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中）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
翻譯｜蘇子瀅
原創｜澎湃思想市場
身份的勝利
1960年代，世界上發達的自由民主制國家爆發了強有力的新社會運動。美國民權活動人士要求美國踐行《獨立宣言》中承諾的、內戰後寫入美國憲法的平等。隨後的女權運動也是要為婦女爭取平等待遇，該運動激發了大量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也受到了這個過程的影響。一場同步展開的社會革命打破了性別和家庭的傳統規範，環境運動重塑了人們對自然的態度。隨後的幾年內，我們看到了維護殘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同性戀男女以及變性人的權利的新社會運動。但儘管法律有所變化，邊緣群體獲得了更多機會和更有力的法律保護，每個群體在行為、表現、財富、傳統和習俗方面依然各不相同；偏見和偏執在人群中依然普遍；少數群體依然要繼續應付歧視、偏見、不被尊重和關注的負擔。
這種狀況向每個邊緣群體呈現了一個選擇：它可以要求社會像對待主流群體成員那樣對待它，或者它可以為其成員堅持另外一種的身份，並要求人們尊重他們與主流社會的差異。後一種策略逐漸佔據了上風：馬丁·路德·金早期的民權運動要求美國社會以對待白人的方式對待黑人。但到了1960年代末，出現了黑豹黨（Black Panthers）和伊斯蘭國度（Nation of Islam）等組織，它們認為黑人有自己的傳統和意識；在它們看來，黑人應當為自己的身份而驕傲，而不是遵從社會想讓他們成為的樣子。它們論證說，美國黑人真實的自我與白人不同；黑人是由在白人主導、充滿敵意的社會中長大的獨特經歷塑造的。這種經歷充滿了暴力、種族主義與污蔑，是在其他環境下長大的人不能理解的。
如今的黑人生命平權運動繼續討論了這些話題；該運動始於為員警暴力的個別受害者伸張正義的要求，但很快便擴展為讓人們更深入地瞭解美國黑人日常生活的性質的努力。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等作家把當今員警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與奴隸制和私刑的漫長歷史聯繫到了一起，他們認為這段歷史是構成了黑人和白人間不可逾越的理解鴻溝的一部分。
女權運動內部也出現了類似的轉變。主流女權運動的要求原本側重於婦女在就業、教育、法庭訴訟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但從一開始，女權主義思想的一條重要脈絡便指出，女性的意識和生活體驗與男性有根本的不同，並認為女權運動的目的不該只是鼓勵女性像男性那樣做事和思考。
其他社會運動也很快抓住了生活經驗對他們鬥爭的重要性。邊緣化群體越來越不僅要求法律和機構把他們和主流群體平等對待，還要求更廣泛的社會承認、甚至讚美那些使他們區別與主流群體的內在差異。「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一詞——原本只指多元社會的一種特點——成了一個政治計畫的標籤，該計畫平等地重視各種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經驗，有時會通過引人關注那些過去被忽視或低估的文化來實現這一點。這種多元文化主義最初關注的較大的文化群體，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或者非裔美國人。但很快它便成了這樣一種圖景：社會分裂成許多有著不同經歷的小群體，以及一些由不同形式的歧視共同規定的群體——比如有色人種的婦女，她們的生活不能單從種族或性別的角度來理解。
隨著制定能帶來大規模社會經濟變革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困難，左翼開始接受多元文化主義。到了1980年代，整個發達世界的進步團體都面臨著生存危機。本世紀上半葉的激進左翼，從根本上接受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激進平等主義的願景；社會民主左派的議程有不同：它接受自由民主制，但試圖擴大國家福利，讓社會保障遍及更多的人。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都希望通過國家權力、財富再分配和讓每個公民都有機會獲得社會服務的方式，促進社會經濟平等。
隨著二十世紀結束，這一戰略的缺陷凸顯了出來。馬克思主義者被迫對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實現了工業化的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變得更富有，開始融入中產階級。革命和廢除私有財產已經不在考慮範圍內了。社會民主黨左翼也陷入了死胡同，它不斷擴大福利國家的目標在動盪不安的七十年代遭遇財政拮据的現實。當時政府的反應是印鈔票，這導致了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再分配項目則扭曲地刺激人減少工作、儲蓄和創業，反過來又縮小了整體經濟體的規模。儘管人們雄心勃勃地試圖消除不平等，例如美國總統林登·詹森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倡議，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社會民主黨被迫與資本主義講和。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左翼在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方面的志向的削弱，和它對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義的接受匯合了。左翼的特徵依然是它對平等的激情——「平等激情」，但它的議程從早先對工人階級的強調轉向了日益擴大的少數邊緣群體的要求。許多社會活動者開始把傳統工人階級和工會看做特權階層，認為它們對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困境缺乏同情。他們試圖擴大一系列的群體的權利，而不是改善個體的經濟狀況。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工人階級被拋棄了。
從左翼到右翼
左翼對身份政治的擁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群體的生活經驗不同，往往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決這些群體的問題；局外人常常意識不到他們的行為會對這些群體造成傷害，許多男性在MeToo運動揭露性騷擾和性侵犯後意識到了這一點。身份政治旨在改變文化和行為，這也為許多人帶來實際的物質利益。
身份政治通過把焦點轉向更狹義的不公正的經驗，使文化規範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促成了一系列對許多人都有好處的具體的公共政策。儘管員警暴力依然存在，黑人生命平權運動的確使美國各地的員警部門對他們對待少數人種的方式更自知了。MeToo運動拓寬了大眾對性侵犯的理解，並引發了一場有關現有刑法在這方面的缺陷的重要討論。它最重要的影響或許是對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場所的互動方式的改變。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並沒有錯，它是對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應。不過，身份政治關注文化問題的傾向，轉移了進步人士對一些問題展開因素思考的精力和注意力——即該如何扭轉近30年來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社會經濟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爭論文化問題遠比改變政策更容易，讓女性和少數群體作者進入大學課堂比增加收入、擴展象牙塔之外的女性和少數群體的機會更容易。此外，最近身份政治運動的重點選區，如矽谷女性高管和好萊塢女明星，都處在收入分配的頂端。幫助她們進一步實現平等是件好事，但這對於解決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和其他人之間懸殊差距卻沒有甚麼幫助。
如今的左翼身份政治也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更大的群體上轉移開了，那些人嚴重的問題被忽視了。直到不久前，左翼社會活動者對日益加劇的阿片類藥物問題，或者在美國農村貧困的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孩子的命運幾乎甚麼也說。民主黨也沒有給出任何有雄心的策略，來處理與自動化發展相伴的大量失業風險，以及技術可能給所有美國人帶來的收入差距。
不僅如此，左翼的身份政治也對言論自由和維持民主所需的理性話語構成了威脅。自由民主國家致力於確保人們在思想市場（尤其是政治領域）中甚麼都能說的權利。但對身份的過分關注與公民對話的需要產生了衝突。身份群體對生活體驗的關注，使得內在自我的情感世界優先於對外部世界問題的理性審視，它更看重發自內心的觀點，而不是理性的商議過程——這一過程可能會迫使人放棄之前的觀點。某個主張冒犯了某人的自我價值感的事實，經常被當做貶低發表主張的個體、讓他閉嘴的理由。
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對身份政治的依賴也有缺陷。目前美國政治體系的失衡和衰退也與極端且日益擴大的兩極分化有關，這使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了在邊緣上的試探（exercise in brinkmanship）。這主要是右翼的問題，正如政治科學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和諾曼·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指出的，共和黨轉向極右的速度比民主黨轉向相反方向的速度要快得多；但雙方都已經離開了中間選民。關注身份問題的左翼活動家很少能代表全體選民，事實上，他們的擔憂往往使他們與疏遠主流選民疏遠。
政治科學家諾曼·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
不過，左翼目前踐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一點，或許在於它也激發了右翼的身份政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左翼對政治正確性的擁護——這是一種使人們在公開表達自己的信仰或意見時，不得不擔心招致道德羞辱的社會規範。任何社會中都有一些與社會基本的合法性理念背道而馳的觀點，它們是公共話語的禁區，但人們很難跟上新身份的不斷發現，以及可被接受的言論的基礎的不斷變化。在一個高度應和群體尊嚴的社會中，新的界限會不斷出現，之前還可被接受的說話、表達方式會變成冒犯。比如，如今某些場合下只使用「他」或「她」可能被解讀為沒有考慮雙性人或變性人的標誌。這些言論並不會威脅到基本的民主原則，而是對某些群體的尊嚴構成了挑戰，表明對他們的鬥爭缺乏認識或同情。
事實上，左翼一方也只有少數作家、藝術家、學生和知識份子支持最極端的政治正確性，但這些個例被保守的媒體選取出來，作為整個左翼的代表。這或許能解釋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一個不同尋常的方面——特朗普在核心支持者群體中很受歡迎，而他的行為如果放在更早的時代，註定會使他競選失敗。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嘲笑了一名記者的身體殘疾、把墨西哥人描述為強姦犯和罪犯，在一段錄音還曾吹噓過他猥褻婦女的事情。這些言論與其說是對政治正確的違背，不如說是違背了基本的正派準則，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同意這些言論，還有特朗普其他語出驚人的言論。但在許多美國人都認為公眾言論被過度監管了的情況下，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會欣賞他沒有被輿論壓力嚇住、而避免冒犯這一點。在一個被政治正確形塑的時代，特朗普體現了一種真實性，這是許多美國人都欽佩的：他或許有惡意的、偏執的、不像個總統，但他至少敢說出自己的想法。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體現出的並不是對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絕，而是反映了右翼對身份政治的接受。特朗普的很多白人工人階級支持者都感到他們被精英階層忽視了。生活在農村的人——他們不僅是美國的、也是許多歐洲國家民粹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往往認為他們的價值遭到了世界主義的城市精英的威脅。儘管他們屬於主導的種族，許多白人工人階級卻感到自己受了傷害、被邊緣化了。這種情緒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這種身份政治表現為明顯的種族主義 - 白人民族主義。
特朗普直接推進了這一進程。他從房地產大亨和電視真人秀明星向政治競選者的轉型，是在他在成為種族主義「出生地陰謀論」（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即懷疑奧巴馬出任總統的資格——最著名的推動者之後開始的。作為總統候選人，當他被問及前三K党領袖大衛·杜克（David Duke）對他的支持這件事時，回避了問題，他還抱怨說，監督有關特朗普大學一案的美國聯邦法官對他「不公平」，因為這名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在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白人民族主義者舉行暴力集會——一名白人民族主義者殺害了一名反示威者——後，特朗普斷言說「雙方都有很好的人」。他花了很長時間把黑人運動員和名人挑出來進行批判，也樂於利用人們對拆除邦聯領袖紀念雕像的憤怒。
美國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義從邊緣走向了幾乎是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義的支持者抱怨說，儘管人們在政治上可以接受談論黑人權利、婦女權利或同性戀權利，但要想提倡美國白人的權利，就不得不被冠上種族主義的標籤。左翼的身份政治實踐者會爭論說右翼對身份的強調是不合法的，不能同少數族裔、婦女和其他邊緣群體放在同一個道德層面上，因為他們體現的是歷史上享有特權的群體的觀點。這顯然沒錯——保守派過度誇大了少數群體獲得優勢的程度，正如他們也誇大了政治正確限制言論自由的程度一樣。許多邊緣群體的現狀仍未改變：非裔美國人繼續遭受員警暴力，婦女仍然被強姦和騷擾。
然而我們也要注意到，右翼是如何從左翼那裡借來這套語言和框架的：白人正遭受傷害，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被社會中其他人忽視了，造成了這種狀況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尤其是媒體和政治體制——需要被打破。在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身份政治都是目前人們看待大多數社會問題的視角。
（未完待續）
本文原標題為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載《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號，Vol. 97，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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