所做的那樣，他最終用否定來達到調和。黑格爾也是一種外部思想，但是用一種內在化的邏輯形式表達的，因此，就消解了外部。由於否定忠實於自身，表達它的矛盾也必然與它自己相矛盾。唯有這個概念具有非概念的內涵，將非同一性引入同一性時，這才是可能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阿多諾的計畫是故意地走向失敗的。當同一個概念語言的使用堵塞了所有的出路時，哲學就必須開創一個外部。還有，極端的否定給出了遙遠的可能性的微光，那個令人嚮往的世界可能會降臨，儘管這個世界此前從未存在過。
* 節錄自《A Philosophy for Europe: From the Outside》導論，羅伯托．埃斯波西托著，Polity 出版社，2018年。
轉載自激進陣線聯萌
《01哲學》，哲學入門，深入淺出，更好地理解，更好的邏輯。
立即下載《香港01》App：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