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差別殺人（下）：沙林毒氣事件與少年A｜村上春樹 、河合隼雄
上篇：
原題｜他們為何製造「地鐵沙林毒氣」這場無差別殺人事件｜村上春樹 & 河合隼雄
轉載自｜上海譯文出版
1995 年 3月 20 日，麻原彰晃被指指示奧姆真理教成員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造成 13 人死亡。麻原彰晃另外也曾策劃 1994 年在長野縣松本市發動沙林毒氣襲擊，造成八人死亡，600 多人受傷等案件。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曾經出版兩部非虛構作品《地下》和《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 》，在整整一年之內，村上通過對大量毒氣事件受害者和奧姆真理教信徒的採訪，真實再現了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經過，以及奧姆真理教信徒、以及事件親歷者和受害者們的感受：
對於那位可憐的年輕職員所遭受的雙重劇烈暴力，即使身邊的人能明確區別那是來自異常世界還是來自正常世界，而對於當事人想必也不具有任何說服力。對他來說，不可能將兩種暴力分成這邊與那邊。作為我，越想越覺得二者性質相同——肉眼看得見的外形固然不同，但都是地下同一條根長出來的。
我想瞭解寫那封信的女性（們），想瞭解她的丈夫（們），作為個人。並且想深入瞭解產生如此雙重劇烈傷痛的我們這個社會的構成方式，瞭解事實真相。
——摘自｜村上春樹《地下》前言
二十三年過去，正義終於得到聲張，惡人終於得到懲罰時，與大家分享《在約定的場所：地下 2 》中，村上春樹與日本心理學者、學者、前文化廳長官河合隼雄的一篇關於人之「惡」的對談。
他們為何製造「地鐵沙林」這一毫無救贖可言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他們為何難以在現世中正常生活？他們追求的夢想國到底在哪裡？
當一些無差別殺人（傷人）事件也發生在我們身處的城市時，搞清楚現代社會包裹下，人內心陰暗的一面究竟有甚麼，才有可能避免再有更多的不幸發生。
村上：奧姆真理教一系列事件也好，或者神戶少年A事件也好，我都不能不從社會對其表現出的某種憤怒中感覺出異常的東西。所以我想，人是經常在自己這個體制中帶著惡那樣的東西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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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正是那樣。
村上：要是有人碰巧「啪」一下打開惡的蓋子，就不能不像看對照鏡一樣注視自己身上的惡。正因如此，我覺得世人才表現得那麼氣急敗壞。所以，例如把少年A相片在雜誌上刊出——為刊出還是不刊出相互爭吵，破口大駡。若讓我說，那不是本質性問題。我想應該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認真討論。然而問題氣勢洶洶去了那邊，成了情緒性憤怒的噴發。或者要把奧姆罪犯的父母裝進麻袋打死。我感到那豈不和復仇情緒差不多少了？反正就是要懲罰，或者說。
河合：大家都頂喜歡懲罰對自己沒有實際危害的某個人，因為如果作為自己的事看就不得了。「那種壞傢伙的相片刊出幹甚麼！」這麼一說，大家都心安理得了。
村上：去年見先生時談起惡，使得我思考了很多。我有個印象，就是惡這東西恐怕是作為人這一體制無法分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那既不是獨立的東西，又不是可以交換或單獨銷毀的東西。或者莫如說，我甚至覺得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惡又可能是善的東西。就是說，從這邊投光，其影子成了惡，從那邊投光，其影子又成了善。這樣，很多事情就能得到解釋了。
但也的確有僅僅這樣解釋不了的東西。例如無論見了麻原彰晃還是見了少年A，說純粹惡也好甚麼也好，反正覺得像惡性腫瘤那樣的東西忽一下子集結起來鼓湧而出的場合也是有的。想必那種東西就在體內，從而引起不妨說是「惡的照射」那樣的東西。這種印象很強烈。倒是說不太好……
河合：我想那恐怕還是因為我們的社會讓我們別看、別看、別看那種東西，別看過頭了造成的。這樣一來，凝聚變硬的東西無論如何都要噴湧出來。
比如說，A 少年事件發生時，以小孩子藏著躲著幹壞事可不得了為理由，把那一帶的樹木一砍而光。我聽了氣得不行。事情整個弄反了嘛！孩子們是在大人看不見的地方以孩子的方式幹著壞事成長的。無時無刻總是被大人看著才發生那種事的嘛！可把我氣壞了。我喜歡樹，光砍樹都夠讓我氣惱的（笑）。
都太沒見識了，以為看得緊緊的就能培養出好孩子，大錯特錯！自己總在別人監視下是多麼難受，這點想一想就不難明白的……
村上：關於這個，有人實話實說，不說的人也有。但聽加入奧姆的人講述過程中，得知成長的家庭環境有問題的人到底是有不少的。來自父母的正常關愛在兒時人格形成期間說亂套也好說不足也好，總之那類情況很多，我覺得。
河合：這地方非常難。不過若泛泛而論，的確可以那樣說。那是怎麼回事呢，這些人是要用腦袋思考的吧，而這麼一下子進到小匣子裡一個勁思考的時候，切斷思考流程的畢竟是人際關係，畢竟是父親或母親，是感情。如果那個動起來，就無論如何也不會進到那樣的小匣子裡。好像有點兒奇怪啊——這樣的心情就會發揮作用。
村上：就是說平衡感開始啟動。
河合：是的。平衡感。那種巧妙運作裝置（如果接受不到父母的關愛）就很難發育。
所以麼，和這些人說的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年輕人多多少少都那麼思考。為甚麼活著啦、做這種事也解決不了甚麼啦等等，這個那個認真思來想去。但那裡有剛才說的那種自然情感的流動，有整體平衡感的啟動，在那一過程中形成自己。可是，進入奧姆的人由於那個地方斷裂了，就一下子直接去了那邊。說可憐也的確夠可憐的。
村上：我聽了奧姆的音樂，強烈感覺出了那點。聽也根本聽不出好在哪裡。真正好的音樂是有種種陰翳的，是吧？悲傷啦欣喜啦等陰翳甚麼的。然而奧姆的音樂中完全感覺不到，只好像在小匣子裡叫個不停。單調，沒有縱深度。在這個意義上，說是mesmerising（催眠的）也好像未嘗不可。而奧姆那裡的人卻以為是好音樂，所以也才讓我聽。我認為音樂是和人的心理最為密切相關的東西，因此覺得那東西有讓人害怕的地方。
於是，我就「身體性」問了對方。例如做瑜伽會產生某種醒悟吧，但那歸根結底是物理性（physical）的東西。但在整個「新紀元運動」尤其奧姆真理教那裡，物理性和形而上學性（metaphysical）不由分說地結合在了一起。
河合：正是那樣。現代人無論如何都要從身體性中脫落下來，以致無論如何都變得頭大體小。所以，這些人認為必須恢復身體性而做瑜伽甚麼的。而且這些人有倏然貫通之感。那種開悟意識同一般日常意識之間沒有聯繫，利利索索兩相斷裂。或者說唯其因為沒有日常性障礙（barrier），這些人才格外容易開悟。而當那種開悟同日常生活中隔絕感那樣的東西合在一起的時候，事情就不得了。我們這樣的人就算暝想也根本開悟不了的（笑）。
村上：我也同樣。
河合：想必。冥想當中，總想甚麼時候結束啦想吃好吃的甚麼的（笑）。就是說，到了更普通的人那裡，滿腦袋都賺錢啦稅款啦，宗教甚麼的根本無從談起，那方面強大得多。這樣，生活勢必同「靈性」毫無關係。即使沒嚴重到那個地步，我們稍微搞一會兒冥想也因為有煩惱而很難出效果的。可是，「有煩惱而仍然爭取」那東西具有很大意義。不料，這些（去了奧姆的）人的煩惱世界卻又過於弱了。
村上：所以能馬上開悟，開悟得太快了。
河合：有趣的是，過快開悟的人，其開悟往往很難對別人有用。相比之下，「怎麼還不開悟呢？為甚麼只自己還不開悟呢？」——這麼千辛萬苦慢慢在煩惱當中開悟的人更對他人有所啟發。擁有相當嚴重的煩惱世界仍然爭取開悟，這才有意義。
村上：我也是。我在做體育運動的時候，有某種類似開悟的感覺。但並沒有從中發現精神意味，無非心想那種情況也是有的吧。說是說不好，估計是在同周圍的關聯中把握的。可是，這些人做瑜伽時一旦有了某種開悟感，就一口氣去了那邊，而且放棄了同周圍世界的關聯。這方面不單單奧姆，也是整個「新紀元運動」同樣存在的危險性，我想。
不過，即使沒有奧姆，遲早也必有其他類似偏執性宗教團體（cult）出現。我是這麼認為的。
河合：非出現不可，畢竟有多少具有那種才能的人。把那個巧妙地表現出來，必定有同樣的東西出現。
村上：那一來，再次發生同樣事件的可能性就很大。
河合：我想可能性絕對很大。所以，「只要不造成實際危害，出現也是奈何不得的」——這麼認為是解決不了甚麼的。只是，實際危害這東西的判斷是非常困難的。比如即使奧姆，最初出現的時候我也認為很有正面意義，以致當時評價奧姆真理教的人左右為難。
最初規模小的時候，一般都有相應好的東西。但組織變大之後，就無論如何都變得複雜起來。剛才也說了，越大整體壓力越高。
村上：不過，那裡越有「善的東西」，凝聚力那個東西就越能發揮作用，球也就必然越變越大。
河合：這是最難的地方。我想麻原起始階段也是相當純粹的，而且具有相當強烈的感召力。可是，剛才也說了，一旦站在某個組織的頂點，墮落立馬開始。這是極可怕的事。站在頂點，總有眾人期待的吧，不能不照著做，不能不妥協。而心裡又完全清楚遲早必然敗露，於是借助科學的力量蒙混過關。這樣一來，就已經是犯罪性質的了。
村上：如果真正是宗教天才，就能忍耐？
河合：天才一開始就不會做這種傻事。例如親鸞說「不收弟子」。儘管說了，但後來還是形成了那麼厲害的宗教集團。因此我想，從此往後，宗教性的追求恐怕只能以個人為單位進行。
村上：我好像和您看法不同，個人有那麼強大精神的人，在很多情況下恐怕不至於去搞甚麼宗教的吧？世間追求宗教的大多數人，想必是個人能力有限的人。
河合：不構築堅實的組織就可以了，例如沒有規則的散松組織之類。想集中就來，完了就散，類似這樣的東西。每次都臨時聚會。
村上：我怎麼也樂觀不起來。看奧姆的組織也看出來了，那裡必有專家出身的領導者（technocrat）那樣的人。世人都有疑問：「那樣的精英為甚麼會參加奧姆呢？」但我一點兒也不覺得不可思議。他們由於種種樣樣的原由而成了微型虛擬世界——而不是廣闊的現實世界——的精英分子。想必害怕踏上廣闊世界。哪怕地方再小，那類人也一定要去的。
河合：即使為了不再讓那樣的人出現，往後也必須使每一個人變得堅強起來。必須為此好好進行教育。現在的教育根本不行。教育必須考慮如何使每一個人堅強起來。不過麼，不去學校的孩子有十萬之多，這到底進步不小。文部省之所以容許，說明文部省也有相當大的變化。
村上：那是好事啊！我也討厭學校的。不過麼，前些日子有人在哪裡搞調查，我也看了。上面說讓日本人選擇自己喜歡的詞，結果「自由」排在第四或第五位。我麼，不管怎麼說都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可日本人最喜歡「忍耐」和「努力」。
河合：哈哈哈，那怕是的。日本到底是「忍」為第一。我總是忍從，是平成（平成：平成年間。）的忍者（笑）。
村上：不過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時不時懷有疑問的：日本人果真在追求自由不成？尤其採訪奧姆裡的人的時候，我切實感覺到了這點。
河合：啊，日本人大概很難理解「自由」這個東西的吧。「隨意」倒好像都喜歡，可「自由」都覺得可怕。
村上：所以我有個印象：即使對奧姆那些人說「飛出去一個人自由幹吧」，差不多所有的人恐怕都是受不了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處「待命」狀態，等待哪裡下達命令。對他們來說，沒有命令不是「自由狀態」，而只能是「暫定狀態」。
河合：正因為這才更沒有激情，是「逃離自由」。所以，要從小教育自由是多麼美好又多麼可怕的事情，這是教育的根本。我是真希望這麼做，卻怎麼也做不到。但要是會做的話，是做得到的。我喜歡那樣的老師，和那樣的老師搞過對談。會當老師的老師是讓孩子自由的，讓孩子做。那樣，孩子就會做得相當不錯。怪事也會做一點點的，讓他做就是了。
現在是一個勁兒往裡塞知識的吧？以致人生智慧部分的學習難免稀裡糊塗。日本人尤其嚴重，從上小學就開始「用功」。用功這東西是同人生毫無關係的東西。最近同唐納德·基恩（唐Donald Keene，美國學者，日本文學研究專家。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有《日本文學史》、《百代之過客》等。）交談來著，他年輕時為了拿獎學金而在數學方面拼命用功。數學是最能出分數的，最適合拿獎學金。至於用功到甚麼程度自是不清楚，只聽他說「那麼用功學的數學對我的人生毫無用處（笑）」。那怕是的啊，我說。
村上：我要求自己儘量找時間去法庭旁聽。但我看見那些成為罪犯的人時，他們犯的罪固然是罪，可我還是不能不感到可憐。雖說是自己選擇的道路，但畢竟精神上多多少少受到了控制。所以，關於法律上的量刑問題另當別論，而作為人的責任能夠追究到何種地步，我很難決定。見了那麼多的受害者人士，對那種犯罪我自然感到怒不可遏。儘管這樣，可憐感也還是頑強留了下來。
河合：關於日本許多BC級戰犯也同樣可以這麼說。
村上：說到底，可能歸結為體制問題。不過，狹義而集約式下達命令並讓人執行的體制這個東西，大也好小也好都是自然形成的。這對我是極其可怕的。為甚麼，那樣的技術秘訣（know-how）會忽一下子出現在那裡並且在較短期間無可抗阻地變得堅不可摧呢？這是個謎。只能認為有嗜好那種東西的力量自然而然或自縛式地發揮作用所致。確實和戰犯問題相似。無論怎麼審判都必有問題遺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