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rner Herzog 荷索導演天才瘋子集一身：我很早就明白我的宿命

他吃鞋子，跳仙人掌，走私軍火，徒步走完了大半個世界……他被捕，被射殺，被抓進醫院，被內戰牽連……
他是一個導演，有史以來唯一一個在全世界七大洲都拍過電影的人。
他拍流浪漢、拍賣商、電視傳道者、僧侶、熱氣球駕駛員、滑雪的木雕師、還有灰熊愛好者（最後被灰熊活活吃掉）……
他拍火山爆發、岩洞壁畫、燃燒的油田、冰冷的喜馬拉雅山、荒涼的南極雪景……他被稱作「天才」、「瘋子」、「空想家」、「電影史上最後一個偉大的幻術師」……以及其他種種稱呼。
他是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今年春天，他帶着他最經典的作品，來到中國大陸，我們有機會和他當面交談，瞭解他生猛彪悍的一生以及旺盛的創作力！

編輯：石鳴、倪蒹葭（一条）

狂人韋納荷索

德國導演韋納荷索今年76歲了。他微微有些秃頭，頭髮雪白，臉上帶着疤痕，但是依舊高大健壯，像黑森林中漫步而出的大熊。

他仍然保持着「空中飛人」的生活節奏：3月底剛剛來了一趟中國，陸續訪問了香港、上海、北京，辦回顧影展，和影迷交流，5月1號又馬上要出發去南美，在秘魯的亞馬遜森林裏帶學生拍片。

幾年前，他曾經遇到過一次飛行事故。落地前，飛機的降落設備突然失靈，機組成員命令所有乘客蹲下，把頭埋進膝蓋——緊急自救的標準姿勢。然而，韋納荷索拒絕這麼做，他的理由是：「如果我們活下來了，我想看看我們是怎樣活下來的，如果我們死了，那我也要看看死亡到來的樣子。」

萬幸的是，飛行還是平安着陸了。這家航空公司果斷把韋納荷索列入他們的終身禁飛名單。不過兩年之後，這家航空公司就倒閉了。

韋納荷索坐在一米遠的沙發上，跟我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微笑起來。拍攝用的強烈燈光映照出了他的疲憊，但是他的眼睛卻閃閃發亮，近看才發現是墨綠色的，很深邃，很有精神和力量。

他的新作《進入地獄》（Into the Inferno）是一部紀錄片，探索世界各地不同活火山。為了拍片，已經73歲的他，跟着科學家滿世界地去尋找正在噴發中的活火山：印尼、冰島、衣索比亞……還去了朝鮮。

去活火山口其實相當危險，因為無法準確預測火山何時噴發。片中拍了一座印尼的活火山，幾天之內，那座火山就發生了大噴發，韋納荷索從電視新聞裏看到，至少7人喪生，遇難地點就是他們當初的拍攝現場。

這不是韋納荷索第一次冒險了。不如說，他最有名的那些電影，都有某種瘋狂的元素，行走在生死邊緣，是對人類極限的某種挑戰。

物理學家在做實驗時，只有把材料放在極端的熱度、壓力或輻射之下，才能發現某種特定的金屬。我覺得同樣道理，在極端的壓力下，人們會讓你看到更多的人性，並讓你明白人類究竟是甚麼。

他的成名作《阿奎爾，上帝的憤怒》（1972），拍攝於秘魯的熱帶雨林。故事的主角阿基爾就是一個狂人，他是一名16世紀的西班牙軍官，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黃金之城，帶着一個小分隊深入南美叢林，路上不顧任何艱難險阻也要一意孤行，直到最後剩下他隻身一人，兩手空空。

主演克勞斯·金斯基以性格暴躁偏執著稱，拍片時，他因為對群眾演員玩牌的聲音感到不滿，抓起他的溫徹斯特步槍就向他們的小屋開火，三顆子彈穿透了屋子的牆壁，有一個人的手指頭被打掉。

當地的印第安人因為受不了金斯基，甚至向韋納荷索獻策，要謀殺這位演員。韋納荷索的辦法是以暴制暴。據說他用槍抵著金斯基的後腦勺，威脅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最後讓他乖乖拍完了全片。

「不知怎麼回事，別人都hold不住他，我是唯一一個hold住他的人。」韋納荷索說。

十年之後，他又回到秘魯叢林，和金斯基合作了另一部更加狂放不羈的影片《陸上行舟》（1982）。

故事的主人公懷抱着一種常人難以想像的夢想和行事邏輯：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商人，卻夢想着要在原始叢林裏修一座歌劇院，演威爾第、普契尼、瓦格納。為了籌得修歌劇院的錢，他要去叢林裏收割橡膠。而為了把橡膠運出叢林，他異想天開，要把一艘大船運過高山。

影片中，韋納荷索造了一艘真正的大船，並真的把這艘350噸重的巨輪拖過了高山。這部片子也成了有史以來最生猛的史詩片之一。

「把一艘大船運過一座山峰，有很強的象徵意味，我甚至都說不出象徵的是甚麼，但是我知道，每個人心底都有類似的夢想。」

韋納荷索早在1962年就拍出了第一部作品，短片《大力士》。

1984年，紀錄片《發光的山》（Gasherbrum - Der leuchtende Berg），他跟着兩位登山家去喜馬拉雅地區爬山，想一舉翻越兩座海拔超過8000米的山峰。爬山過程中，他們不搭帳篷，不帶氧氣，唯一的行李是一個雙肩包。

2004年，紀錄片《灰熊人》（Grizzly Man），他去阿拉斯加最偏遠的地方找灰熊。在毫無防護的情況下站在灰熊旁邊，他卻覺得無所謂，「唯一討厭的就是，離得這麼近，熊呼吸的口氣真的很臭。」

片子的主人公，一位灰熊愛好者，最後被灰熊活活吃掉了，他的女朋友也一起遇難。他們隨身帶着攝影機，灰熊咀嚼他們倆屍體的聲音被錄了下來。他們死了兩年，沒人敢聽這段錄音，韋納荷索聽了，而且還把聽錄音的過程拍了下來，用在了影片中。

「他的故事是一個人性的悲劇，帶着我們通常對野生大自然的誤解。」

2007年，他去南極拍了紀錄片《在世界盡頭相遇》（ 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去之前，他覺得企鵝已經成了南極電影的套路，因此「在我的電影裏，一隻企鵝也不要出現」。結果，他還是對一隻企鵝着了迷。

其他企鵝都是去海裏覓食，或者回到自己的領地，只有這一隻企鵝，反其道而行之，只見它拋棄了集體，拋棄了大海，拋棄了食物和水源，拋棄了棲息地，頭也不回地朝內陸群山絕塵而去。

「它不知道它走錯了方向，它朝着這片廣袤大地的深處而去，還有5000公里的路要走，終將難逃一死。」

然而，人們只能目送着這只企鵝走向自己的死亡。「即使你捉住這只企鵝，強行給它掉轉方向，它還是會立即轉身，徑直地走向冰山。」

怪人韋納荷索

韋納荷索很健談，很愛就各種事情發表自己的看法。美國大選結束後，他和媒體談特朗普，這次來上海，和我們談起了最近成為熱門的比特幣，及其騙局。用和他「相愛相殺」15年的金斯基的話來說，「哪怕你把他的喉嚨割開，他的頭滾到地上，無窮無盡的話還能繼續從他的嘴裏源源不絕地冒出來。」

但是他談甚麼都可以，就是不喜歡談他自己。任何探討他個人喜好的問題，都會被輕快地彈回。「我沒有自己的照片，也不想給自己拍照片，我從來不自拍。因為我不想研究自己。我自己一點都不重要，電影才重要。」

也許我們應該牢記在心的，是韋納荷索的與眾不同的童年經歷，對他具有怎樣的影響。

他有一個彪悍的母親。6歲時父母離異，他母親獨力帶大了他和他兄弟兩個。他四五歲時玩衝鋒槍，結果被後坐力掀翻在地，母親發現後沒有生氣，而是拿起槍，冷靜地對準大樹掃射。

子彈穿透了大樹，木頭碎片四射，韋納荷索嚇傻了。母親教他給槍上保險檔、裝卸子彈，教育他說，「這玩意的威力，希望你見識到了。即便是一把玩具槍，也不要對準他人。」

他出生於1942年，二戰正打得如火如荼。母親為了避難，帶着他從慕尼克搬到了一座鄉下的小鎮，又躲進了鎮子外的原始森林中。在那裏，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廁所，沒有電話，沒有任何現代人類生活必需的設施，完全與世隔絕。可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得以從現代文明的災難中倖存。

他最早的童年記憶，是眼睜睜地看着一座城市如何在一夜之間被炮火摧毀。「就在山谷的盡頭，你看到天空是橘色的，紅色黃色來回變幻，整個天空都在顫動。一座城市被毀了，可是竟然如此美麗。」

這種滅世一般奇詭壯麗的大災難景象，以及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態度，後來成為貫穿他所有紀錄片的核心。

2010年，他拍了3D紀錄片《忘夢洞》（Cave of Forgotten Dreams）。片尾出現了一條白色的鱷魚，因為受到附近核電站放射的影響，發生了白化突變。但實際上這是化裝效果，鱷魚並沒有受到過量輻射，也沒有發生突變，是韋納荷索「製造」出來的。

「製片人跟我說，你不能這麼幹，否則他們總有一天會把你送進精神病院。我說，好得很！我正盼着有那麼一天呢！」

「那些人說，你（拍紀錄片時）應該像牆上的蒼蠅那樣安靜、無涉現實，這些人全都是廢柴！他們拍出來的東西，我稱之為『會計師式的真實』，而我感興趣的，是能夠給人以啟發和提升的、真正的真實。」

為了向他的第一任妻子求婚，他走了1000英里。為了祈禱他的女神、也是他的電影導師能從重病中恢復健康，他又徒步了10000英里，從慕尼克走到了巴黎。

「徒步會讓人瞭解真實的世界。看成千上萬部電影，不會讓你成為電影導演，你必須有另外一面，正是這一面，使得你和現實世界掛鉤。」

韋納荷索自己有一個手機，但是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不用手機。他也不用社交媒體，網上有一個號稱「韋納荷索」的帳號，他澄清說是有人假冒的。他很認真地告訴我們說，他覺得對於發展創造力而言，花兩三個小時在地上挖一個洞，要比學會用任何app都有效得多。

「現在年輕一代的小孩一出生就生活在互聯網中，螢幕和網路成為了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時的天然篩檢程式，這其實很危險，一個人必須發展出自己的篩檢程式，這樣才能真正地探索世界。」

各電影劇照：

凡人韋納荷索

韋納荷索結過三次婚（「和我一起生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三個孩子，全都已經成年，大兒子已經四十多歲。他生活非常簡樸。「我擁有的東西非常少，腳上穿的這雙皮鞋，是我唯一的一雙皮鞋。我另外還有一雙靴子，還有一雙涼鞋。身上這件羊毛衫，也是我最常穿的，我一直就穿這一件。」

他喜歡詩歌，喜歡中國的唐詩，曾經夢想要當個詩人。只可惜後來他發現，似乎拍電影對他而言更有天分。「我很早就明白我的宿命，」他說他是一個命中註定的故事講述者，無論詩歌還是電影，都只是不同的講述方式而已。

不拍片時，他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嚴謹、古板、有序。他從來不服用任何藥物或致幻劑，「我一輩子吃過的阿斯匹靈不超過10片」，而他上一次醉酒是13歲的時候。他也沒有任何癖好，「一個都沒有」。

他並不是一夜成名。《阿奎爾，上帝的憤怒》拍出來後票房極差，一直無人問津，他差點以為自己再也沒有機會拍電影。直到三年以後，巴黎的兩家小藝術影院嘗試着上線，結果票房還不錯，影片陸續播放了兩年半，他的聲名才漸漸為人所知。

「但是那時也不火，直到十年之後重新發行，二十年之後又上線，才突然之間成為一部家喻戶曉的電影。總體來說，離拍出片子已經過去了35年。」

這部片子震撼了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促使他拍出了《現代啟示錄》。楊德昌因為看了這部電影，從工程師轉行當了導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從電影院裏出來之後的我，就是另一個我了。」

韋納荷索引以為傲的，是他50年來，拍了70多部電影，沒有一部超過預算，也沒有一部拖延過拍攝期限。「甚至還有六七部電影，我花的錢遠遠少於預算。」2個小時的成片，他只需要拍6個小時的素材。「別的導演也許要拍上450個小時，可是我只需要拍6到7個小時，就成了。」

19歲時，他因為沒錢買器材，從慕尼克電影學院偷了一部35毫米攝影機。他早期的那些片子都是自己想辦法籌錢拍的。「所以我很清楚每一分錢的價值。那個時候，我晚上在鋼鐵廠上夜班，當焊接工，白天則要去學校學習。你賺的每一分錢都是血汗錢，你非常清楚應該怎麼花錢。」

因為省錢又靠譜，韋納荷索和合作者們建立了一種長期的友誼。「和我合作，你不必心慌，也不必趕工，拍攝的時候，每個人都很清楚下一步會怎麼樣，和我合作的每個人都覺得是非常愉快的拍片體驗。」

「所以我才能一直拍片，拍50年。」韋納荷索說，「重要的不是能拍電影，而是能夠持續不斷地拍電影。」

他很高產，一年可以拍出4部電影。近年來，由於數碼攝影機更加方便，他雖然年事已高，但是產量不減，僅2016年一年，他就拍完了3部電影。但他從來不數自己拍了多少，他不在乎。

「也許我是一個世界上很少有的從來不做夢的人。」韋納荷索說，「我睡着之後基本不做夢，可能一年就一次吧，而且夢見的內容非常無聊，吃三明治啊之類的。」

「所以醒來之後，我總覺得少了點甚麼。可能拍電影就是我做夢的方式。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我今天做的事，大概就是開始拍一部電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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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一条」授權刊出。】