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娃、鄂蘭、莎樂美：為甚麼一定要標榜「女」哲學家？

要說人男女比例失衡最嚴重的人文學科，哲學系大概要首當其衝地中選了。雖說當代出色的女哲學不少，但是以整體數量而言，依然無法與男性哲學家相比。

由是者，似乎當一個思想家的生身性別為女性的時候，常常要在「哲學家」的名銜之前，加上「女」字標籤。要想像一個「女哲學家」的故事時，她的性格定當是無比強悍；為她拍照，也要凸顯她的眼光如何銳利傲人。

今次，我們為讀者們選擇了關於女哲學家的三套傳記電影，分別聚焦於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é）、鄂蘭（Hannah Arendt）與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身上。透過上述的電影，觀眾可以大致了解這三位「女哲學家」的生平。而在開篇看戲之前，觀眾或許需留意電影當中的某些共通情節：幾乎都會強調「女哲學家」在婚姻與學術之間的抉擇，並且將她們與自己家中營營役役的「典型母親」作對比；除了家庭壓力以外，亦著力展示她們如何與同為出色思想家的男性互相吸引，並且著力拒絕他們的「收編」要求，對於保持獨立自我的堅持，以及對於伴侶出軌的「大方」；電影中的不同人，總喜歡強調她們的聰慧，是因為有著「男人一般的腦袋」——似乎必須要具備上述的元素，一個「女性」，才能成為一個「哲學家」。

到底一個女性哲學家的故事，要怎麼說呢？一個「典型女性」——渴望家庭、會妒忌會怨恨，能否成為「哲學家」呢？

波娃與沙特的少年時代：《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 Les amants du Flore，2006）
這對哲學界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情侶——沙特與波娃。故事由二人在1929年夏天相識、結成學伴開始，他們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哲學系最聰明的學生，分別以第一、第二名的成績畢業。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坐落於巴黎左岸，同時亦是左岸文化的標誌性地點 ，亦曾經是這對法國哲學界「神鵰俠侶」一同工作、討論與朋友會面的基地。

電影中彷如金童玉女的波娃與沙特，成為當時巴黎一道亮麗的風景：

《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將重點更多地放在波娃身上：大學時期見識到女同學退學、被迫結婚、最後發瘋死去以後，「自由」成為她人生當中、在學術以外另一個最大的追求。她那幾段著名的情史，成為電影的故事主軸，配以個輕快跳躍的爵士樂，還原那個在黑白照片中揚眉回眸的犀利女子，一個脆弱、感性的愛人形象。

於是，我們在電影在看到那個愛戀波娃的才學與偏鋒、同時又為沙特求之不得的張揚少女奧爾加——她與波娃、沙特的三角關係，激發波娃寫下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女賓》（ L'Invitée）。還有就是波娃一生的最愛與夢魘——沙特。電影當中，沙特在二人同居第一晚就提出：「我是一個作家，需要激情、興奮、冒險，我需要『偶然愛情』」，向波娃明示自己出軌的「必要性」；被奧爾加拒絕以後，要求波娃幫助自己說服這個叛逆少女與自己發生關係；他永遠只記得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創作，任性妄為，讓波娃如妻如母地照顧，卻不願為這個聰慧又美麗的女子付出半分——當波娃因為與另一個女學生Nathalie Sorokine的關係，被指控誘拐未成年少女並且將要面臨終生註銷教師執照的懲罰時，沙特禁止波娃提出上訴——他害怕進一步的調查會牽連到自己。

《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大概稱不上一套「好的」紀錄片：故事的跳接來得太突然，人物形象方面，除了主要角色波娃以外，皆是輕描淡寫；對於波娃與沙特二人的學術見著亦少有提及——充其量，大概只能算是一套關於一對魅力超然的文化界痴男怨女的愛情故事。但是它依然有可貴的地方：當現在的人提起波娃與沙特的愛情關係，總愛以「自由」、「平等」、「知性」作為形容，甚或誇獎波娃的大方、獨立之時，《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呈現出的，卻是在這段看似「天作之合」的關係當中，那個寫下《第二性》而被推崇至女性自由、自強代表「神位」的波娃是如何付出、如何忍讓服從，猶如任何一個墮入愛河的小女人一般，甘於犧牲自己，成就那個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的任性男子沙特。

德國文化沙龍最耀目的閃光：《戀上哲學家 》（Lou Andreas-Salomé, 2016）
尼采、里爾克、佛洛伊德、保羅·李……這些名字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但說起他們的共通點，除了同為徳裔以外，還有一個「花生味」十足的事件——他們都曾經拜倒於同一位棕髮女子的石榴裙下，有過一番熱戀與智性吸引與糾纏。這個傳奇女子，就是俄裔哲學家、心理學家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

莎樂美是史上第一個女性精神分析師，同時亦是踏進女性性慾範疇研究的第一人。她的小說Hymn to Life深深打動了尼采，將之放進音樂當中；她在1916年發表的關於肛門性慾的論文，為弗洛伊德說推崇；里爾克手執花束在她樓下等候，送她寫最動人的詩篇。
 

當時德國最具盛名的思想家崇拜又迷戀這個才情滿溢的女人，保羅·李與尼采先後向她求婚都被拒絕了。與普通的「情愛中的女人相比，莎樂美更願意以「思考的個體」的身份與二人相處，提議三人組成學術公社（academic commune），一同遊學於歐洲。莎樂美、尼采、保羅·李的關係，大概能用那張著名的合照說明：相片中，莎樂美拿著鞭子坐在木車上，保羅·李，與出名厭女的尼采，則在前面為她拉車。

《戀上哲學家》嘗試還原這個傳奇的時刻：

由德國女導演 Cordula Kablitz-Post執導的《戀上哲學家》，以Ernst Pfeiffer五、六十年代執筆的莎樂美回憶錄為藍本，交叉剪接莎樂美自己的回憶片段、Pfeiffer聽到莎樂美的回溯性敘述時對她的反問，一方面以影像重現莎樂美人生的重要時刻：與牧師Hendrik Gillot的相識、得到他的啟蒙，以及拒絕他接近不倫的愛戀之心；在36歲時與年少十五年的里爾克相遇、相知，成為第一個稱呼里爾克為Rainer的人；求學時期巾幗不讓鬚眉，與保羅·李和尼采的相互吸引……

電影當中，尼采（非常肉麻地）用自己的酒神精神與莎樂美調情，一下子便被莎樂美反駁回去了：

電影中，莎樂美把自己的故事說得浪漫而傳奇，Pfeiffer卻常常「不識趣」地提出質問：當時的你真的有那樣深長的感悟嗎？那些情節在你的小說中，可不是這樣說的。莎樂美也不讓Pfeiffer獨尊「訪問者」的權力，本為精神分析師的她，常常在訪談開始之前探掘Pfeiffer的家庭與心理狀況——不論何時，她總要與對話的男性保持勢均力敵，從不願落至被解剖、支配的位置；在那個時代，這就是女人一般的人生處境。

保羅·李與莎樂美第一次相遇，便是討論叔本華與斯賓諾莎，因此互相吸引：

《戀上哲學家 》讓莎樂美重新成為Lou Andreas-Salomé自己：雖然她的名字現在已然無法與尼采、里爾克這些大人物分開，但是她的魅力與智性，才是令莎樂美的名字成為當時德國文化沙龍中最耀眼風景的原因。莎樂美捨棄情愛與婚姻，用生命見證了德國思想文化界最為輝煌的時刻，也見證了納粹興起時刻的嚴峻與殘酷；莎樂美就是莎樂美，她的生命，不為任何男人增輝，只為自己而閃耀。

平凡的罪惡：《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 2012）
你是否相信人生中存在著一個「特殊時刻」：你先前的人生經歷，似乎就是為了這個時間點中發生的事件而生；經歷了這個事件以後，你往後的生命走向，亦將出現不可逆轉的改變。德國女導演Margarethe von Trotta拍攝阿倫特的故事時選取的「特殊時刻」，對大家而言絕不陌生：1961年4月11日，在二戰期間德國執行清洗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審，鄂蘭以The New Yorker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導這場接近兩個月的審訊。

鄂蘭在出發前往耶路撒冷前，她的丈夫與朋友就耶路撒冷審判的合法性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鄂蘭在這場爭論中並未發表意見：

鄂蘭的報導，並未如讀者期待般著意描寫艾希曼的如何邪惡殘暴、如何狡猾，由是者理所當然、罪有應得地應該被判處死刑。她更多地留意到，整場審訊中控方律師與證人們戲劇性的表演成分、 艾希曼在答辯過程中展現出平庸、缺乏想像力，引用她在後來結集成《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報導中對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描述：「就像一個幽靈，在他的玻璃箱中更像是在篤信神靈的降神會中的物質化，甚至不讓人害怕。」

電影中鄂蘭庭審之後，向錫安主義者朋友Kurt Blumenfeld指出，艾希曼並不令人害怕：

鄂蘭認為艾希曼在審判中展現出一種西方哲學史裡從未討論過的現象：在旁人眼中，犯罪者犯下了極其可怕的罪行；然而直至走上斷頭台的一刻，犯罪者依然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性。鄂蘭由此總結，在艾希曼身上「這種與現實有隔閡和不思考，較之於內在於人的一切邪惡本能，可能招致更大的破壞——事實上，這就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審判中可以得到的教訓」。

鄂蘭筆下的艾希曼形象、對耶路撒冷大審訊的描寫，與公眾的想像產生巨大落差，認為鄂蘭為「殺人魔頭」尋找開脫的理由；平凡的罪惡（banality of evil）這個形容，亦未能滿足大眾對大屠殺罪行的譴責需求。The New Yorker為了尊重作者，還是將鄂蘭的報導原稿刊登——毫無疑問，讀者劣評如潮；以色列政府甚至半威脅性地要求她不要刊出相關的文章。

原籍德國的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鄂蘭，也許是撰寫這個世紀審判報告的最適合人選：德國猶太人的血統、身處美國的自由國度，這些條件都賦予她足夠近與足夠遠的距離，既理性又不失喪感情地審視整個審判過程。《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展示的，是鄂蘭撰寫《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過程，其中穿插她與其他學人朋友對耶路撒冷大審判的討論、面對的出版壓力，還有回顧片段展現鄂蘭學生時期與海德格的交往如何影響她後來的政治判斷。對《平凡的邪惡》一書有興趣讀者，絕不可錯過這套電影。

電影巧妙地將鄂蘭在《平凡的邪惡》中的論述，化用在鄂蘭與朋友的爭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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